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余莉：晚清社会学与刘师培文论观的建构

第七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晚清社会学与刘师培文论观的建构

文/余莉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刘师培文论观的建构与晚清社会学有密切关系。晚清民初，随着西方社会学大量涌入中国，社会学成为刘师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并广泛地渗透到其文论研究中。首先，通过汇通社会学与小学，刘师培从社会发展视角重新提出“骈文正宗论”；其次，通过研究社会活动与文体形成的关系，刘师培从社会学视角探究文章各体的起源。再次，刘师培还从社会学视野研究中国南北地域文化与文章风格形成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晚清 社会学 刘师培 文论

自严复力倡群学之后，西方社会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时之间，以进化论为代表的各种西方社会学说成为报刊杂志竞相谈论的对象。刘师培也受到这股学术思潮的影响。1904年，他在《甲辰年自述诗》中说“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佉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道教阴阳学派异，彰往察来理不殊，试证西方社会学，胪陈事物信非诬。”诗下自注曰“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1] 177}在刘师培的各类学术论著中，他常常引用的社会学著作有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有贺长雄的《人群进化论》等。自接触社会学之后，社会学视野很快渗透到刘师培的学术研究各方面。

社会学视野渗透到刘师培学术研究的路径是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相汇通。这种学术思维的形成与西方社会学的引进者严复有密切关系。严复在社会学译著中“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2]182，将西方社会学理念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发挥，这导致社会学逐渐渗入传统学术研究。在严复的影响下，社会学很快成为“国学研究的新理新法”。^[3]150刘师培就是这种“新理新法”的积极运用者。在1905-1906年间，刘师培先后撰写了《论文杂记》《文章学史序》《文章原始》《南北文学不同论》等一系列文学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刘师培自觉运用社会学视野和研究理念进行“骈文正宗论”研究、“文体起源”研究、“南北文学不同论”研究。下文分别论之。

一、社会学视野与“骈文正宗论”的提出

1905年初，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创办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并成为《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在《国粹学报》“文篇”栏目上发表了《文章原始》《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学史序》《南北文学不同论》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刘师培的尊骈意识非常强烈，在《文章原始》和《文说·耀采》两文中明确提出骈文当为文体之正宗。关于骈文正宗论的问题，阮元的《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曾说过齐梁之后四六之体渐开，“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4]608刘师培重提骈文正宗论，有承袭前辈阮元的因素，但在论证过程中，刘师培比阮元要严谨，这份严谨正是得益于社会学研究视野的运用，正是从社会学视野，刘师培重新抛出了“骈文正宗论”。

刘师培第一次正式提出“骈文正宗论”是在《文章原始》。1905年2月，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1期发表《文章原始》一文。在该文中，刘师培先论文章的起源，后论历代文章流变，在论及魏晋六朝文章时，他说，“然律以沉思翰藻一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但实际上，刘师培决意为骈文争正统的底气并不来自于萧统《文选序》中的“沉思翰藻”说，而是来自文章开头部分对中国古代文章缘起的论述。

在《文章原始》开篇，刘师培说“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5]1644。在溯源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他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方式，论证出中国上古时代以字为文，‘字’训为“饰”；同时，出于社会传播的需要，尚偶语韵文。其曰“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凡字义皆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却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举左旁之迹，皆可通用……由语言而造文字，而同义之字，声必相符……文字者，基于声音者也。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以言语流传，难期久远，乃结绳为号，以辅言语之穷。及黄帝代兴，乃易结绳为书契，而文字之用以兴。故‘字’训为‘饰’，与‘文章’之训相同。足证上古之初，言与字分，以字为文。”^[5]1644-1645在具体论述中，刘师培不仅引用了前辈学者黄春谷、阮元等人的小学研究成果，还引用了章太炎所译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中的观点来说明古代语言的进化过程，其文曰“言语发见，为人群进化之初级。日本岸本氏《社会学》之言曰：‘人当始有言语，未若今日之复杂也。呼吸之官，进而益调达，思虑之官，进而益深长，而后语言复杂。’其说甚确。”^[5]1644在论述了语言文字的产生之后，刘师培紧接着论述了“文章”的产生，同样是出于社会学视角。其曰“然文字初兴，勒书简毕，有漆书刀削之劳，抄胥匪易，传播维艰。故学术授受，仍凭口耳之传闻。又虑其艰于记忆也，必杂于偶语韵文，以便记诵，而语言之中有文矣。”^[5]1645

通过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文字观和文章传播论，刘师培认为“文”在产生之初就是重视偶语韵文的。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前提下，刘师培在后文论历代文章流变时，才有底气说骈文为文体之正宗，批评桐城派等人失文章之真源，赞汪中、阮元等人存文章之真轨，斥“别骈文于古文外”者为无识之流。可见，社会学视野与刘师培“骈文正宗论”的提出有密切的关系。

刘师培运用社会学视野重提“骈文正宗论”并非一时兴起而为之。实际上，社会学视野已经成为他当时文论研究的一种学术意识，并广泛地体现在他同时发表的其它文章中。如与《文章原始》同期发表《论文杂记》，刘师培也引用了斯宾塞的文字观念来证中国文学史。其文曰“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6]9483所谓文言，即指偶语韵文。他认为，中国上古之时文崇偶体是完全符合社会进化理念和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又如在《论文杂记》中，刘师培也多次为韵文力争：“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6]9484正是因为注意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种特点，所以刘师培认为中国词章之体也是由此而生：“宣王之世，复有史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盖古代之时，教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6]9485这些论述虽然不是直接倡扬骈文，但与“骈文正宗论”殊途同归，并为之提供了佐证。而在论述过程中，社会学始终是重要的研究视野。

