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明朝的第6任皇帝和第8任皇帝，英宗朱祁镇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施政所受争议颇多。他年少即位，后亲征瓦剌被俘，在他前后在位的24年里，明朝也开始走向了衰败。

宦官王振专权

明朝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王振所以能专权，是宦官职权逐步增长的结果。明朝有一个庞大的宦官机构，为历代所罕见。

明太祖朱元璋时已设立很多宦官机构，共有十二监、二司、七局。明太祖以后，宦官机构又有所增加，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不过明太祖使用宦官，却对宦官控驭得很严，鉴于前代宦官专权之祸，不许宦官干预政事。不许宦官兼外朝的文武职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又规定宦官品级不得过四品，甚至规定宦官不得识字读书。

明太祖也曾自坏其法，如派过宦官出差，但不成制度。明成祖起兵“靖难”时，曾利用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传报机密，所以即位以后，开始信用宦官，不仅给予出使、专征、监军之权，而且在永乐十八年，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用亲信宦官掌管，使之刺探大小事情奏闻，由此开了宦官干政之端。东厂设立之后，直至明末不废。

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掌同是侦探机密，办理大狱，二者往往结合行事，合称为“厂卫”，但东厂例由宦官掌管，权力尤大，地位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则由朝廷大臣提督。从此宦官日益跋扈，尤其是司礼监的宦官。

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之首，掌管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又掌管内外章奏文书。在东厂设立以后，司礼监又提督东厂。东厂提督太监，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在内阁票拟制度形成后，司礼监又掌管代替皇帝批红，批红均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担当。

批红本是皇帝的事，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红大权便落到秉笔太监手里。司礼监提督东厂，可以通过东厂制服群臣。司礼监掌管批红，实际上可以上下其手，改动内阁的票拟，权出内阁之上。因此司礼监权势最重，司礼监太监最容易专权，到王振时便开始专权了。

王振原为教官，后来净身入宫，英宗在东宫时，即朝夕侍左右。英宗即位后，遂命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即位时9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非常宠信王振，言无不从，呼为“先生”而不称名。但英宗初年，上面有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的皇后），下面有元老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在内阁，王振受到压制，尚不敢放肆。

太皇太后张氏坚守祖制，不肯垂帘听政，凡朝廷大事皆听三杨议决而行，所以政归内阁。然而王振也开始弄权，以“周公辅成王”自居，朝中渐有人趋炎附势。后来太皇太后张氏死，三杨或死或不管事，于是大权悉归王振，生杀予夺，尽在其手。

另外，王振又把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盗去。此牌在宣德时尚存，而到王振时便不见了。王振作威如此，因而举朝无敢抗礼者，皆呼王振为“翁父”。在王振当权之日，政治日渐败坏，内外官吏莫不贪钱，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王振先后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60余库，皆由内外官吏所奉献，其时政以贿成可想见。

土木之变和北京保卫战

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刺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瓦刺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原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是名义上的可汗，实际上瓦刺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纵在也先手里。

也先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诸部，又西攻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明朝北方严重的边患。

瓦刺本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但每假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物品。按照定制，瓦刺每年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正统四年以后，瓦刺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多到2000人以上。明朝供应瓦刺贡使的费用十分浩大，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用即达30余万两。而瓦刺来使有虚报名额，每每冒领赏赐，又沿途抢掠财物，私买弓箭等违禁物品运出塞外。

正统十四年春，也先遣使2000人到北京贡马，而诈称3000人，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品。王振平时勾结瓦刺，这次又轻心戏弄，一定要按实际人数给赏，而且又大减其马价。也先闻报大怒，遂于这年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也先亲自领兵进攻大同。

自王振专权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喇得以人侵。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50万亲征，群臣皆言不宜轻出，而王振不听。

大军离京之后，北出居庸关，过宜府（今河北宣化），向大同进发。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因而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回师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瓦刺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英国公张辅等50余人皆阵亡，英宗突围不出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此即所谓“土木之变”。

土木堡的败讯传来，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时议战守，翰林侍讲徐理（后改名有贞）倡言迁都南京，以避瓦刺兵锋。兵部侍郎于谦力斥南迁言论，坚持固守京师，人心始定。在国家危亡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一面调兵急赴京师守卫，一面转运通州仓粮入京师，担当起保卫京师的任务。

继而，英宗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泰帝。当年十月，也先挟英宗人紫荆关，瓦刺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城关。于谦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人，布列于京师门外，而于谦自与石亨陈兵于德胜门外，以抵御瓦剌主力，然后关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

瓦刺军先攻德胜门，以万骑出，结果被打得大败，也先之弟中炮死。瓦刺军又攻西直门，也没有得逞，退下来。瓦刺军又在彰义门土城（金时的正西门，以后为外城广安门)进攻，居民皆升屋投砖石击敌，呼声动天，也被杀退。也先既不得志，乃挟英宗拔营退走，由良乡而西，出紫荆关去。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明王朝度过了开国以来最大的难关。然而土木之变的影响十分深刻。从此，明朝对于北方蒙古势力不再具有压倒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英宗复辟与“曹石之变”

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足以要挟明朝，但在景泰帝即位后，要挟明朝不能得逞，英宗已失去作用，因而无计可施，乃于景泰元年八月，把英宗放归。英宗得以归来，这是于谦等坚决主张抗战的结果，如果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则英宗永无返归之日。

然而英宗归来之后，又出现了皇室的内争，景泰帝贪位薄兄，自私之心太重，先是不愿英宗归来，不肯遣使迎驾，英宗归来之后，又把英宗置于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内)禁锢起来，并且废掉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立自已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不久朱见济病死，自己又没有第二个儿子，也不肯恢复朱见深做皇太子，因此种种，就积成了兄弟之间的怨恨。

当时一些失意及不满于谦的分子，主要是官僚石亨、徐有贞及太监曹吉样等人，为了建功邀赏，即阴谋拥立英宗复辟。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重，不能视朝。十六日，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等率兵夜人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入皇宫，登殿复位。又杀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称二人欲迎外藩襄王之子为帝，以此罪名杀之。

杀于谦时，英宗有些不忍，说于谦实在有功，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遂下毒手。于谦有功被冤杀，京郊百姓莫不流涕。这一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英宗复辟后，改年号为天顺，对夺门功臣大行封赏。石亨晋封忠国公，曹吉祥升为司礼监太监，总督京军，徐有贞不仅人阁，晋升兵部尚书，还加封武功伯。这些人还纷纷为自己亲属和手下邀取官爵，以致靠“夺门功”晋升者达3000余人。

而比较关心国事的正派官员相继被害，政治继续腐败下去。不久，徐有贞与曹吉祥、石享拉开差距。一是因为曹、石招权纳贿过于露骨，声名狼藉；二是徐有贞想独揽大权，曹、石成为他的竞争对手。最后，曹、石在与徐有贞的较量中获胜，徐有贞被贬，二人一掌外朝，一掌内廷，权倾天下，朝野侧目。

天顺四年,明英宗在大学士李贤的帮助下，靠锦衣卫果断地处理了石亨，并宣布革除“夺门”之功，下令以后凡有章奏一律不许用“夺门”二字。

石亨的败亡，使曹吉祥与其嗣子曹钦惊惧不安。曹吉祥一直提督京军，军权在握。次年七月二日，曹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被怀宁伯孙镗等率领准备开赴陕西的军队平定，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被处以磔刑。此事史称“曹石之变”。

英宗又度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此后直到他去世，最高权力运行才比较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