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日名与政绩有关，带有褒贬色彩，已具有谥号的性质

文/魏鸿雁

摘要：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表现与政绩，结合天干本义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已经具有了谥号的性质。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是中国最早的纪事文体。殷代的卜辞纪事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结构，在记述所发生事件时，先举事件发生的“日”，然后再记事件。甲骨卜辞绝大多数占卜的日期是非常明确的，而其纪日的方式一般是通过干支的组合明确祭祀的日期。如“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己酉卜，黍年，有足雨”等。殷人为何要用干支纪日，学者有多种推测，日本学者贝塚茂树认为与殷商人对太阳的崇拜有关。由于太阳在殷商人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在卜辞中他们才将其置于辞首：

此种刻写不是将人世发生的事由人来写，而是将人们问神的言词即贞问当作中心内容，同时将进行占卜的日时和贞卜的巫师名一起刻写上留存后世的。因而它不是俗界的记录，而是神人之间的神圣的记录……所有的天地自然、人世间发生的事情都在太阳支配下，因此为了记述这些，必须首先要把十干记清楚。在此种观念之下，记述是由日的干支开始，便产生了将事件和发生的日子结合起来写的殷朝史官的公式的记录形式，把这个固定下来，便变为历史记录的一般的形式了。

其实不仅在殷商人心目中，太阳在世界许多民族先民那里同样地位至尊，甚至被作为图腾神，这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遗址中随处可见。只是在殷商人的认识世界里，“日”不仅是记述时间生命的符号，还是判断人的行为吉凶与否，进而指导人的生活的关键要素。殷商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是由上天安排的，他们要通过卜问上天、先人来决定其行为是否可行。这也许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体现方式吧。我们且不论干支纪日是否与太阳崇拜有关，殷商人把纪日与占卜紧紧结合在一起，就等于把时间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时间与上天的旨意相联系。由此，用来记时的干支符号当然就有了神圣的意义。

中国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人们最初对时间的认识主要与自然相关。古人最直观的时间意识是对季节气候的感知，在观察自然物候变化的经验基础上，人们产生了时令意识。早期的岁时是古人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岀来的时间系统。但由于上古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他们往往会把自然力量神秘化，认为是来自上天的安排。《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昊天无言，却掌握着时间的威权，安排着人事的秩序。人的活动应当顺应天时：“故作大事，必顺天时。”“敬天顺时”成为古代人事的通则，否则上天就会降下凶咎，使四季失序，星辰乱行。在日常活动中，人们往往以时令祭礼以愉悦天神，襄助人事。商代的周祭习俗中商王和王室贵族采用五种祀典对于其先祖轮番祭祀，遍祭一次以后再周而复始地进行下一轮的祭祀，其祭祀的日期就是严格依据天干来排定的。对那些没有按既定时间进行祭祀的行为，还受到人们的批评，如商王纣灭亡的一条罪状就是他“祀用失时”。上古岁时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味，“一、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感受是神秘的，在人们的知觉中，节气时令往往代表了一种神秘的宇宙力量；二、人们所从事的岁时活动主要是宗教祭祀的内容。祭祀是上古人们调节、联系、沟通人与神秘自然的重要形式。”

殷商人用干支纪日说明了干支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相比而言，“干”的地位更重要，在卜辞中必不可少。而且，商代帝王多以十干纪日符号为名号来命名，这种制度通称日名制，天干成为一种特殊的系统符号。关于日名制形成的来由，古今学者的考释结论多不相同，而旦随着甲骨考古的深入，异说越来越多，结论反而愈加不清晰。概括起来这些观点主要有生日说、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次序说、卜选说、庙主分类说、内婚制说等。日名制的考证虽然众说纷纭，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其论证焦点主要集中在是根据商代帝王生卒日而立还是身后选定。由于现有资料未有明确的相关记载，要探究日名制的来由只能从商代帝王世系、历史文献和甲骨卜辞中寻找依据。

观商代帝王世系，以日名为号者自上甲开始，其前的商王名号则没有什么规律。王国维考证《史记》所记载的上甲之前的商王振就是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王亥，如果此论确切，则王亥确实是商代帝王中最早以辰即地支为名号的王，之后就开始变成日名制了。从上甲到太乙成汤七王，《史记》等史书记载的顺序依次是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太乙，王国维据卜辞致祭商先公先王的顺序，认为报丁顺序错误，应当在报丙之后。上甲之后的七代商王则基本是按日名顺序排列。此说颇有道理。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商王名号就不是商王本名，而是后世追号；因为如果按生日或死日为号的话，这些商王的生日或死日的顺序齢正好符合天干排列顺序，这近乎不可能。据《竹书纪年》，商王大多有他们的本名。如果《竹书纪年》所记属实，则商王的天干名号必非商王之名，但是由于古今学者多有怀疑《竹书纪年》的真伪，因此商王日名是否是商王之名也只能暂时存疑。

