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寺为何如此鼎盛，它的发展与如今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宋代，佛教虽不似唐时大盛，然而也一直获得持续的发展。两宋之时寺院经济发展愈加雄厚，僧官制度、度牒制度等更其完善。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以及三教逐渐融合的文化趋势，佛寺的数量与规模也逐渐增加、扩大，蔚为壮观。与此同时，佛寺的文化功能也便在宋代社会愈加明显地凸显出来了。

宋代佛寺的发展状况

经唐武宗“会昌法难”与周世宗灭佛之后，佛教遭受大挫，气象衰微。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便废止后周的灭佛政策，开始加以保护与扶持，于是佛教始慢慢复苏、发展。然而，宋代对

佛教自始至终保持审慎、理性的态度，类似唐代迎法门寺佛陀指骨舍利时举国狂热的行动，在宋代几乎没有出现过。而佛寺的发展也多以重建或修复原有佛寺为主，新建佛寺为辅，其总量维持在相对固定的状态。

宋代的佛教政策

从宋太祖在位时发布的有关佛教的政令中，似乎可以窥探出宋王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建隆元年六月辛卯发布的命令，这则诏令虽然没有延续周世宗景德年间毁佛的政策，但是也绝没有反其道而行之，大加弘扬之意，只能属于消极的保护政策。建隆二年闰三月庚午，太祖从扬州还驾，僧侣、道士纷纷夹路迎驾。

这一决策表明朝廷决不姑息僧侣中违背清规戒律者，然而又并未加以牵连，借题发挥。

因为佛家视佛典为释迦佛法身舍利，尊居三宝之一，亵渎佛经如同亵渎佛陀本身，决不可容忍。河南府尹将此事上奏，朝廷判决为“决杖配沙门岛”。由是可知，宋太祖既不容许沙门中有违法犯戒者，对世俗中恶意毁谤佛教之人也绝不姑息。这并不意味着宋太祖会大力扶持佛教。

北宋时期，佛教的确在持续平稳地发展，即使在后期也能保持在二十余万的人数。而同时期道教道士与女冠的人数则远远少于僧侣的数目。与唐代比较，唐武宗即位时，户部统计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而会昌五年灭佛前，祠部统计有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也差可说明宋代的佛教发展较唐代要“克制”得多。

北宋末期徽宗崇信道教，政和七年四月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受道士林灵素蛊惑，宣和元年便开始发布一些打压佛教的方法。

之后，又陆续对寺院的法器、佛像，僧侣服饰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与限制，乃至僧录司也改作了“德士司”。然而这些荒唐政策并未施行许久，宣和二年九月便“诏复佛号，德士复为僧”了。度徽宗用意，不过是迷恋道教太过，欲“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使佛教依附于道教而生罢了。

然而事实表明，这种荒唐行径根本行不通，虽然当时三教逐渐合流，然而任何一家也不具备包容其余二家的能力，每一家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迨至南宋，高宗皇帝针对崇佛与排佛两种对立意见时，表态说喜欢释氏。高宗认为两种意见都属偏激，故而他折中处理，依旧维护佛教，只是不许其过分膨胀昌盛，有损政权安定，财政收入。这种态度与宋初的太祖、太宗等人观点一致。其时僧人有二十万。后世孝宗、光宗等基本遵循这条原则，孝宗时还派内侍往育王山迎请过佛舍利。

后期国势愈危，宁宗、理宗等便更加乞灵于佛菩萨加持、庇护了。 综两宋之世，除徽宗时暂有打压佛教之举，其他君主都或扶、压并行，或偏推崇，总体而言，给予佛教的仍然是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因而，宋代的佛教在恢复元气之后，便又持续稳健地发展。

佛寺建筑的功能与文化

功能：寺院接待

院用于接待行旅的僧人或者普通行人，提供医疗、赠送药品的医药院，方便僧俗忏悔的忏院，施舍生活用水与民众的施水院等。为便于提供社会功能，寺院便相应地构造了不同的建筑，如礼拜弘法所用，忏悔受戒所用，生活服务以及装饰建筑等不同的建筑类型。

