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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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代封建帝王为了提升自身的素质涵养以及能力，从汉朝开始就设立了御前讲习。发展至宋朝，形成了一项完整的制度：经莛制度。为皇帝研读史经的官员也称之为“经莛官

宋王朝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是“重文轻武”，上至天子，下至群官，都表现出对于儒学的重视。

太祖设置讲席，令宗正丞赵孚讲解《周易》；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割据政权平定后，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此举为“实国朝经莛之史”。

南宋经莛吸收了前朝众多特点，形成了一项更加完善，实际作用更大的制度。

一、经莛制度前身，汉朝群儒讲经

古代帝王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既是最高权利的拥有者也是最高命令的发布者，执政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王朝的兴衰。因而帝王教育在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将儒学和政治紧密相连，为了更好的学习“儒学”武帝召集部分儒学之士进宫讲学，只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经常之制。

汉宣帝于石渠“诏诸儒讲 《五经 》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后人多认为“经筵之所始乎此”，将此次讲经认作经莛之始。

石渠又称石渠阁是汉朝天子的藏书阁，处于汉宫未央宫殿内。石渠讲经之后，诏群儒入内讲论经学开始成为常制，这也是被称为经莛之始的主要原因。

汉朝作为经莛的产生时期，制度虽未完善，但是这一阶段的形成的特点贯穿了整个经莛制度发展的始终。其特点主要有：

讲读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汉朝的“儒学”自武帝时期就开始作为“官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儒学经典也成为汉朝帝王的必修课程，其中《孝经》，在主张“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更是幼年天子的入门课程。

讲读人员的赏赐机制。汉朝儒士在讲经结束后，往往会获得赏赐，除了物质赏赐外，讲经甚得上意的还可以入内教授皇太子，这种特殊的荣誉也是赏赐的一种。

后代经莛发展延用了赏赐机制，并且屡有更新。

讲读人员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天子的大力推动下，汉代尊崇经师之风蔚然而起。讲读官员在御前讲课，虽为臣子，却有“帝师”之尊。

儒家又有尊师的传统，所以讲读官员的地位颇为尊崇。

具有固定的讲读场所。西汉的石渠阁，东汉的华光殿，都是著名的讲经场所。这些场所往往在禁庭之内。这一点也被后世继承。后代经筵均有定所，设于皇庭之内。

讲读官员具有劝谏之责。东汉讲经的张酣“侍讲屡有谏正，訚訚侍侧出于诚心”。在东汉时期，讲读的官员开始向皇帝劝谏，证明其职责有了新的拓展。

二、南宋时期经莛制度的完善

有宋一代，帝王整体的文化素养都比较高，这和完善的经莛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宋太祖在未统一全国时，就经常召见饱学之士，入宫讲学。

宋太宗即位后就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会建议群臣多多研读史经。真宗设立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官职将经筵制度推向制度化。

南宋绍兴八年，宋高宗结束了逃亡生涯，定居临安，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南宋荒废的各种制度开始重新被建立。

经莛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更加完善的发展。设置了管理机构，官员，规定了讲课时间以及讲课内容等。

南宋经莛的主讲机构称之为“讲莛所”。其主要职责包括，安排经莛活动，管理皇子们日常学习，促进讲义撰写，负责向讲莛官、执宰和记注官发放赏赐等。

南宋时期的讲莛所设置在资善堂内，是内诸司中的一个机构，其官员由内侍充。

南宋的讲莛官包括侍读、侍讲和崇政殿说书。

南宋时期的侍读由北宋时期的翰林侍读学士演变而来，南宋承袭北宋制度但是仅以“侍读”命名。

侍讲也是继承了北宋时期的翰林侍讲学士，初设于北宋真宗时期。侍读，侍讲同为七品官员，但是侍讲的地位实际低于侍读官员地位。

崇政殿说书的官员职位为从七品，官员的选择范围则更为宽泛庶官、布衣均有入选者。

南宋经莛讲学时，还有一类官职占据重要地位，记注官。记注官也是史官，记注官所记录的君臣讲莛活动最后都会被编撰成书籍。

终宋一代，经筵记注编写几乎没有中断。这也是现代人了解经莛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南宋时期的经莛时间是一年两讲，春讲和秋讲。春讲一般开始于每年的二月至端午节止。秋讲开始于八月至冬至止。不过南宋时期，政局动荡，秋讲时间会受到“防秋”的影响。

