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元党禁”中有为数不少的士大夫官僚，在“伪学”之禁中介于私情和底线之间，既不攀附韩氏“助封为虐”，亦不完全倒向道学派士人。

他们顾全名节却懂得明哲保身，进退有度，如杨万里、周必大、留正等，其中杨万里是此类士大夫官僚的典型。

杨万里较为特殊，既没有列入“伪学逆党”的名单之中，也不是“攻伪学人”，在整个党祸过程中，他并没有站在风口浪尖。其原因是杨万里从绍熙三年(1192)起主动隐退，直到开禧二年(1206)去世，始终奉行“挂舌屋壁间”的原则，不过问朝廷任何事。

但是，如果细细探究他晚年走过的心路历程就会发现，他不曾真正彻底遁世，在他归隐山林直到去世的十几年中，朝廷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他的神经，此间发生的大事莫过于“庆元党禁”。

这是杨万里晚年的一块心病，虽处处规避，却时时牵扯，晚年所作的诗词、友朋的书信往来很多与此相关，这是他的人格和气节所决定的。

另外，他对理想的追求，对权奸的抨击，对恶政的痛惜并不是舍命的。他畏惧祸端，畏惧迫害，从不正面与朝政对抗，对朝政冷眼旁观，而且也不乏虚与委蛇，这是他人性中的另一面。杨万里在“庆元党禁”之际的心理轨迹可谓十分复杂，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典型。

一、君不见忧时致主心，全其名斯不忘其身

杨万里始终是一个浸透儒学人格的士人，在归隐前他历仕三朝，也曾怀着拳拳之心欲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他主动归隐之时，正值韩侂胄势力蓄势待发，党禁全面铺成。杨万里虽然与“庆元党禁”无关，但他对这场政治风波是持有鲜明观点的。他对韩侂胄势力利用强权打击道学党人做法大为愤慨，对道学党人及受害者表示同情与支持，对恶浊的官场和朝政抱着鄙弃。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诗词文中含蓄体现其对朝政的看法、态度和见解。杨万里在归隐后，写下不少诗词文章，其中大部分是怡情山水之作，仰俯田园之文，但也有抒发对朝廷和时政的看法的。这些诗文都不是开门见山，一般用隐喻的手法极为含蓄地表达出来，而当时朝廷大事莫过于道学之争，伪党之禁。

归隐这年杨万里作《有叹》:“饱喜饥慎笑杀侬，凤凰未可笑狙公。尽逃暮思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狙公即养猴人，以猴子“朝三暮四”暗喻自己虽然脱离官场，为了生计却不得不依靠朝廷的俸禄过活。从侧面表现了杨万里的心情:厌恶朝廷黑暗势力，却是万般无奈。

庆元三年(1197)朝廷正式立“伪学逆党”名籍，杨万里先是在《送郭才举序》一文中，通过对天文仪器制造的论述引出对为学难易的讨论，旨在说明天文仪器的制造看似困难其实容易，而儒学相传之道则正好相反。

借题发挥暗指朝廷昏庸，君不君臣不臣，以致道学惨受禁锢。杨万里此文怀着对朝政的深深腹诽，但心思隐藏得极深。

杨万里于开禧元年(1206)去世，临终前有《落花》一绝笔之作:“红紫成泥泥作尘，颠风不管惜花人。落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鹏告许春。”从诗歌中可以看出杨万里对国家深深的担忧又无可奈何之情。

“颠风”盖指当时韩侂胄党羽，他们不顾国家的现状赢弱不堪，却不“惜花”，草率发动对金战争，想以此博得功名和政治资本，毫不顾及贸然开边对国家的不利，对人民的负担!杨万里此时已病入膏肓，但仍心系国家黎庶，除了深深的担忧还是深深的担忧。

综上所述，不论是隐喻、暗喻，或者是借题发挥，杨万里其身虽隐，其心却始终给系朝廷，其后诗文一直体现着忧国忧民之情，而这十几年间最明显的，莫过于“庆元党禁”和韩侂胄把持之下的朝政的否定。

第二，对朝廷的封赏、拉拢、赐予坚决不予接受。“庆元党禁”发生以后杨万里没有遭到打击，与此相反，他多次受到朝廷的封赐，对此他多番拒绝，不惜想要辞去祠禄官，以示清白和独立。

第三，庆元元年五月，朝廷下旨召赴行在，杨万里作《辞免召命公札》回绝。

六月十二日奉旨不许，杨万里又一次具札辞免，这年正是韩侂胄逐步掌权，以“党禁”压制道学派人士之时。朝廷几乎被韩侂胄控制，却多次敦促征召杨万里出山，用意很明显。

而杨万里面对朝廷征召再次辞拒坚决不肯出，表达了他坚决不与韩侂胄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

此外，从这年起，杨万里每年都向朝廷呈奏状乞引致仕，他虽已归隐，却没有得到朝廷正式的退休同意，奏状中多次强调自己早己达到退休年龄，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

几番不允又几番催请，终于在庆元五年(1199)朝命下，杨万里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

嘉泰三年，党禁虽己解除，韩侂胄依然高坐庙堂。这年朝廷对杨万里屡诏起用，各种荣誉和官衔踵门而至，而他则召命，这固然与他年事己高与身染重病有关，但其背后更有一种对气节的坚守。