从诗歌中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到寺院的礼拜与接待两大功能。至于建筑类型则包括佛寺中礼拜弘法的殿堂，饮食斋饭所在的斋堂是诗人屡屡提及的对象。同样，文士下榻借宿的僧房在诗中也数见不鲜。

此外，佛寺中各庭院的石刻经幢、庑廊或殿堂墙壁上的壁画等装饰建筑，供文士题诗用的诗牌以及寺中的宝塔也常见于诗人笔端，如吟咏壁画。至于寺院的其他服务功能，诗人也偶有涉及，苏轼便有诗《安国寺浴》叙述自己在安国寺洗沐之事。

佛寺的三重文化

在文化学中，依据文化的抽象程度，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同心圆式的层次模式，而核心层则是哲学，“哲学是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文化模式或体系的理论指导，具有抽象性和指导性，是文化精神的最高层次”。佛寺文化也可以归结为三重，也可说是佛寺文化的三种美境，按抽象程度由低到高为环境美、艺境美与佛境美。下面分别论述。

环境美

环境美是自然山水与人为建筑融合后呈现的一种显性的美感。这种美是佛寺文化的基础，是其他两种“美”得以生成和发展的依托。游人到寺院中，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佛寺整体的环境美，寺院周围的山水，庭院当中的松竹、威严的楼阁，都是最先寓目的物象，而且许多诗人诗中首联第一句便是把这种自己直观感受的环境美给表现出来。涉及到经堂、楼、塔、钟楼等各类寺院建筑。

艺境美

艺境美是在环境美之上表现出来的显性、隐性的美感。宋时许多佛寺往往耗资甚巨，院落

动辄数十所，包括山门、殿堂、经阁、法堂、斋堂、钟鼓楼或者还有巨大华美的转经轮等各类建筑。为表崇敬，造寺之时，从殿堂内的佛像、佛龛、宝盖、璎珞、幢幡，殿外廊檐的彩绘、梁柱的雕刻，庭院中花木水石的布置，无不悉心构置，极尽恢宏庄严之能事，炫人耳目。

这种艺术层面上的审美，短时间内固然也可以感受欣赏，然而更需要长时间的品味琢磨，才能真切体味出来。而且，这种审美能力并非所有人都能具备，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的游人才能加以欣赏与体味，故而，在这一层审美活动中，文人士大夫阶层才当得审美主体。

诗歌中留下了许多诗人对寺院中精美壁画、幽静庭园、宏伟殿阁的由衷赞叹，如前文所引南宋何耕便记叙了与罗宗约保护一幅文殊菩萨画像之事。

若非具备一定书画修养者，普通人如何能慧眼识珠呢？此外，寺院建筑、壁画、园林等艺术，从艺术的本质而言与诗歌的文学艺术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相通相生的关系，宏大庄严的殿堂与清幽别致的庭园给人的感觉自是迥乎有别，那么诗人行走期间的吟咏，便不自觉表现出对外在艺术环境风格的折射。

陈允吉便探讨了佛寺中“奇踪异状”“阴森可怖”的经变图、地狱变相图，以及热恼险怪的曼荼罗图等壁画对韩愈审美取向的濡染。这些图画元素进一步渗透到韩愈的诗歌中，无论其诗歌的布局章法，还是诗歌的意境，都带有浓郁的佛寺壁画色彩，从而促使韩愈形成了其“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光怪陆离、浪漫荒诞的一面诗风。

佛境妹

佛境美建构在环境美、艺境美之上，是最高层次的美境。感知第一重环境美的条件只是一双眼睛，品味第二重艺境美要加上艺术修养。至于第三重佛境美所需的条件，除却前二者，还必须有深厚的佛学修养才能充分领略。佛境美的感知只得依靠个人自身的感悟，而非语言文字所能传达，不同文化素养的人所能感悟的境界各不相同。

