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方言学堂”？-“自强学堂”后传（中）

两年前，我炮制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自强学堂”？》的历史（但并非本校“校史”）“科普”长文，当时，为了尽量控制篇幅，该文最后只交代了“自强学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后世的影响和命运，至于它作为一个办学实体、在其更名为“方言学堂”之后的终极归宿，我最终决定另外再写一篇《什么是“方言学堂”？》，将整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继续讲完。只可惜因为最近两年工作实在太忙，这个“续篇”已经拖延了两年多之久！但不管怎样，凡事有头有尾，不管我之前给自己挖了多大的一个坑，在任何时候，只要能逮着一点机会，就一定要尽力把它给填上！今日，正值湖北方言学堂寿终正寝112周年（1911年3月14日），就请大家一起跟着我继续深入了解自强学堂的历史“后身”——方言学堂。

首先要说明一下，本文中的“方言学堂”，特指1902年由湖北自强学堂更名而来的“湖北方言学堂”（因为当时全国还有其他很多所“方言学堂”），在此，我们先将关于“自强学堂”的前作中的那几个小标题列在前面（可点击大标题阅读），以与本文前后相呼应，然后再慢慢地依次讲完后续的那些更加狗血离奇的真实历史往事——

什么是“自强学堂”？

1891－1893：朝令夕改的创办过程

1893－1896：“多空谈而少实际”

1896：来回折腾的“休克疗法”

1899：侈言“自强”的办学水平

1902－1993：从销声匿迹到离奇“新生”

什么是“方言学堂”？

（可点击阅读上篇）

1902－1904：拖沓低效的易址开学

1907－1916：反复确认的“中学堂程度”

1909：学堂负责人的惊天大丑闻

那么，湖北方言学堂的办学水平为什么会如此低下呢？！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先来看看清末著名革命派人士于右任先生创办的《民呼日报》1909年5月29日的一篇报道——

学生效妓女妆饰

鄂省方言学堂之学生，率皆富贵公子，奢华侈靡，为通省所未有，而其最怪之状态，为短发覆额（俗名刘海），并以白巾挂于右襟，作勾栏之妓女状，举止娇娜，近日文普通、理化、两湖各学堂亦转相效仿，争娇斗艳，见者无不匿笑云。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通过“效妓女妆饰”来引领全城多所学堂的时尚风潮，这样的一所学校，真可谓是将伟大的“拓新”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已故的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苏云峰（1933－2008）先生，曾在其所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一书中如此描述方言学堂后期的办学状况：“可能由于馨龄的懈怠，学生生活奢侈，学习不够认真，成绩较差……毕业人数愈来愈少。”

上文中所提到的这个馨龄，全名裕馨龄，八旗子弟，其父裕庚于1899年出任大清驻法兰西公使，并将其带往法国。1902年，馨龄与一位法国女子结婚，但第二年回国后，他便将夫人锁在家中，不许出门。后来，他又花钱在湖北买了个“候补道”的官职。1905年，湖北方言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一职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两度易人，更动频繁。到了1906年底，张之洞考虑到馨龄“曾任洋务总局会办，前曾往各国游学，游历多年，于法文甚为精通”，便“遴委”其为湖北方言学堂监督。1907年夏，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任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之时，还曾札令馨龄“随节入都”，足见其对此人的高度器重。

1908年，馨龄的法国夫人因无法容忍丈夫的粗暴和限制她的自由，以及“上当受骗”（根本没有接任“大清驻比利时参赞”一事），“幻想东方浪漫生活的破灭”（在北京连起码的四合院住宅也没有）而离婚，携带一子回国。随后，馨龄便在国内继续娶妻纳妾。据《申报》当时的报道，馨龄其人虽“熟悉法文，惟于中文不甚了了，而性情粗暴，又酷嗜嫖博”，甚至还被时人讥讽为“汉口嫖界十大王”之一，“久已著名通国”。到了1909年的夏天，这位湖北方言学堂的监督（校长）大人，突然就闹出了一桩震惊全国官场的惊天大丑闻！

当时，馨龄看上了自己的妻妹，欲将其纳为小妾，在他的妻子和岳父存焘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甚至不惜“挟白刃向其妻大呼”，并“持枪迫令其岳书允许字，以致丑声四播”。随后，“其岳与其妻乘轮逃遁（闻赴沪），馨道闻之，亦即跟踪追去矣”。当时，其岳母“见长女远行，至轮船祖饯，馨竟劫之以去”，然后致函其岳父，表示“须送其妻妹来沪，始放存夫人回鄂”。

