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古代关系史话(中),明代苏禄国东王葬德州,后裔入我国始末

接续前文《中菲古代关系史话(上),前殖民时代岛国菲律宾的“村国”状态》。

上文提到菲律宾的“村国”在明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明朝时期菲律宾的“国家”状态。

我们从明代的文献来看,明初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有“三岛、麻逸国、苏禄国”;正德年间成书的《西洋朝贡典录》记载有“苏禄国”;《咸宾录》记载有“吕宋、苏禄、古麻剌朗”;《明会典》中有朝贡国有“苏禄、古麻剌、吕宋、合猫里”等。《明史》记载有“吕宋、古麻剌朗、冯嘉施兰、苏禄”。清朝编得《明会要》有“冯嘉施兰、苏禄、吕宋、古麻剌朗”等。此外,郑晓《皇明四夷考》、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查继佐《罪惟录》等书中也有所记载。

根据综合资料,我们可以考证出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在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之前,菲律宾地区有以下“国家”:

在北部,原来的摩逸、三屿等国已消失。在今吕宋岛南部甘马粦省处有“合猫里”。又称“猫里务”;在今吕宋岛西部班丝兰省有“冯嘉施兰”;在今马尼拉一带有“吕宋”。这三个国家都在永乐年间向明朝进贡。《明史》记载合猫里“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饶鱼虫,人知耕稼。……商舶往来,渐成富壤”,说明当地重视农业和商业。

在南部,苏禄国还存在。在棉兰老岛上有“古麻剌朗”,亦称“麻剌”,大概在棉兰老岛南部的杜曼基拉斯湾及库马拉朗河一带,郑和下西洋期间由太监张谦率领的使团偶然间发现。在今棉兰老岛哥打巴托一带有“网巾礁老”。在棉兰老岛北部锡布盖地区有“沙瑶”。在棉兰老岛达比丹有“呐哗啴”。这些国家在永乐年间向明朝朝贡

古麻剌朗国王幹(斡)剌义亦奔敦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礼之如苏禄国王。……明年正月,辞还,王还至福建,遘疾卒。”斡剌义亦敦奔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把自己安葬在中国。明成祖以王公的礼仪将他安葬在福州,赐谥号为“康靖”。留下的陪臣与后代均改姓“葛”,并成为中国人。斡剌义亦敦奔的陵墓已经湮灭,估计原址在今福州市西郊凤凰池村以北茶园山一带。

明朝时期菲律宾地区的“国家”

苏禄国的势力则比以前有所扩大。洪武三年(1371年),苏禄曾出兵浡泥——今文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永乐十五年(1417年),该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等,曾率家属、头目三百四十余人到中国朝贡。据考证,东王治所在今苏禄群岛中,西王治所在今加里曼丹岛东北部,峒王之所在今巴拉望岛南部。

推测的苏禄国范围

从菲律宾地区的“国家”变化,可以看出来,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菲律宾南部逐渐比北部发达。这种情况应该同当时我国与菲律宾海上贸易的航线有关。因为在明代隆庆(1567一1572年)以前,我国的商船,是沿泉州—广州—占城(今越南中部)—悖泥而到达菲律宾的。菲律宾南部比北部更早更多地接受贸易品,故而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北部。

二、伊斯兰文明进入菲律宾地区。

最早有佛教和印度教文化传入菲律宾,有少许文献记载,也有一些考古实物。但是这些印度文化在菲律宾影响不深。

《明史》记载沙瑶、呐哗啴信奉伊斯兰教,是从马六甲传入的。第一个把伊斯兰教引进菲律宾的穆斯林传教士是加利马尔·马赫屯,他在西穆努尔岛的图比格-因丹冈修盖了菲律宾第一所伊斯兰清真寺,他死在锡布图。

1450年,阿布·巴克尔来到和乐,和巴京达的女儿结婚,成为第一个伊斯兰教苏丹。1475年,沙里夫·卡奔苏万到达棉兰老岛的哥达巴都,成为棉兰老的第一个伊斯兰教苏丹。

1390年,一位叫做巴根达的马来族酋长,率领一支装备有新式火枪的军队,从苏门答腊出发,进入苏禄土地。他们打败了苏禄土人,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王国。这个伊斯兰教王国,从时间上看,很可能就是《明史》所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访问明朝的苏禄王国。中国史书上所载的苏禄东王巴都葛 · 叭答剌可能就是这位巴根达酋长或他的儿子。因为巴根达、巴都葛都是由马来—梵文转译过来的不同译音,它们在马来—梵文中的原意都代表王族显贵的头衔,相当“王爷”或“亲王”的意思。