由此可知，商王以天干为号可能是从成汤开始，前面诸王可能是成汤追封，而这种追封可能上溯到上甲止。殷人祭祀其先公可能是从上甲开始。王国维引《鲁语》云：“上甲微能帅契者也。殷人报焉。”另外，从名称看，主壬、主癸的“主”，卜辞中一般为“示”；上甲之前卜辞中也几见“报”。“报”“示”都有上奏、告知的含义在内，多用为祭祀时的敬辞。所以，早期商王的名号应该是祭名，但此祭名不一定就是根据生日或死日命名。成汤之后的商王日名没有早期明显的顺序，情况比较复杂，还不能轻率地得出结论。但大致而言，太乙之后的商王名号仍基本按干支顺序循环，特别是在兄弟相继的几代间表现较明显。这也证明商王名号是有一定顺序规律的，那么按生日排列名号的可能性就更小，因为弟弟的出生天干不一定非得生在兄长天干之后的日期，而一般往往是混乱的、无规律的。

商代卜辞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卜辞对王子或王妻的称呼，生前称名或族氏，死后亦可称名或族氏，也称日名，但日名只用在祭祀庙主的卜辞中。如文献中记载的武丁的太子名孝己。《竹书纪年疏证》引《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庚甲卜辞中有“兄己”被祭祀，当是祖庚、祖甲之兄即孝己。“己丑卜，行贞：王兄己岁，规亡尤？”（《前》1.40.5）曹定云认为“孝己”就是卜辞中提及的小王“王卩”。又如武丁之妻妇好，在武丁时期卜辞里直称妇好或好，而在庚甲之后的卜辞里则也称妣辛。如：

贞：乎妇好虫口？《乙》5086

辛巳卜，贞王宾武丁奭妣辛O，亡尤？

辛亥卜，贞王宾武丁奭妣辛O，亡尤？

在妇好墓发掘的铭文中，有妇好、司母辛等铭文，学者一般认为是司母辛即妇好，辛当为妇好庙号。卜辞中妇好的祭祀日为辛日也可证明此说。如：

己亥卜，辛丑妇好祀。《合集）32757

由卜辞中的这些例子可知，日名不仅用于商代天子，也用于商王族成员，而天干名一般为其死后祭祀时的名号。这种情况也可见于商和西周时期的铭文中。容庚对商周彝铭考证认为，彝器铭文的句式，常见通例是“某甲作某乙器”。其中“某甲”一般为作器者之名或族名，“某乙”则一般是作器者的长辈，最常见的表达词是“父（或母、兄）+天干名”，如父乙、母辛、兄己等。这些青铜器皿应该是作器者为了祭祀先人专门铸造的彝器，而这类彝器以天干称呼的一般是已经去世的先人。可见，日名当是商王死后的祭名。至于其祭名如何得到，我们已知并非按生日、死日排列。李学勤曾提出卜选说，认为“殷人日名乃是死后选定的”。卜辞“作小O日，X癸”，李学勤认为是定小O的祭名为“癸”，“帝日X丁、X乙、X辛”则是武乙选定“丁”为其父康丁祭名的记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惜例证太少，也不太明确。但他认定是死后选定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商王以天干为号一般出现在其后代致祭的卜辞中，因此自大乙以后商王的祭名应该是他们的继任者选定的名号。如果商王名号是死后选定的话，其中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不同的商王，究竟应该选择十天干中的哪一个作为商王的祭名呢？选择的依据是什么？难道是像掷骰子那样随意或按天意选定的吗？商王和天干是如何构成关系呢？如果不是根据生日或死日选定的话，就应该有别的依据。李学勤所举例武乙为其父康丁选定庙号是由三选一确定的，这里的三天干又是如何圈定的呢？只有这些疑问解决了，卜选说才有合理的理由。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商王世系，其中似乎还隐藏着一些规律。最初以天干名号的帝王，其祭名是按甲乙丙丁的顺序排列，而排在第一的上甲以天干之首的“甲”名号，这说明商王的天干名号与十天干的名称和顺序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天干名称及其来历进行考证，来确定商王以天干立号的理由。