对于这桩丑闻，“连日官场哄传殆遍，无不张口咋舌，咄咄称怪”。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闻悉其事，特将其方言学堂监督及督署法文翻译、洋务局会办各差一律撤去，并拜折奏参，以肃官方”。但即使如此，馨龄依然无动于衷，后来，当他“侦知其妻妹匿于苏州抚辕巡捕何如九大令宅内”之后，竟然在当年9月2日的半夜，“亲率健仆三十余人，手持刀枪，至苏垣何大令住宅滋闹”，并将其妻妹“搜出”，“强抢而去”，而当巡警闻讯前来拦阻时，馨龄居然当场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对方，还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湖北方言学堂监督也！大宪如问我，我在上海听候。我已拼命来做此事，官与差使，早已弃之，参我办我，皆不惧也！

最后，“巡警见其人众，且均执有凶器，遂任其扬长而去”。

斯文扫地，士林蒙羞，如此败类，“武大校长”？？？

当时的上海《图画日报》对这桩“候补道强抢妻妹之骇闻”的报道，可谓图文并茂，绘声绘色，生动形象，将这个无耻昏官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后来，陈夔龙又专门就此事上奏清政府称：“查有湖北试用道馨龄，声名恶劣，行止有亏，实属衣冠败类，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湖北试用道馨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并最终得到了“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

由上可见，如此一个品行低劣、无法无天、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更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腐朽昏官，竟然会被张之洞委以湖北方言学堂监督之重任，这不能不说是其用人严重失察的一大典型败笔。

以上所说的这些史实，都是有凭有据的（我可不像某些“学者”那样，总想着挖空心思搞些荒诞离谱的“历史发明”出来，呵呵），我可以明确地向大家展示其主要的史料来源，所有人都可以在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里自行检索一下这些内容——

《方言学堂监督委人》，《新闻报》1906年12月16日，第2张

《鄂督拣选道员随节入都》，《申报》1907年9月2日，第4版

《杀妻纳姨之骇闻》，《民呼日报》第74号，1909年7月27日，第3页

《方言学堂监督撤差》，《申报》1909年8月25日，第2张第3版

《候补道强抢妻女之骇闻》，《图画日报》第48号，1909年10月2日，第11页

《又奏试用道馨龄声名恶劣请革职永不叙用片》，《政治官报》第703号，1909年10月11日，第13页

《汉口嫖界大王又弱一个》，《申报》1911年3月27日，第1张后幅第2版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武汉大学师生校友们了解到这位拿着“湖北方言学堂监督”的名片去“强抢妻妹”的馨龄先生的“光辉事迹”之后，会作何感想？本来嘛，在1993年以前，此人跟我们武汉大学毫无任何关系，但是，从1993年开始，由于本校校方一定要生拉硬扯地将跟自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湖北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强行认作“我们亲爱的学堂”，那么，所有认同这一荒唐谬论的人们，就必须得承认——所谓的“湖北方言学堂监督”，不就相当于是“武汉大学校长”了吗！如果按照某些脑残粉和马屁精们的说法，此人妥妥的“珞珈山第一男神”啊！——毕竟，“珞珈山，东湖水，1893起”嘛！o(∩_∩)o这种爱美人不爱江山、为了强娶妻妹甚至不惜主动舍弃学堂差使的惊人之举，要是没被载入本校的煌煌“校史”，简直都说不过去了哦！呵呵……

现在，既然我们以前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的馨龄“老校长”的照片好不容易突然惊现于互联网上，我们武汉大学是不是应该斥重金把它给买下来，然后再把这张帅气满满、“永是珞珈一少年”的阳光大男孩的玉照郑重其事地高高挂在本校的校史馆和行政楼里头呢？！而为了充分发掘这所据说是全国“历史最悠久”、“底蕴最深厚”的著名大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神马“自强的精神”，是不是还应该仔细研究和宣传一下这位馨龄“老校长”当年执掌“我们亲爱的学堂”时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治校方略、处事风格、施政业绩……乃至人格魅力呢？！也不知道30年前篡改校史的武汉大学时任校长以及后面那些“将错就错”的继任者们，是否都心甘情愿地与这样的“前任”共享“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之名？总之，且不论将馨龄这位“湖北方言学堂监督”追认为“武汉大学校长”的观点和做法在客观上是否正确，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主观上乐不乐意？！其实也没关系啦，只要你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呵呵……

