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制策文即唐代制科考试留下的试策文，制策文既是唐代统治者取士选才的重要凭据，也是贯彻和实践文学政策的载体和引导和扭转时代文风的依托。

中唐制策文的文风一改初盛唐时期虚浮空泛的弊病，基于实用的特性不断朝着质实的文风发展，中唐由于受制于藩镇、宦官和党争的束缚，导致皇权旁落，促成了相对开明的对策氛围，子大夫的社会责任意识觉醒，所答对策多直言极谏，针砭时弊，制策文逐渐形成了谠直激切的文风。

一、中唐制策文风流变的历史

唐代制策文是一种囊括儒学、时策、智略、经术、史才、品德、文辞等因素的考试文体，具有较强的功用性和政治性，是傅绍良所言的唐代“政治意义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陈飞所言的唐代“官人文学”的典型代表。

制举制度是唐代科举制度中除常科之外最重要的取士命官制度，它可以算作进士、明经、科目选等常科的补充形式，但其地位相对较高。唐代制举继承汉代以来的察举，并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初唐是制科设立和完善的阶段，让制科发挥举贤的功用，解决人才之需是设立的首要目的，同时也有借以发挥“文德”政治的教化作用，这两方面功用目的，使得制举策问在言辞上表现出虚怀谦重的一面，但也因润色鸿业的需求，使策问表现出虚浮一面。

相较而言，对策多托言上古，追求辞采，浮华无依，虽然部分对策文表现出一种务实性，但就整个中唐以前的对策而言，尚辞采是主要的特征。对策的这种文风受策问的影响明显，统治者虽然屡次强调制策需务实，但士人的实践与这种要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

中唐以前的制举举行的次数和科目是远远超过中唐时期的，所留存的制策文却相对较少，尤其是高祖太宗两朝都没有留下可考的制策文，这无疑使一大缺憾。

高祖、太宗时期，制举已经实行，制举在高祖太宗时代就已经施行，太宗时代不仅举行次数多，而且所设的科目也已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时期唐王朝刚刚实现统一，建立稳固的王朝对人才需求较大，因为此时庞大的唐王朝急需大量的官员。

高宗、则天时代制举的规模空前，制举次数多，所设科目也是灵活多样，参加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这个时期的制举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已经获得很高的地位。

高宗、则天时代是制举发展和完善阶段，这时期的制举发挥着重要的举贤作用，但这时期的制举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制策文的虽然成为了重要的选才依据。

其中制策文的内容空疏，表现出虚浮的特征。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了玄宗时代，并逐渐发生了转变，统治者对文风的改革和扭转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二、制策文风流变的政治语境

中唐制策文的文风变化和皇权政治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制策文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政治文学，唐代统治者从施行“文德”政治的要求出发，给制策文规定了特殊的政治功用，从而规定了其最基本的文风导向。

从制策文的功用属性规定了其“质实”的特征，文德政治的儒学内核又规定了制策文要符合“雅正”的传统。可以说，质实和雅正是唐代统治者对制策文文风的主要规定。

唐初统治者的文艺政策对有唐一代的制策文发展指明了雅正质实的方向，但政策处于高悬的状态，还没能内化为一般对策举人的自觉意识，制策文的创作实际和理论出现明显的脱节，加上传统浮靡文风的限制和影响，初唐盛唐的对策文主要呈现虚浮空泛的特征。

但这种质实雅正的文艺政策一直为统治者所强调，到唐玄宗时代的策文中已现端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潘镇割据、宦官倾朝、皇权旁落，这个给对策举人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统治者问策求才心切，激发了应制举人“子大夫”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谠直激切，直切时弊，已然超越了质实雅正的对策传统。

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唐太宗的文德政治的施政纲领，文是儒家诗教之文，德是期复三代之治的理想，文学是儒家思想“文学化”的成果，文学在这种语境下被定义为肩负政治使命的载道工具，“雅正”成为了文学和个人修养的共通属性。

这是以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的共同默契，而这种对文学功用认同的默契是在君臣对前朝儒教不修而导致覆亡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建立起来的。

初唐统治者对文风的规定最先是从行政公文开始的，文德政治的推行通过公文改革推行开来，不仅行之有效，而且也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唐初对文学的风尚，太宗及其臣子就有着明确的要求，那就是是抑制浮华、推崇雅正。

贞观君臣对文学的政治规定可以看做是初唐的文艺政策和纲领，这种文艺纲领对政治层面的文学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抑制浮华，遵循雅正，有益政教。

这种文艺政策的规定在政治层面给有唐一代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种规定的看似是一种距离遥远的最高纲领，从具体的文学实践来看，这种文艺政策也呈现出被“高悬”的状态，但从最高统治集团的层面提出这样的文艺政策，对之后的文风走向及文学发展道路无疑具有意味深长的指引作用。

到了唐玄宗时代，制策的这种风气依然盛行了很长时间，毕竟，在则天时代的文学之臣在开元前期是主要的文臣。玄宗即位以后，依旧把儒家思想作为维护皇权统治的主要思想，文德政治被玄宗升华为至道理想。

