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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请驿递，表起居，飞奏事，自此始”

唐朝人刘鋉在《隋唐嘉话》中，对驿递的主要功做出了这样的概述。在我国早期社会，驿递是区域间进行通信的重要方式。

随着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其主要功能主要集中在递送中央与地方间的文奏军报、接待路过地方的官吏差使，和转运战时的粮草军械三大板块上。

可以说在驿递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最终成为了维系国家日常运转的重要工具。

在太平时节，它肩负传达政令、上通下达联系中央与地方的重任；在战争时期，它又担起了递送重要军情军报、转运庞大的粮饷军械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责；而在国家遭遇重大天灾之时，它又成了国家赈济灾民、抢险救灾的重要抓手。

倘若将幅员辽阔的华夏帝国视为一具身体的话，那么驿递制度无疑是触及身体各个部位、将不同器官组织勾连为一个整体的毛细血管，对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我国的驿递制度起自商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并最终在明清达到顶峰。

那么在驿递漫长的发展史上，它在哪些时期迎来了脱胎换骨般地蜕变？又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经历哪些影响深远的选择？

历代探索：明清以前的驿递发展史

驿递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早的雏形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馹传制度，我国古文学家通过对“馹”等古代文字的考据结合《尔雅》中对其“传也”的释义，基本确认了驿递的起源。

到了西周时期已有专门的官吏机构对其进行管理，《孟子·公孙丑》中就记载：“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可见此时驿传已相当流行，更有甚者，各国将驿传之完善程度作为诸侯会盟的重要条件。

到了秦朝我国驿递制度迎来了第一个大跨步发展的关键时期。秦始皇扫平六国完成了华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其颁布实施了诸如“书同文”、“车同轨”等重大措施。

同时积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驰道、开凿河渠、大兴漕运，建立起了一套以帝都咸阳为中心，“北通燕蓟，南抵湖广，西连关陇，东达齐鲁”的驿递交通网。

这些务实的措施有效促进了我国驿递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为其作为后世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地位打下基坚实的础。

同时，在秦代还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邮政法”——《秦邮律》，这是一部集邮驿、驿制文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法令。

它系统规定了驿递公文奏折的手续流程、时限要求、登记手续、入驿条件、接待规格、机构的管理办法和奖惩机制等方面。

可以说尽管秦朝只维持了短短的15年，但其为后世留下了可供遵循的制度基础，可谓后世驿递制度之始祖。

秦亡后，汉承秦制，系统继承了秦朝留下的法令制度，并明确开始将其称为“驿”。

汉武帝在位时期，其在全国范围内广布邮驿亭，据《汉书》记载，西汉一朝在其巅峰时全国共有邮驿亭接近三万处。

得益于如此庞大的邮驿网络，汉帝国得以将辽东的朝鲜半岛，东南的岭南地区和关外的西域联系起来，成就了空前庞大且强盛的大汉帝国。

汉亡后中国陷入了数百年的大分裂时期，驿递系统的发展有所退步，直至隋唐再度统一，再度复兴汉驿制度，且历经两代广开运河，设置水驿。

据《唐书》记载，在大唐巅峰期，全国共有陆驿超过1600处，水驿约260余处，水陆相兼近百处，全国共计驿点近200处。

同时还有驿夫一万七千余人，驿官四千余人，构成了庞大的驿递组织。

有唐一代相较于前朝，驿制最大改变就是地方邮驿的管理者从“州里富强之家主”变为了“吏主驿事”，更加突出了驿递制度承担维系大一统帝国的重任和官办性质。

到了宋朝，不仅仅驿点的管理者变为官身，其具体事务的执行者也“军卒代民役”，其作为国家官方机构承担国家事务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

从殷商走到宋朝，驿递制度的骨架已趋于成熟，而历史也最终迎来了版图空前庞大的第三帝国时期，作为维系社会的毛细血管，驿递制度也将在最需要它的时代迈向巅峰。

迈入巅峰：明朝时的驿递系统

历史的车轮走到明朝时，驿递制度历经历朝发展已达到古典时代的巅峰。

明朝开国之初便非常重视驿递，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二十六日，即明朝建立后的第二十二天，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诏令：“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