第三，体现在与朋友书信往来，唱和赠诗以及他人对杨万里的评价上。一个人的交友圈子很能说明问题，从杨万里晚年的社交圈子来看，有两个人是往来最频繁的，一个是朱熹，一个是周必大。杨万里几乎年年都要与朱熹通信交流，即使在党禁最为严酷的庆元三年，这一年正式立“伪学逆党”名籍。

朱熹作为道学首领、灵魂人物，理应是韩侂胄重点打击的对象，害怕牵连的人避之不及。但这一年杨万里与其书信依旧往来不断，丝毫不受影响，并在书信中对他的遭遇进行安慰与劝勉。姑且不论在书信中杨万里是怎么劝勉朱熹的，这一举动就足以说明他与朱熹是同气相求的。

庆元六年，朱熹去世，杨万里为文祭之，对朱熹有一句评价:“夺国忠贤、夺我师友”。一方面杨万里认为朱熹是国之栋梁，是无可复制的忠良大贤，另一方面又认为朱熹是个良师益友，对他十分尊重。这说明对迫害朱熹及道学派士人的做法，杨万里非常地不认同。

同样，周必大也是这场政治风波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他虽然不是道学家，党禁之时也年事己高，己处于半隐退状态。但是其为政处事风格偏于清流，韩侂胄及党羽因此把他划为“道学党”的领袖之一。杨万里与周必大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诗歌唱和也是常有的事，甚至会登门造访，可见友情之深。

朋友对杨万里的一生概括为“用则致君尧舜前，舍时便灌庐陵园”，用诚斋自己的话说就是“大丈夫不为风翩九霄之鹏，则当豹隐南山之雾耳”。后半生的他过着“醉风光以于诗”的隐士生活，然而在全身而退的背后却是一种生存的力量在支撑着他，那就是对气节的坚守。

二、己知国事不可为，不妨冷眼看升沉

杨万里在“庆元党禁”之际固然坚守大节，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但并不是豁出性命，为了坚守正义和公道不惜掷颅洒血、兰摧玉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保的前提之下。

经过大半辈子仕与隐的徘徊、矛盾，他己清楚地认识到朝廷奸佼当道，国力日璧。心中对国家不再怀有幻想，而是充满了深深的失望和消极，索性隐退以独善其身。

观诚斋隐居后，一面继续接受朝廷的傣禄，保一家生计；另一方面，他明哲保身，从不正面表达政见，从不与韩侂胄正面对抗，所有的观点、见解都是用一种极其隐晦的方式表达。如果忽略诗文中那些“捕风捉影”的含义，杨万里后半生的表现用其语则是“挂舌屋壁间”，远离朝堂是非，不曾一字一句言及朝政。

另外，对于朝廷的征召、赏赐，杨万里在公文中表现得十分得体，毕恭毕敬，没有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流露，这其中含有深切的畏祸心理。更引人深思的是，京锁和刘德秀都是“庆元党禁”主要的发起人，秉承韩侂胄旨意行事，杨万里和两人的关系值得琢磨。

京和刘死后，杨万里为其作祭文与悼诗，怀念和赞誉之情溢于言表，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真正立场。总之，杨万里渴望在安身自保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坚守气节，消极、畏罪、避祸是他心态中无法忽略的一部分。

杨万里归隐后，闲暇时作了不少山水、田园诗，其中有一部分并非是完全的怡情之作。从这些诗文中反映出来的杨万里，仿佛己经看穿一切，完全对世事置身其外，这是源于他对国事己经彻底失去信心和拼搏勇气。

杨万里归隐后，几乎年年都要向朝廷上章乞求致仕。奏状中反复强调实际年龄己到退休，急切地陈乞致仕，不愿接受多余的恩赐。时值党禁上升阶段，杨万里想与朝廷划清界限，主要原因是源于他的畏祸避难心理。如果退休得到朝廷的正式首肯，那么归隐就名正言顺，朝堂上的纷争再也波及不到他晚年的安逸生活。

值得深思的是，杨万里在和其友人的交往之中最能体现他明哲保身原则。余端礼与杨万里素有交情，当时余端礼处在左丞相位置，为了不被韩侂胄利用，余既不与韩当面抗衡，也不唯唯诺诺，他选择了罢政领宫祠，逃离权力纷争的中心。

对此杨万里有自己的态度，他在《与余丞相》文中对余的行为，表示赞许，潜台词是既难与韩侂胄相协，只有以退为上，这从侧面反映了杨万里的心理：既不想与韩侂胄势力同流合污，又不想牵连进去，只有辞职以及早抽身事外。

杨万里晚年明哲保身，除了为自己，也为儿子。杨万里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在官场，晚年与友人的书信中也有提及，还时不时地打点关系。为了儿子的仕途和前途考虑，杨万里也不可能发表对朝廷政局过激的言论，子辈和父辈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是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潜规则。

三、总结

在南宋政治环境业已恶化之际，韩侂胄专政之时，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官僚，他们拥有独立价值追求，既不愿丧失人格阿谀攀附权臣，也不想惹祸上身，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学术生涯。他们或闲居不仕，或归隐入山，不再入朝为官，企盼既然无法兼济天下，则一心独善其身。

杨万里晚年知难而退，退隐十余年间，在道义与自保之间苦苦挣扎，却始终在心底保留了一份气节。中国古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无畏之士毕竟极为少数，像杨万里这样内心交织着矛盾的士大夫官僚是大多数，他们既有畏祸远害的本能，又秉持着士大夫特有的名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