在秋天气候凉爽，马肥兵壮，往往比较适合敌军南下。“防秋”即为南宋为抵御敌军进行的防御工事。前期主要“防秋”对象为金国，后期是“蒙古”，因时间冲突，经莛秋讲会略有影响。

除了固定的经莛时间外，根据每位皇帝的需求不同，经莛时间也会有所变动。

北宋时期就有“二日一开经筵”的说法，到南宋高宗起就“单日、双日均曾开讲”，宋宁宗在位时 “欲增讲官至十员各专讲两日，一次五人上讲。

早二晚三，早讲殿上，晚小衫坐讲。”将一天中的讲学定为早二讲，晚三讲。明确规定了每位讲读官的职责。从此经筵讲学的讲读时间更充裕，对皇帝学习也更有帮助。

南宋时期的经莛讲读计划一般由经莛所安排，但是具体的讲读内容则由皇帝决定。开讲之前，经莛官员会像皇帝请示讲读内容，最终由皇帝钦定。

经莛讲读内容会从几个角度出发，即有利于提升皇帝个人素养的，有助于提高皇帝执政能力的，介绍历朝历代兴衰荣辱，帝王执政的得与失，回顾本朝祖先的治国经验等。

三、南宋经莛制度对皇帝的影响

南宋的皇帝几乎都很重视“王道”思想。皇帝们希望自己更加贴近“有道明君”的形象。因此南宋经莛更加注重对君王的“王道”塑造。

宋高宗就曾在一日经莛讲经之后，与张九成谈论“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遐谓是心足以王。联窃疑之。”

张九成回复：“陛下不必疑，疑则心与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见。此则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则华夏蛮貂根核鳞介与天下万物皆在陛下仁政中，岂非王道乎。 ”

借由牛事引申到华夏蛮貂，再到以仁政治国，令高宗相信仁政可以成就“王道”。

除了注重“王道”学习，南宋经莛讲学对于皇帝的施政也会产生影响。

首先，经莛讲学可以在皇帝施政的时候发挥信息渠道的作用。皇帝久居深宫，信息接收往往来自于，百官奏报，臣僚奏事等。

如果宰执大臣刻意隐瞒，皇帝很难获得有效的信息。南宋的皇帝就经常在经莛讲学的时候询问民情。

经莛官也经常借由讲读之便，向皇帝陈述当世之事。这样，经莛讲学实际为皇帝提供了一条可以了解民情，臣情，国情的可靠消息渠道。

其次，南宋经莛官之间的议论可以为皇帝提供治国良策。南宋赵鼎就曾劝谏高宗，“所当洛访于讲读之臣者，内则政事之得失，外则边事机筹”。

南宋的经莛官不仅要讲经，还要将理论结合到实际中，明确讨论现实存在的问题。他们也很热衷向皇帝出谋献策，提供切中实务的解决方案，这对于皇帝的执政显然是有利的。

南宋的经莛制度也会对皇帝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宋太宗起就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论，因而设立了台谏制度对“皇权”进行约束。但是台谏的监督相对会尖锐一些。

经莛在此就起到了和缓监督和提醒作用。

经莛官作为皇帝的老师，在讲读过程中引用前朝经典来寓意今朝之事，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对皇帝进行规劝和进谏。

皇帝有时也会主动向经莛官询问自己施政的过失，孝宗在经莛讲读结束后向经莛官周执羔说“卿有所言，肤未尝不行，联有过失卿当直言，有司之过失亦当言之”。

这实际上是给了经莛官言事之权。

结语

经莛的本质是为君主研读讲解史经，经历漫长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拥有了较为完整的制度。南宋经莛制度除了注重皇帝教育外，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也愈加明显。

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大环境。

南宋政局的混乱，也对经莛制度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同时经莛制度是针对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教育，宋朝之后的王朝也都存在类似的制度，直到封建王朝灭亡，经莛制度也随之消失。

参考文献：

《汉书》

《资治通鉴》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