对于干支字初义的解释，文字考古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最早对干支做出解释的是汉代的学者，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进行了系统的注释。这一注释遭到现代学者广泛的怀疑。他们从字的形音义甚至从天文地理考察，虽有一定道理，但多基于推测。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割裂了干支之间的联系，把干支变成了互不相干的词语，使它们支离破碎。这与古人立干支的本义相悖。相比而言，许慎的注释虽然受当时流行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把干支与自然、人体乃至方位关联，确有牵强之处，但他把干支与自然时序结合是符合早期人们对时间观念的认识的，因此是主要可依据的解释。

甲，《说文》：“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孚甲”义为种子壳。《说文》：“孚，卵孚也。”《史记·律书》也说：“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甲像种子初发，欲破壳而出，为万物初始之兆。所以甲为天干之首，意指开端之义。

乙，《说文》：“像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乙就像春天的草木刚刚破土而出，崭露头角，但仍未完全摆脱坚土束缚，其枝叶扭曲。但此时毕竟已破壳而出，初露生机，故《史记·律书》释曰“言万物生轧轧”。

丙，《说文》：“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入O。一者，阳也。”丙，甲骨文一般写作O或O，似日光照耀，是炳的本字。丙应该是形容草木生长繁茂，充满生机的样子。

丁，《说文》：“夏时，万物皆丁实。象形。”甲骨文为口或O，旧注多以丁为钉的本字，实际是夏天草木结籽挂果之象。树木结果表示树木高大丁壮，预示着成熟，所以后世表示已成年的男子。

戊，《说文》：“中宫也，像六甲五龙相拘绞也。”六甲五龙相拘绞，意指各种动物互相缠绕，也是生物生长旺盛之象。

己，《说文》：“中宫也，像万物辟藏诎形也。”许慎此说不明，似指秋天天气转凉，草木不再生长，开始收敛定型，动物准备避藏之处。

庚，《说文》：“位西方，像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庚庚，成实儿。”庚指秋天草木成熟时籽粒饱满、果实累累的样子。

辛，《说文》：“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岀。”草木成熟则果实转坚，根皮变厚，食之味苦辣，如金属之味。这是植物趋于老硬的转折。

壬，《说文》：“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像人怀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与巫同意。”壬像生物怀壬之形预示新生命的开始，也预示着旧的生命的即将结束。

癸，《说文》：“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像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揆度，度量。癸，紫形，许慎说是指冬天水土平整，可以度量，应该是说冬天气候干燥，土地干裂。所以，癸是指冬天万物凋零，枯干败灭之义。

《说文解字》在解释天干时基本按照自然界万物生长的过程，从春天破土发芽直到冬天凋零枯干，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生命生长的规律周期，这种认识符合早期人们喜欢和自然现象联系，从自然现象或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认识总结事物发展的规律的特征。天干初义是作为时间词，表示时间的推移变化，用自然界生亡变化的过程喻指时间的进程，符合初民认识事物的特征和规律，体现了夏商时期人们的时间意识。到商代，商人把天干用来指称天子的名号，说明天干的含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已经由自然的意义开始转向抽象的人文的意义了。

从上甲到大乙的商王，其名号基本按照天干的前后顺序排列，这说明商代在用天干作为日名进行称呼时，还是考虑了其表示前后时间的意义的因素。那么，商王在施行日名制时，具有了人文意义的天干是否还具有自然的意义呢？或者说商王名号中的天干是否还含有词语的本义特征呢？或者商王名号是两种意义的融合？