根据今苏禄王室提供的《苏禄国王室王位谱系图》,巴都葛·叭答剌是苏禄王室家族的第一代,而巴根达为第二代。

伊斯兰教就这样先传播到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以后又向菲律宾中部、北部传播。伊斯兰教成为菲律宾南部人民信仰的主要宗教。

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化有其历史意义,在1578年到1898年长达三个世纪的抗击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团结了南部人民坚持长期斗争,一再粉碎西班牙殖民者企图征服穆斯林的菲律宾人的美梦。

这最终也影响到苏禄国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三、明朝前期的“中菲贸易”。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乙卯……金猫里……各遣使以方物同爪哇使者来贡。俱赐文绮袭衣”。爪哇与金猫里来贡后,明成祖随即遣使前往菲律宾地区诏谕。郑和下西洋后,冯嘉施兰、吕宋、古麻剌朗和苏禄等相继遣使来贡,甚至国王亲自前来朝贡。

关于郑和下西洋是否到过“菲律宾”有一定争议。现在通行的郑和下西洋图不标到过菲律宾。明陆容《菽园杂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蕃,以通西洋。是岁九月。由太仓刘家港开船出海,所历诸蕃地面,曰占城国,……曰苏禄国。”这是郑和与菲律宾关系的唯一记载。

今菲律宾苏禄群岛贺洛岛上,有一“本头公墓”,据说是郑和下西洋的部将遇难后被葬在那里。但《明史》《明实录》等正史均无记载,故郑和是否到过菲律宾成为悬案。也许郑和的分船队可能到过菲律宾。但这也说明,苏禄国一直与中国关系比较紧密。

关于“本头公墓”,我国学者实地考察,本头公庙及其墓廓在苏禄首府和乐 (又译作霍洛)市郊外西北1.5公里处的巴笼山。山门两个大柱楹联上部皆清晰可辨,左上四字:震古铄金;右上四字:推仁锡福;其下部七字均系人为铲去,无法辨认。

四根巨柱及横梁上有累累弹孔,是西班牙殖民者15 世纪入侵苏禄国留下的历史印痕。当时苏禄的华人为保护这座古庙,在当地土著帮助下,共同抵抗入侵的西班牙人。1974年,菲律宾政府军与当地穆斯林冲突,本头公庙毁于兵火,现仅留下框架。所幸山门及本头公神像被当地老百姓从火中抢救出来,使人得以一睹其神采。

从本头公神像上缎带看,本头公祖籍河南新郑,姓白,是奉朝廷之命出巡西洋的军士,和郑和同时代。在苏禄西南海中的达威达威岛海港古城孟告也有一座本头公像。在本头公墓有一英文铭文,译文如下:

本头公,吾苏禄华人之先祖也。公本名曰白本亥(音),升天后被奉若仙君或神灵。本头公生前为中国最伟大之航海家郑和 (也即三宝公)麾下一名军士,公驾舟南渡至苏禄。

三宝公曾创下七下西洋之纪录,此中尚包括印度洋。三宝公首次下洋为六月十五日也,这一天遂被后人定为中国之航海日,以纪念郑和之功绩。

当明朝永乐三年,本头公与其宝船主帅三宝公一起,出海向南航行。船队抵达苏禄岛,本头公于岛上居住数年。当其仙逝后,便被埋葬于此。

民国年间,一位居住在苏禄首府和乐古城的华人以“隐善君”名义在菲律宾《华侨商报》发表了一篇白本头小传:

苏禄巴笼山之麓,有一古石城,城旁有清泉,中蓄鳄鱼一,长约丈。池旁草卉丛茂,人迹罕至。有小道盘蜒,可达城寨,城中弓、矢、刀、枪、木牌、古磁器,横陈地上,其旁矗立大理石碑大小数十,皆刻墨书汉字,言明成祖九年 (公元1412) 秋末,白本头及从者二十三人乘帆舟出洋,路绕爪哇,遇飓风,舟中绝粮,四日后到此。筑石城以居,凡十三年。与毛洛人三十余战。居七年,从者伤亡殆尽。毛洛酋长突而阿耳与公握手,言归于好。公居苏禄十三年而殁,公为华人最先来禄者,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苏禄侨民举行纪念会。

