鞠躬尽瘁兴华夏，天下为公励后人，孙中山与资产阶级革命派

孙中山(18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他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用过“中山樵”的化名，后来“孙中山”就成为通用的名字。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孙中山青年时代就读于檀香山和中国香港的英、美教会设立的学校，在课余进一步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开始产生以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为榜样全面改造中国的思想。

在求学期间，孙中山结交了一批对清朝统治不满、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所顾忌地抨击时政，畅谈反清意愿，公开表示仰慕洪秀全，甚至讨论过要建立团体。

在这个阶段，孙中山联络会党，结交志士，试验炸药，考察山川形势，了解清朝军备虚实，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

1894年春，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项主张，但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在北上上书期间，孙中山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确信不推翻清政府，一切改革都无从实行。其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时机已到，决心把“倾覆清廷”的思想付诸行动。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指出，中国面临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兴中会的设立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会员人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

1895年初，孙中山回到香港，与旧友陆皓东、陈少白等商议，并与香港爱国团体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合作，建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中，粤籍华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起骨干和领导作用的是孙中山、杨衡云等受过西式教育、有反清意向的青年知识分子。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着手策划当年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起义。但被清朝官吏查悉，陆皓东等人被捕牺牲，起义计划失败，孙中山脱险后流亡国外。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公使馆人员诱禁。经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努力活动，英国政府立即进行交涉，报纸也报道了有关新闻。清政府驻英使馆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孙中山释放。“伦敦蒙难”扩大了孙中山在华侨中的影响，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更多了解和关注孙中山的活动。

1900年，孙中山筹划在广东举行一次新的起义。郑士良受命到惠州一带联络会党，10月初在惠州三洲田（现属深圳龙岗区）举义，但由于缺乏饷械而失败。这次起义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孙中山后来说，他第一次起义失败时，国内几乎没有同情者，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就有很多人关注了。

1900年春，孙中山委派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它是辛亥革命时期创办最早、延续出版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排满革命”，对促进革命思潮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创办革命报刊的热潮。些持有激进革命主张的人士还撰写、刊印了很多革命书籍，为革命大造舆论，其中以章炳麟(1869—1936)、邹容(1885—1905)、陈天华(1875—1905)的著作最著名。

章炳麟，号太炎，曾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期间5孙中山结识。20世纪初，章炳麟的政治思想从改良转向革命。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保皇党人把它们印成小册子，大肆宣传，影响颇大。

1903年5月，章炳麟写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论点逐条反驳，指出进行“反满”民族革命的必要性，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民智未开”“不可行革命”的论点。

章炳麟旗帜鲜明地主张以革命明公理、去旧俗、开民智，认为革命是救中国的良药，只有彻底推翻清朝，中国才能以独立国家的地位自立于世界。

邹容曾赴日留学，1903年出版了《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作序。《革命军》以充满激情的语言阐释革命的意义，歌颂革命的神圣伟大，揭露清朝统治的残酷腐朽，讨论革命的进行方法，号召国人起来进行反满革命，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出版后被一再翻印，风行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出版物。

上海的《苏报》刊登了多篇宣传《革命军》的文章，1903年，上海租界当局应清朝统治者要求查禁《苏报》，并到报馆捕人，邹容与为《革命军》作序的章炳麟先后人狱。

清朝统治者曾企图“引渡”章、邹二人，但遭到拒绝。案件拖延再三，到1904年5月，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后来邹容瘐死狱中。

“《苏报》案”引起很大轰动，清朝统治者无法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自身的专制、残暴、颟预面目也进一步暴露。

陈天华，在留学日本期间积极参加爱国革命活动，于1903年写成《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的基本思想都是要挽救国家危亡和进行排满革命，强调必须推翻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指出“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

两书以朗朗上口的说唱弹词和痛快淋漓的白话文写成，不仅在知识阶层，而且在一般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革命书报的出版方面，上海的地位特别重要，以上海、香港等城市为中心，逐渐形成了革命思想传播的网络。这些革命书报虽然在理论上还缺乏系统性，但却已经在青年知识阶层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各地革命小团体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1902—1903年间，各地革命志士纷纷酝酿成立革命团体，到1904—1905年，一批革命团体先后建立。

1903年11月，黄兴、刘揆一、章士钊等人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志士有四五百人。华兴会议定以“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式，以“直捣幽燕、驱除鞑虏”为目标。

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刘揆一访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到湖北、江西联络新军、防营，原定1904年11月起义，但事机败露，未能发动。重要骨干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流亡日本。

1904年7月，华兴会会员胡瑛与湖北志土张难先、刘静庵、吕大森、曹亚伯等组织科学补习所，对外宣称以“研究科学”为宗旨，实际上进行革命排满活动。华兴会的宋教仁等也加入了科学补习所，两个革命团体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1904年10月，陶成章(1878—1912)、龚宝铨、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在狱中的章炳麟对光复会的创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加入光复会的还有徐锡麟、秋瑾等人。

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为宗旨，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陶成章、徐锡麟积极联络会党和商、学等界人士，为日后密谋起义作准备。

此外，比较著名的革命团体还有1903年赵声、秦毓鎏等人在南京组织的知耻学社，1904年张通典、赵声、柏文蔚在南京组织的强学会，1904年陈独秀、熊成基、倪映典等人在芜湖组织的岳王会等。海外留学生和华侨也成立了一些革命团体。

据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海内外设立革命团体66个，绝大部分成立于20世纪初年。按地区分，华中华东32个，华南7个，华北6个，海外21个（其中9个在日本)。

尽管团体人数不多，都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分散性特点，且其中一些存在的间很短，但它们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为宗旨，成立后都进行了实际的等命活动。

这些革命小团体的涌现，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