如果我们结合商代文献和古代文献对商代帝王历史的记载，可以看到商王的名号与商王的政绩存在某种关联。比如商王以“甲”为号的天子，有上甲、大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阳甲，他们在位的时间多是商王朝王室衰微的时期。《史记·殷本纪》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河亶甲时，殷复衰”；“帝阳甲之时，殷衰”。甲，《说文》：“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是指草木尚在孕育期，尚未破壳而出之象，意味着事物尚在初起之时，力量衰微，暂时还难破困局。商王以“甲”为号借用了“甲”的本义，用来指国力尚在衰弱困顿之时。这里除了上甲初以天干立号，这里的“甲”代表开始、开初的意思外，其他以甲为号的恐怕暗含贬义。而“乙”则不同。《说文》：“乙，像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乙喻示的是草木萌生发芽，是草木生命的开始，具有兴起之象。乙用于政治则指国力初兴之时，虽然力量还很微弱，但毕竟是良好的开端。成汤联络诸侯，征伐夏桀，一举灭夏，开创了商王朝的政治基业，代表的是商王朝的初起，故而商后人以“大乙”为汤号。其他以“乙”为号的还有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史记·殷本纪》曰，“帝祖乙立，殷复兴”；“帝武乙立。殷复去亳”。祖乙复兴自不待言，武乙虽无道，但“徙河北”也是为另辟新的出路，还可以“乙”称之。小乙史记无记载，惟帝乙不可解。《史记·殷本纪》曰“帝乙立，殷益衰”，似乎不宜以“乙”为号，或许有其它的原因。以“戊”为号者只有太戊一人。而“戊”，《说文》：“像六甲五龙相拘绞也”，是生物旺盛之象。商王太戊在位时，以伊陟为相，勤政修德，“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尚书·无逸》也曰：“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所以，“太戊”为号有赞誉商王振兴王室、繁荣帝业之义。太戊在位75年，国力强盛，商代无人能及，所以只有他能当得起这一名号。庚，《说文》：“像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是草木成熟之象。班固《汉书·律历志》：“敛更于庚。”《说文》：敛，收也。更，改也。段玉裁注曰：“故《小雅》毛传曰：庚，续也。用部庸下曰：庚，更事也。”段认为庚和更同义。盘庚改迁殷，兴商汤之政，百姓安宁，殷商复兴，诸侯来朝，延续商朝国祚二百多年，其功至伟，故以“庚”誉之。周灭商后，武王复立武庚于殷故地，延续商族祭祀，号武庚也有延续之义。由此看来，商王名号中以“戊”“庚”为号者应该包含一定的褒嘉之义。与此相反，以“辛”“癸”为号者可能包含着贬义的色彩。（编者按：妇好为妣辛，有贬义？）辛，《说文》：“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所以，辛暗喻生物由盛转衰之象。商王帝辛奢侈享乐，荒淫暴虐，民心涣散，结果导致王朝灭亡，而他自己也因牧野失败自焚而死，未能善终。这也正好符合辛的本义。班固《汉书·律历志》曰：“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茂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班固的解释证明商王的名号已经具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包含着其后代对其在位政绩的评价。如果商王名号确有褒贬之义，那么商王名号的命名已经具有自周代就形成的谥号的意义。或者说商王以天干名号就是早期的谥号。当然，商王的谥号主要是在祭祀或占卜时使用。

历史上有一种通常的说法，认为中国的谥法制度是从西周开始的，《逸周书·谥法解》曾提到周公制谥。但是近代以来，王国维等根据金文考释得出的结论谥法应当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确实，商代的天干谥号与周以后的谥法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谥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周以后的谥号一般是根据君主的品德修养的高低来品评褒贬的。周朝主张惟德是辅，君主的德行决定了你是否能顺应天意，是否有资格成为天下之主，而文、武、明、惠、厉等谥号其实更多地带有人伦色彩，所以周代以后的谥号具有明显的道德评价的。商王的谥号虽然也有隐含褒贬，但商人更注重神意，他们对君主的评价更多的寄望于天意，所以他们要卜问上天，以天干名号正体现了商人希望通过天意来品评君主的心理。这种立谥的方式也反映了文明初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所以，李学勤认为殷人的名号是商王死后通过占卜的方式选定的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商王的名号在商王死后基本上已由其后的商王选定了，然后可能再通过占卜的方式予以确立。或许有些商王的名号不太好确定，则需要先选定范围，再通过占卜来确定。但不管单选或多选，其都具有了“谥”的性质。

这种以天干为谥的方式，其实在夏代帝王中就已经出现了。夏代帝王中以天干名号的有孔甲和履癸。《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自孔甲在位到夏桀，诸侯多背叛夏，夏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起，日趋衰微，名号为“甲”正是当时国事孱弱之象。而履癸即夏朝最后一个天子桀。夏桀时骄奢自恣，残害忠良，最终导致夏朝的灭亡。癸，《说文》：“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癸作为最后一个天干，是土地干裂之象，喻指万物枯干败灭之义。以“癸”名夏桀符合夏桀被流放而死，王朝终结的史实。

因此，商代的帝王名号相当于后来的谥号，但在商代又与祭名相统一，成为商代祭祀时的名号。干支在商代不仅被用来记时，还被用作商王的名号，这说明干支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商代纪日一定要先明确干支，然后再记叙事件缘由、过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