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部族管理,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研究,官职体系的职能变化


契丹北、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最早关注此问题的有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和爱宕松男,之后陈述、蔡美彪、何天明、刘国生、武宏丽等中国学者也开展专门研究。

北、南大王院的设置及发展

何天明、武宏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何天明在《试探辽代北、南大王院的职掌》中对北、南大王院的职能作了专门的考察,认为北、南大王院的职能虽然主要集中在处理本部事务上,但在北面朝官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对职能部分的叙述比较简略,并且未对北、南大王院的地位进行考察。

李桂芝分析了北、南大王院大王在皇位继承中发挥的作用。武宏丽对辽代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都作了考察,表明北院大王具有处理部族事务和参与国家军政两项职能,并且在辽朝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但其叙述只是以北大王院为整体,没有涉及南大王院,并且未从辽朝职官体系的角度探讨北、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变化。

可见,学界的研究多是对北、南大王院在契丹某一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探讨,但缺乏对北、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变化作整体性研究。北、南大王院作为契丹重要的部族机构,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从迭剌部析分而来。迭剌部是契丹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最为强大的一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

正是在迭剌部的支持下,耶律阿保机才从夷离堇升任为统治契丹各部的最高首领可汗,最终得以登基称帝。在他称帝之后,他的几个弟弟在迭剌部的支持下,于太祖五年(911年)五月发动了反对他的“诸弟之乱”“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平定叛乱后,出于对迭剌部的忌惮,耶律阿保机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北、南大王院的职能

在天赞元年(922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登基建国之后不久,以“迭剌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和“六院”两个部分,北、南二院由此产生。同时,两院被纳入两府宰相的治下,其最高部族管理机构的地位为两府宰相所取代。辽太宗即位后不久,于会同元年(938年)十二月,进行官制改革,建立南北官制,“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并建立大王府,北、南大王院地位有所提高。

契丹是依靠部族的力量得以建国的,可见部族是辽朝的统治基础,因而辽朝皇帝在处理国政时需要北、南大王院的协助。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归辽,之后辽政权的机构建设得到初步发展。在设置和调整统治机构的过程中,太宗升北、南二院夷离堇为王,北、南大王院成为辽朝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在朝曰北大王院”,北、南大王院大王成为在朝官。

此时,契丹刚刚得到幽云地区,耶律德光帝位尚未稳固,为保证政局平稳,他对北、南大王院大王“尝屏左右与议大事”,表明他需要北、南大王院大王在国家军政事务方面给予协助,体现出北、南大王院大王在辽初具有很高的地位。辽朝皇帝在政变之时,北、南大王院大王作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力量,在扈卫皇帝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辽朝皇帝的宫廷内部事务中,也需要北、南大王院的参与。辽朝在举办一些礼仪性事务时,需要北、南大王院的赞助。辽朝的“腊仪”规定,北、南大王院大王在举办仪式中要“进马及衣”。北、南大王院大王需要承担进献贡品的义务,应是体现部族首领对皇帝忠诚的需要。

在皇家举办的大型建筑工程中,需要北、南大王院大王分摊费用,北大王院大王普奴宁在统和元年(983年)春正月,“进助山陵费”。在太平八年(1028年)六月辽圣宗应北大王院大王耶律郑留的要求“诏以豪盛者三十户给其费”。表明对工程项目的赞助,并且组织各部族会亲事务是两院所具有的职能之一。可见北、南大王院大王具有处理礼仪、费用及会亲等事务的职能。

北、南大王院大王作为部族机构的军政长官,是辽初“四大部族”之一。北、南大王院大王手握重兵,承担着领兵出征的重任,其中镇戍边疆地区是其重要职能。

迭剌部在耶律阿保机尚未建国之时,就承担着戍卫边地的任务。在被析分为北、南二院之后,辽太祖分别设置夷离堇以统领之。两院夷离堇在辽太祖时期就率军出征,“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围忽汗城”。