武汉大学行政大楼内悬挂的三幅与武汉大学毫无关系的人物照片

湖北方言学堂监督（1906－1909）馨龄玉照 ——该不该也挂上武汉大学校史馆和行政楼？

最后还要吐槽的一点就是，据笔者前文所述，1906年底上任的湖北方言学堂监督馨龄，早在1909年8月便已被湖广总督陈夔龙撤职，并奏请朝廷“永不叙用”获准，其整个政治生命都已经宣告终结了，就连他自己在1909年时为了“强抢妻妹”也已经明确表示“官与差使，早已弃之”，然而，请大家去查阅一下本校1993年出版的《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和2013年出版的《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这两本书以及武大主页上的“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一览表，其中方言学堂的馨龄和曾广镕这两位“监督”的任期居然同为“1905年春--1911年”……现在大家知道武汉大学的官修校史是个什么水平了吧，呵呵……

1909－1911：从降格转型到最终停办

1909年11月，湖广总督陈夔龙向湖北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提交了“兴学筹款以广教育案”，其“普通教育”筹办计划内列有一条“方言学堂添设文科中学班”，并具体指出，“方言学堂，去岁曾奉部文停止添招学生，以后应添招文科中学班，俟方言旧生次第毕业，此堂即可改办文科中学堂”。当时，湖北地方教育当局尚未接到学部对于湖北方言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功课程度及奖励办法的核准结果，但此时也已明确地将方言学堂的改组方向初步定位于施行“普通教育”的中学堂，而不再将其归入“专门教育”的范畴，实际上已自行将其办学层次由高等“降格”为中等。

无独有偶，就在当年年底，学部派人视察了湖北方言学堂，并在其“调查意见”中对该学堂的诸多“办理不善”之处提出了许多极其尖锐的批评：

一、建筑及卫生　该堂所建讲堂，多半黑暗逼仄，不甚合用，教员、司事、仆役所占房舍太多，致自习室布置不能合法，于卫生之道殊不相宜。

二、设备　理化器械药品、博物标本模型略备一二，断不敷用，所藏书籍过少，易启蔑古荒今之渐，尤非所宜。

三、管理情形　在该校讲堂听讲之时，学生有耳语者，有对笑者，及往客厅接见办事人员，考查该校办法，学生又群聚宅外，环视旁听，争先拥挤，语声嘈杂，其凌乱情形，实所罕见。

四、教授情形　二年级德文德国教员以所授读本发问，学生间有能答一二语者，成绩虽不见佳，揆之二年程度，尚无不合。

二年级英文一堂，读本教员讲解极形敷衍，又一堂，文法教员亦不善讲。

四年级几何教员授譬他格拉夫氏定理，解证之处琐杂而不简明，用法亦旧，似于数学一科造诣尚浅。

五、经费情形　以学生二百二十余人，岁费约七万元，而此项学堂又非专门实业消耗繁多者可比，何至每名费三百元之多？查其所造职员调查表，职员五人，月薪四百七十元，岁需五千六百余元，而经费表中职员薪水项岁需万元，是司事薪水每年开支四千余元，以司事每名月支十余元计之，应有司事三十人之谱，该堂何事繁重若此，需用司事数十之多？而杂用及营建修缮两项，岁需三千元，亦不得谓之不巨。余如教员束修一款，因聘有东、西洋教员五人之故，束修虽不能不优，然所担任功课，既非专门科学，又何需月五百元之重聘？凡此皆该堂用款糜烂、办理不善之端，亟应由该省提学使切实覈减，大加整顺。

查该堂用费既滥，管理、教授又皆无可言办法，最无足取其所以不能得法之故，尤在班次畸零，全堂学生不过二百二十余人，而班次十余，有以七八人为一班者，亦有十余人为一班者，故所聘教习不能不多，所用款项不得不巨。本部前既定议限制译学馆、方言学堂不准再招新班，何如俟宣统二年该堂四年级各班毕业之后，即将二年级各班改归中学文、实两科，而以所省万金专为筹办实业教育之用，一举两益，岂不甚善！