“本头公”是民间华人移居苏禄群岛之始,后来又有更多的华人来到此地生活。

明朝与海外国家是通过“朝贡”体系完成海外贸易的,具体手段之一是发给对方“勘合”,也就是允许外国来华贸易的符契。据《明会典》,明朝发给勘合的海外国家一共有15个,其中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就占了3个。

菲律宾地区的“村国”主要进贡当地方物。我们以苏禄国在永乐年间的进贡记录为例,苏禄国的“方物”也就是土特产有:真珠、玳瑁、珠壳、片脑、番锡、降香、竹布、绵布、荜茇、黄蜡、苏木、豆蔻、鹦鹉、蔗;苏禄国的进贡物品有:珍珠、宝石、梅花脑、米脑、竹布、绵布、玳瑁、降香、苏木、胡椒、荜茇、黄蜡、番锡,很显然宝石、胡椒非苏禄土产,应是苏禄国为进贡购买自其他地方。中国赏赐的物品有:赐印诰、袭衣、冠带、鞍马、仪仗、玉带、黄金、白金、罗锦文绮、帛、钞、钱、金绣蟒龙麒麟衣、彩绢、纱帽等。可见,明朝对待海外诸国朝贡的态度是,“西洋诸国,素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岁月。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后来,明朝改革朝贡制度,减少赏赐、降低招待规格、加强对贡使的管理、征收舶税抽分,诸番朝贡利润逐渐减少,朝贡活动由此大为减少,中菲之间的朝贡贸易也走向没落。

虽然朝廷禁止,民间仍有出洋贸易者。福建与菲律宾一水相隔,交通便利,双方海上贸易历史悠久。在欧洲殖民者占领菲律宾之前,福建商人每年都前往菲律宾贸易,运去生丝、丝织品、瓷器和棉布等各种手工业制品。民间有“若要富,须往猫里务”的谚语。

四、苏禄国东王葬中国、其后裔融入中国记。

永乐十五年(1417年)八月,苏禄东国巴都葛叭答剌、西国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者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明朝以接待西洋诸国规格接待苏禄来宾,“礼之若满剌加”,封三个苏禄首领为东王、西王、峒王,赐诰命、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赏给三王随从、头目冠带、金织文绮、袭衣。这样,中国与苏禄的朝贡关系确定下来

苏禄使团来华航线

九月,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辞别明成祖回国,明朝赏赐情况据《明太宗实录》如下:

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刺卜辞归,人赐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錦文绮二百疋,绢三百疋,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

苏禄使团沿运河南下,途经德州,东王突患急症,不幸于九月十三日病逝。永乐皇帝派派礼部郎中陈士启赶往德州,代表朝廷慰藉王子、王妃及苏禄使团一行。为表达对苏禄东王的哀悼,永乐皇帝特命按照亲王的礼制,在德州城北的“十二连城”西南,营墓立碑。

苏禄东王离京客逝德州

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月三日,苏禄东王的安葬仪式在德州隆重举行。礼部郎中陈士启宣读御制祭文。在祭文中,永乐皇帝赞誉苏禄东王“聪明特达,赋性温厚”,肯定东王访华对两国友好关系做出杰出贡献,盛赞东王的事迹“昭播后世,与天地相为悠久”,对东王的不幸逝世表达“不胜痛悼”之情。并按照帝王将相死后赠谥的成例,赐赠东王“恭定”谥号。“恭定”有恭敬、谦逊之意,是对明君、贤王死后的褒奖。

为让后人看到苏禄东王英容,永乐帝特命宫中画师,绘制苏禄东王肖像一幅,悬挂于王墓享殿中央,以供后人瞻仰。

苏禄东王墓旧照

安葬苏禄东王后,永乐皇帝对相关事宜做了妥善处理,命随团访华的东王长子都马含继承王爵,回国即位。准许东王妃葛木宁与东王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及从者十人留中国为东王守墓,“令毕三年还国”。

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留居德州六年后,东王妃葛木宁才提出回国请求,明朝“厚赐而遣之”。然而,葛木宁仅仅过了一年,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她又重返德州。从此,她便与两位王子在德州永远定居下来。

明朝对苏禄王守墓后裔给予“国宾”礼遇。第一,享有赐田、减免租赋徭役的待遇。明朝“恩赐十二城之(地),共祭田二顷三十八亩,永不起科”。对东王后裔的赐田,清代仍予保留。第二,享有俸钞钱粮之供待遇。明朝有制:“行户部,于德州常丰仓内,照孳生男妇每名口月给廪粮一石、布、钞等项”。第三,享有使役之权。因苏禄国信奉伊斯兰教,为照顾守墓王妃、王子的生活,明朝特意从历城(今济南)迁来三户回民:马丑斯、陈咬柱、夏乃马,“发给札符,着三户永远相兼看守王墓,供给王裔役使,耕种祭田,供王祀事,全永豁免杂泛差徭。”