佛境美，首先从浅层次来看，体现在显性的、直观的一系列实物建筑上。每一座完整、封闭的寺院都可以看做是中庄严的“极乐净土”“华藏世界”，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才子学士，还是贩夫走卒，看到华殿宝相、听到佛号洪钟、闻到梵香莲气，都会或多或少感受到佛寺中迥异世俗的庄严、清净氛围。

次则，佛寺中的大小物象譬如香案上陈设的器具、供养的香花灯烛，佛像旁悬挂的庄严幢幡、放置的木鱼铜磬，或是殿堂高悬的匾额，在佛家看来都是为世人“表法”。即这些物事都象征着某一佛教教义，比如上香提醒人“戒定真香”，灯烛表“智慧”，花果则象征“因果”。

如此，整个佛寺建筑在其实物之上，都蕴藏着深厚的佛教含义，若非对佛教有所了解，否则便无从体味这层深意。再次，佛教中固然存在礼佛拜忏等多种宗教仪式，这在佛寺中屡见不鲜。

但是，同时佛教典籍中也蕴含着对宇宙人生丰富而系统的哲学思考，分别存在于隋唐以来佛家的各大宗派的经典与论述之中，这便是最为文人士大夫所欢迎称道的“佛法”。唐宋时，在诸宗内最为兴盛的当属禅宗，提出了“本性是佛”“顿悟成佛”“明心见性”的观点。

宋代禅门愈盛，文人士大夫也多喜谈禅论法，有些甚至以佛学为家学。这些文人每到佛寺往往喜欢与高僧参禅，从水月、草木当中体悟，文人士大夫的参禅论道，是佛境美的最深层次。

环境美、艺境美、佛境美是一座佛寺的三重文化层次，然而三者并非各自独立，壁垒森严，而是相互交融，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寺文化。

这种圆满宏达的文化魅力，深深吸引着宋代众多的文士，让他们心向往之，流连忘返。在诗歌中，文人往往喜欢为佛寺创造许多美称，其中有些直接来自佛教典籍，如化城、祇园、金园、伽蓝、招提、兰若；更多的则是将佛教文化本土化后组成的词汇，仁祠、梵宫、绀宇、禅宫、宝坊、青莲宫、莲界等，均属此类。

这些美称形象鲜明，寓意祥和，具有浓郁的佛教特色。文人作为香客，行走在佛寺中，他们是审美主体。然而，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士与其诗歌也便组成了佛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宋代佛教延续了唐时的辉煌，佛寺发展遍布全国。在时代思想与佛寺文化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与佛寺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在寺院中举行各类文士活动，与禅僧相往还，创作了大量的诗篇。

笔者从二十五万首左右的宋诗中，限于时间与精力，共检索得五千余首与佛寺相关的诗歌。这五千余首诗歌内容丰富，涵盖面颇广。笔者仅就学力所及，对宋代诗人与佛寺的情感关联、宋人佛寺题咏之诗的主旨内涵与艺术风格等问题，从宏观上做了初步的探讨。从整体而言，此类诗歌大约具有文学与文化等两大方面的意义。

佛寺是这些诗歌的主要创作场所，寺内大多风光秀美，彰显着极浓郁的佛国气象，蕴含有微妙的禅意。

在诗歌创作时，诗人将禅意象化、文学化，融汇于风景与建筑的描写刻画中，使诗歌呈现出或清幽窈窕、或大气恢宏的风格面貌。此外，许多诗歌还运用了佛教中的诸多典故，具有非常浪漫瑰丽的文学色彩；同时，诗人也往往将其细腻丰富的情感倾注在诗歌中，从而使得全诗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摇曳多姿，颇耐咀嚼

从文化的角度看，佛寺本身具有环境、艺境、佛境等三重文化，它们对诗人的创作具有根本性质的濡染与激发作用。而诗人留下的诗篇，反过来又会融为佛寺文化的一部分，二者相通相生，所谓“寺以诗名”。有许多的佛寺因为诗人的吟咏而声价倍增，如金山寺、甘露寺等，这些诗歌也便熔铸到了佛寺文化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文化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