湖北方言学堂虽分英、法、俄、德、日五国文字，然学生根柢甚浅，程度尚无可言，杂乱嚣喧，管理尤为无法，且以七、八人或十余人为一堂，班次更觉零碎，故学生无多而岁费至五万余元，宜思所以变计矣。该堂第一、第二两班学生已经毕业，现奉部示延长三年，其愿留堂补习者恐亦寥寥无几。第三班亦将届五年，揆厥程度，似应按照中学章程给凭给奖，听其考升高等学堂。第四班将及三年，应按照转学章程，送入他项中学，本年即将该堂停止，腾出款项另办他种专门，庶为实事求是之道。

到了1910年11月，由于湖北省财政日益困难，教育经费异常紧张，为了集中极为有限的“学款”重点兴办“高等、专门、实业及优级师范”，湖北教育当局遂决定在当年下学期将“方言学堂毕业停办”。

1911年初，时任湖北提学使王寿彭向湖广总督瑞澂报告称，湖北方言学堂应尽快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学生，拟照章分别咨转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如湖北籍京官、陆军正参领卢静远（此人后来当了汉奸）就曾于当年1月26日上奏清政府，提出“湖北方言学堂关系译才，未便轻议停办”。不过，卢静远这篇奏折中，有些内容明显就是在胡说八道，比如什么“京师大学堂开办伊始，所有译员半取资于鄂省”（实则为半取资于闽省），再如“查湖北教育费每年有七八十万之多，方言学堂常年经费只二万”（根据学部1909年底的调查，该学堂“岁费约七万元”），如此信口开河、编造事实的“欺君”之论，如今却被某些学者奉为至宝，不加任何鉴别，拿来就用，也是挺可悲的一件事，呵呵……

在卢静远上奏之后，清政府最高当局将此事交给学部处理，随后，学部又在《奏核议湖北方言学堂仍照该省原议停办折》中对停办湖北方言学堂的具体理由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最后提出“该参领所请各节，拟请无庸置议”，并最终于当年3月14日得到了“依议”的最高批示，而这也标志着湖北方言学堂的停办在法律程序上已正式宣告完成。

在湖北方言学堂停办前后，对于那些尚未完成学业的“三年级预科毕业各生”，时任湖北提学使王寿彭曾“拟在第二中学堂特开一班”，作为安置这批学生的“一时迁就办法”，适逢湖北高等学堂开办在即，“出示招考，照章准中学堂毕业生及与中学堂程度相等毕业学生投考”，王寿彭因“念方言学堂本科预科毕业生、理化选科毕业生有志升学者颇多，亟欲为各学生宽筹出路，藉图上进，曾电禀学部请予升学”，当年3月18日，学部复电称：“湖北高等学堂，其在方言学堂本科及预科在戊申八月以前入学三年毕业者，均可收考。”随后，王寿彭便“牌示方言学堂本科预科及中学毕业生投考高等学堂”。最终，这批学生共有30余人考上了刚刚开办的湖北高等学堂。上述史实，再次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刚刚停办的湖北方言学堂确实只具有中等教育的办学层次。

至于方言学堂原有的那些教职员，在学堂停办之后，当然只能自谋出路了。不过，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便是——“该堂原有德国教员格拉塞一名”，湖北教育当局曾与其续订过一份5年的工作合同，从1910年初直到1914年底为止，其中还明确规定：“如合同未满以前学堂停办，应在本省或外省代谋相当之事。”到了1911年春，湖北方言学堂最终停办，但“该教员合同尚有四年，省城各学堂均不需德文功课，外省亦难谋相当馆金”。对此，湖北提学使王寿彭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另设德文研究所一所”，“以四年为毕业期限，不再扩充”，相当于就是“因人设岗”，用一种比较妥善的方式将这位重要外籍教员的合同继续履行完毕，以避免出现“不令该员教授功课而岁费巨款”这样的不良后果。

按照王寿彭的计划，德文研究所的“校舍借用学署右旁间壁官房开办”，“校具均在方言学堂拨用，无须多用开办费”，“校具、书籍均借用方言学堂原有各件，不另添置”。也就是说，在德文研究所成立之后，刚刚停办不久的方言学堂原有的“校具”与“书籍”均已被转移到位于武昌城西南水陆街“学署右旁”的德文研究所所在地，而与其原有校舍已经彼此脱离，不在一处了。

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停办之后，其原有校舍当时被挪作何用，笔者尚未见过相关的记载，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后不久，湖北都督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改作武昌军官学校校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