三、皇权政治下的制策文风流变

中唐制科发挥着重要的实用功能，策问多以现实问题发问，鼓励举子建言献策，君主“纳谏思理，渴闻说言”“费虚文之无用者，奖至言之斥己者”，积极鼓励并要求举子极言时政之得失，献治国理乱之良策。

宦官决定皇帝的废立，以往的君臣共治的文德系统反倒成了畸形的存在，皇权逐渐旁落，宦官和藩镇横亘君臣之间，传统君臣关系变得微妙。

在这种尴尬而无奈的处境下，制举成为了皇帝寻求外援、向子大夫寻求治国良策的重要工具，此时的制策文不论是策问还是对策都以指实为主。

皇帝的策问表现出求才问策的恳切之态，中唐历任皇帝都在藩镇、宦官和臣子之间周旋，加上皇帝年纪都尚轻，缺乏执政经验和能力，不得不依靠选贤举能来培植自己的“门生”，同时通过选贤举能也可以“详求谠言，以辅不逮”。

中唐的帝王比起前朝皇帝来说，最大的处境难题就是皇权旁落，这是举人们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他们敢于指事而对是继承雅正质实的初唐对策之风，适应宽松开明的对策风气，直言极谏、谠直激切的对策之风的形成和皇权旁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初君臣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德政治规范，并在科举中上升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并对制策做出了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质实雅正的文风传统规定，这在一定基础上奠定了唐代制策文的文风发展的方向。

在唐代初期，由于受到前代虚浮文风的影响文风，这时候的制策文风普遍表现出虚浮的一面，但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高宗、则天继位君主都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坚持并要求着尚质尚雅的文风，这时期也不乏个别文风质实雅正的制策文。

到了玄宗时代，以儒为本的科举取士传统得以恢复，在“至道”理想的规定下，文学又成为了弘扬文德政治的重要工具，玄宗坚持文风必须符合文质兼重的要求，所以在制诰中多次要求举人对答要指事而对，这初步促进了制科文风的转变。

到了中晚唐以后，质实的文风成为了主要的制策文风倾向，这和历史、时政有着巨大的关系，皇权旁落，皇帝求才问策心切，激励举子畅所欲言。

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所拟的策问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问，从题目上就引导举人要指实而对，这激发了广大举子“极千虑，昧万死，当盛时，献过言”，形成了晚唐制策文激切、谠直的文风。

总之，制策的文风流变方面，统治者的文艺政策起着最直接的主导作用，从政治的规定来看，统治者将文学作为一种政教的工具，这似乎是将文学工具化或者说是文学发展的倒退，有违“文学自觉”的发展之路。

文学与政治似乎十分敏感，政治或是阻碍和制约文学的，可在唐代实际的情况确是，文学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文学在政治层面上是依附甚至丛属于文学的。

四、子大夫的创作实践与文风流变

在制举考试中子大夫是对策的主要撰写者，在上的统治者对制策的发展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虽然这种纲领性质的指导曾在一段时间内是呈现出高悬的状态的，但却为制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应制举人在撰写制策文的过程中理论上要遵循这种文德政治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它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中唐以前的是很难达到文德政治所要求的质实雅正的文风标准。

子大夫大致和士大夫的称呼相近，这种称谓在统治者的口吻下意味着入仕致政的可能和希望，这种称谓俨然把应制举人当成一个群体，并且实际规定着这个群体的一些共同旨趣和责任，比如关心国事，留心政事，渴望入仕，替君分忧，为民担责等。

中唐以后，子大夫成为了皇帝对应制举人的固定称谓，这种指称无疑对举人群体的塑造和凝聚有着直接的作用。而作为制策考试的子大夫，他们虽然个性突出，但在对策的语境下，即作为子大夫的身份上，他们有着鲜明的同质性。

但是在中唐以前，子大夫们的这种凝聚力和同质性还不明显，反映到文风上有的子大夫尚文辞，有的子大夫尚质实，所以对策的文风还未上升成为群体性的一致遵循。

安史之乱发生以后肃宗在战乱中登基继位，随即开设制举以求贤能，这时期的策问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问，而举人对策也将重心放在了解决君主疑难的方向上。

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几乎成为了制举的唯一指导思想，“子大夫”成为了皇帝对举人们相对固定的称谓，所以制策文风转变也成为了子大夫群体的共同意识。

在中唐，子大夫们对儒家经典的遵循不仅仅停留在在对经典的熟知和遵循，最重要的是子大夫们把这些经典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并逐渐演绎成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

总结

中唐以前统治者虽然屡次强调制策需务实，但士人的实践与这种要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所以制策多托言上古，追求辞采，浮华无依，尚词采是这一时期制策的主要的特征。

中唐以后，务实的策问引导着策问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问，而举人对策也将重心放在了解决君主疑难的方向上。安史之乱后，儒家思想几乎成为了制举的唯一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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