“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

明朝的驿递机构可分为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三种。其中驿站兼具递送公文奏疏、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物资于一体；递运所则主管物资的运送和使客的转运；急递铺则专门负责飞递公文。

在王朝成立之初，吏治清明，朝堂法治严明，遵循严格的驿递法令，整个驿递系统得以高效运转。

健全的驿递系统能及时准确地传递皇帝的诏令，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文，为保障上通下达和政务的及时处理提供条件，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

此外，相较于前代。明朝的驿递系统被大规模使用于军事战争。明朝的驿递系统在中央统属于兵部下辖的车架司，二在地方则有布政司监管。

明王朝的军事行动非常依赖驿递系统，其不仅可以保障军情的及时传递，以保证军事决策的正确性，还能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粮草军械等后勤物资。

例如在明初洪武十四年对云南的作战中，在大军取道贵州、乌蒙之前，明军“命自岳州至贵州置二十五驿”，由此可见当时的驿递系统对于明朝军事胜利的重要性。

但是进入明朝中后期，吏治糜烂，驿递系统出现诸多弊端。其一，驿夫成为苦力，逃逸现象严重。

在实际情况中，富户往往转嫁徭役，使得本就贫寒的穷苦百姓负担更重，所谓：

“腹饥担重，力尽途长。肩凝涂靛之伤，项结覆盆之瘿。如此民艰，仁人陨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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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支出过高，收支入不敷出，成为中央财政的负担。其三吏治腐败，公器滥用，对驿夫的盘剥勒索加剧了逃逸现象。

最终，历经嘉靖、万历和崇祯三朝的改革也仍无法解决，最终在崇祯年间明帝国选择了裁撤驿卒。

而上天也似乎给明王朝开了个玩笑，在因此丢掉饭碗的人中有一个人选择加入了明末的起义军，并最终终结了享国三百年的朱明王朝，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自成。

盛极必衰，驿递制度在幅员辽阔的第三帝国时代走向了它的巅峰，但时代局限性带来几不可解的弊病，却敲响了谢幕的华章，并最终随着清朝迎来了帝国余晖。

落日余晖：继承明制的清朝驿递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辽阔的疆域之下有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信仰的群体。

如何保障内部信息的高效传递以维护稳定的统治，就成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由于明朝已经形成了古典时代较为完善成熟的驿递系统，清朝在整体上是继承自明朝，其中央层面驿递系统也是由兵部车驾清吏司管理，其管理主要变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发放勘合、火牌；其二是依据不同官吏的品级确定不同的给驿规格；其三是对公文奏折、军报军情的递送期限、行程给予规定。

而在地方上，清朝的驿递体系分类更为细致，除了驿、站、铺等传统机构外，还设有军、塘、台等特殊机构。

这类机构一般设置于帝国的偏远地区或重要军事重镇，主要以传递军情，兼具情报刺探、巡逻、转运等军事职能，相较于传统的驿站和急递铺。

此类机构具有特殊性、临时性和区域性。但由此构成了更为缜密的驿递系统。

但清朝的驿递系统虽然经历过康乾雍三朝改革，但在王朝的中后期仍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诸多弊端。

一方面驿站的管理管理贪污、滥用权利的现象难以根除，胥吏们不仅侵吞拖欠驿站经费，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将诸事加于黎庶头上；

另一方面驿站徭役疲民累民，较之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地方碑文中曾言：“马站牛站，累死穷汉。”可以说是当时驿夫悲惨境遇的真实写照。

结语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认知到，驿递系统犹如社会的毛细血管，遍及国家的每个角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最初的建立往往是出于统治者巩固其封建统治和军事战争的需要，因而其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

但其也在无形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做出来巨大贡献。

窥一隅而可知全貌，驿递系统尽管在宏观的历史中常常为人所忽视，且最终为现代邮政系统和物流系统所取代。

但它却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探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清晰坚实的路径，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中国邮驿发达史》

《明会典》

《大清会典》

《中国交通史》

《中国古代邮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