辽初,辽太祖将北、南院夷堇安排在皇都和辽东地区,专门负责戍卫该地。皇都是契丹世居之地,而辽东则是辽太祖崛起的根据地,辽太祖安排两院戍卫两地,表明两院承担了重要的防卫任务。辽太宗在帮助后晋消灭后唐之后,“尽有山前后十六州之地。”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南北官制,北、南大王院大王得以借此提升地位,山前后之地则成为北、南大王院大王的戍守之地。

北大王院负责镇戍的地区“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归化州(唐武州,今河北省宣化)之北。” “西南至山后八军(云、应、蔚、新、朔等州军)八百余里。”对于新拓展的疆域,是需要北、南大王院大王负责帮助守卫的。北、南大王院大王戍卫在边疆地区,是辽太宗建立南北官制作出的贡献。

在中京建立前后,契丹开始以中京为统治重心,并在边防中专设了职官体系,为“北面边防官”。辽兴宗时,辽朝的五京体制正式确立,以此形成了完善的边防体系,北、南大王院大王也隶属于北面边防官。中京并非契丹内地,而是奚人的居地,属于边疆地区。辽圣宗开始向中京地区移民,使中京成为“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地,这应是迁徙了一些契丹人来此。

辽道宗在滦河设有行宫,此地大体上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沽源以东地区,在中京附近。此地发生了耶律重元企图推翻辽道宗的政变,最后在北大王院大王的军队到来之后得以解围。北大王院大王可能就在中京地区戍守,辽圣宗应是迁徙了北院的部民来此安置。辽中京建立之后,北、南大王院大王开始在边防体系中凸显其重要作用。辽兴宗时期“北大王……四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北、南大王院大王握有兵权,以此承担镇戍边疆的重任。

枢密院地位上升,两府也隶属于北枢密院,均纳入契丹的边防官系统中,成为辽边防体系的一部分。《辽史·百官志》记载:“北面边防官。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勍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

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五院司。六院司。已上上京(中京)路诸司控制诸奚。……南王府。北王府。……已上西京诸司,控制西夏。”详细看,这些官员似乎涵盖上京路之内容,故应为上京、中京及西京路诸司更为合理。这些官员地位尊贵,根据余靖记载,奚王府率军守卫山南,其地位与中京留守平起平坐,故此处应为上京、西京和中京共同记载,而奚王府则是中京路诸司的官员。

辽朝在建立五京制度后,通过五京来统治不同的区域和民族。有学者认为辽朝五京中有三京是依靠军路形成防御体系,不依靠部族,只有上京和西京是为防御部族而设置的,即二者存在由不同的力量负责镇戍的职责。但根据研究可见,上京和西京确实是有两院的驻牧地和镇戍地,但其他三京也有部族军队驻防。

根据前文考证,北大王院戍守地在道宗的滦河行宫附近,属中京地区,当地还有五院部、六院部民众居住。陈述曾考证,认为《辽史·百官志》中“北面边防官”中的“已上上京路诸司”是录自《契丹国志》:“上京路控制奚境,置诸军都虞候司、奚王府大惕隐司、大国舅司、大常衮司、五院司、六院司。”上京路做中京路,上字讹。

可见,在中京地区也有北、南大王院的军队驻扎,在上京、西京和中京地区,都有北、南大王院部族的驻牧地。两院在辽设立北枢密院之后,地位逐渐下降,其职能和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边防体系之中。而其“在朝”的意义即是传统的部族官,同时也涵盖了其作为边防官体的地位。

总结

综上,北、南大王院是辽太祖析分迭剌部而来。此后,随着辽朝制度的不断完善,北、南大王院的地位不断变化。北、南大王院的职能主要有维护皇权统治、镇戍边疆地区、处理本部事务三个方面。随着契丹制度的完善,北、南大王院在契丹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变化,由四大部族“在朝官”,最终成为卫戍上京、中京的“北面边防官”体系中的一员,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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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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