王子安都鲁、温哈剌在德州定居下来以后,逐步习惯了当地的生活习俗,他们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其后辈分别取“安、温”为姓。

宣德三年(1428年),德州将历城拨来的夏、马、陈三户中的马丑斯、陈咬柱二户回民重新拨回历城县,另拨二户来为东王看坟守墓。这给王妃、王子带来很大不便。为此王妃和二王子安都鲁向德州和济南府提出要求,希望将陈、马二户回民重新调回。

济南府不敢擅自决定。最后,王妃和二王子安都鲁把此案告到北京礼部衙门,经礼部奏请宣宗皇帝批准,将陈咬柱、马丑斯二户重新调回德州,将后来的二户拨回。明朝严格规定,以后凡是有关苏禄东王墓和王妃、王子的一切事宜,皆由朝廷处理,地方官“毋台阶得擅变更替。”

从此,苏禄王留德州后裔与夏、马、陈三户回民共同生活,逐步融为一体。从守墓的第二代起,苏禄王族开始与德州当地回民通婚,第三代姓名完全与中国人相同。

明朝后期,苏禄王后裔已经与当地回民融为一体。为举行宗教活动之便,苏禄王后裔与当地回民在王墓西南侧共同修建清真寺一座,即北营清真寺。崇祯元年明朝礼部特发“札符”,任命苏禄王后裔温守孝为清真寺长教。

清初德州诗人田霡访谒苏禄王墓,写下《竹枝词》一首,其中有“白帽相迎余裔在,松门北是九江营”之句,描绘苏禄王后裔头戴白帽出门相迎的场景。这首词反映了苏禄王后裔已经融入中国回族大家庭。

清雍正年间,应苏禄国请求,清政府责成山东巡抚修茸苏禄王墓,而且以官方名义授予东王后裔正式的祭祀凭证。也就是这一期间,在德州的苏禄王后裔正式“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成为清朝编户齐民,从而结束了在华客居的生活,以回族身份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民国《德县志》记载了苏禄王后裔的生活习俗:

不饮酒,不吸烟,牛羊而外一切杂牲概忌不食,婚姻之形式大致与汉俗不殊,惟丧葬则大异。凡人死,用净温水遍洗尸体,殓不用冠裳,以白布裹尸,男三层女五层,三日必葬。不卜兆,不择吉,不用音乐,不用棺椁。开穴之后,以砖石砌成四墙,置尸其中,散以潮脑麝香等香屑,覆以木板,以土壅之。近亦有纯用木材制成棺式者,惟不用底,先置尸穴中,然后以此覆之,盖取土葬之意,此其丧葬形式之不同者也。其祭祀亦与汉俗异,每周年则祭,不用供献,祭时惟请教长之坟前诵经。

凡星期日必至清真寺礼拜,礼拜必先沐浴,然后服其上尖下圆之白帽。其帽名为礼拜帽,他时禁弗用。其星期以二十八宿牛娄鬼亢四星日行之。每年必有一斋月,是月白昼不饮食,见星而后食,名为封斋,至月尽则开斋。开斋之日,凡回教之人皆至清真寺,听其教长诵经毕,即交相庆贺如汉俗之岁俗,此又其祭祀礼节之不同者也。

北营清真寺还有一处特别受人们关注,它的窑殿顶砌有祭红瓷瓶一件。祭红瓷器始烧于元代,以明宣德年间烧制的最好,称为“宣祭”。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德州苏禄东王第15代孙安树德正在冯玉祥部下任团长。溥仪被逐出故宫后,故宫国宝失窃,安树德负责追查此案,祭红瓷瓶即为追回的国宝之一。

德州北营清真寺

抗日战争后期,安树德带头捐资整修苏禄王墓及礼拜寺时将瓷瓶捐出。后来,寺宇倾圮,祭红瓷瓶由苏禄东王第17代孙安金田取回保存。1982年整修礼拜寺时,安金田献出重置于礼拜寺窑殿顶上,被誉为“祭红宝顶”。为防止被盗,工匠特意将祭红瓷瓶砌于窑殿尖顶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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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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