刘师培第二次正式提到“骈文正宗论”是1906年在《文说》的《耀采篇》。在该文中，刘师培论述了辞采对于文章的重要性，说“是则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6]9543。在《文说》中，《和声篇》和《耀采篇》在“骈文正宗论”上紧密相连，不可分隔。在《和声》篇中，刘师培再次运用了他的社会学视野，从上古时代的语言文字状态出发，认为韵文的出现与社会传播的需要有关，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其文曰“太古之文，有音无字。谣谚二体，起源最先。谣训‘徒歌’，谚训‘传言’。盖言出于口，声音以成，是为有韵之文，咸合自然之节。”^[7]9530又继续从社会传播的角度阐述了韵文的必要，曰“况三代之时，学凭记诵。师儒之学，口耳相传；经典之文，声韵相叶。故声教记于《禹贡》，文言著于羲经，太学锡成均之名，四教为乐正所掌。而六艺之文，诸子之书，莫不叶音而足语，立均而出度。试观《周易》六爻，《尚书》二典，老聃传《道德》之经，屈子作《离骚》之赋，以及箴铭垂训，钟鼎镂词，凡兹古籍，半属韵文。”^[6]9530此外，又说“且古用韵文，厥有二故：一则创字之原，音先义后；解字之用，音近义通。古人作文，比类合义，韵既相叶，义必相符。一则奇字硬语，佶屈聱牙；惟韵语偶文，便于讽诵。故外史谕书名，臣籀作《史》篇，使咕毕之儒，事半功倍。综斯二因，遂崇偶体。”^[6]9531这些论述，都是出于社会学的视角，与1905年的《文章原始》以及《论文杂记》均有一脉相承之处。

《耀采篇》中，刘师培还说“观于‘文’字之古义，可以识文章之正宗”。对于“文”的解析，刘师培在文中并没有过多阐述，只在文章第一段中说“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6]9542该文句下有注曰：“见去岁第四期”，意指《国粹学报》第4期所刊的《论文杂记》。在该期的《论文杂记》中，刘师培论述了“文”字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应用情况，认为“文章”之“文”始于孔子《文言》，其“文”训为“饰”，故只有“韵语俪词”符合古训。其曰：“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6]9493在这一段文章的论述过程中，刘师培将其小学功底与社会学视角相结合。通过对“文”字在中国古代社会运用情况的溯源，刘师培认为“文章”自古以来的本质属性就是“缘饰”，故他在《耀采篇》中再次提出骈文实为文类之正宗。

刘师培从社会学视野重新抛出“骈文正宗论”，就研究视野与论证思路而言，则显然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早在1902年的《正名杂义》中已使用西方社会学理念及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文学的发生，其中一些观点还为刘师培所引用。1903年，刘师培将所撰《小学发微》（该文于1904年11月刊于《警钟日报》，题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寄给章太炎，章在回信大赞《小学发微》 “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7]73章太炎的赞赏增强了刘师培对《小学发微》这种研究方法的自信。所以，刘师培坚信小学与社会学可以完美结合，并将之用于“骈文正宗论”的研究。就研究理论和思路而言，不可谓之不新，但就其论点而言，因有违于文章发展趋势而显不足。刘师培这种为骈文争正统的行为是清中期以来骈散之争的进一步发酵。

二、社会学视角与文体起源研究

刘师培早年曾致力于文体起源研究，撰有《文章学史序》《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研论文章各体的起源，在论述过程中，刘师培以小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学视角探究文章各体的起源。

在《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中，刘师培通过对“祠”“祝”“巫”三字的联合考证，认为韵语之文多与古代社会的祭祀活动有关。

《说文》“祠”字下云：“多文词也。”盖“祠”从“司”声，兼从“文词”之“词”得义。古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说文》“祝”字下云：“祭主赞词者。”《辅行记》第七之四引作：“祭主申赞辞者也。”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巫”字下云：“巫，祝也。又曰罢。古文巫如此。”案古文“巫”字，盖从两“口”，即《周易》“兑为口为巫”之义。虞翻注《周易·大有》云：“《大有》上卦为兑，兑为口，口助称佑。”口助者，祝之职也。与《说文》“祠多文词”之谊，互相诠明。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5]1283

在这篇短文中，刘师培运用的仍是他擅长的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的研究方式。文章先考证“祠”字之义，然后从古代社会职官设置来看，掌管祠祀的官员惟有“巫祝”，继而考证古代“祝”与“巫”字的含义与“祠”字之义相合，又古代祭祀活动常要有祝词之用，故“巫祝”出于职责要求，文词颇工，而这些祭祀活动之文词基本是韵文形式，故以此认为韵文一体大抵皆由祭祀活动而产生。刘师培的这种论证在手法上主要运用小学考证，但其研究的视角却出于社会学，所以他从社会功用的角度来探讨文章起源。这一点在《文章学史序》一文中运用最充分。

在《文章学史序》一文中，刘师培从社会功用视角研究文章各体的起源，认为文章各体的产生均与古代社会的职官设置及其活动有关，并由此认为周末文章主要有两派，一是墨家之文，一是纵横家之文，后世各文体也大多出于这两家，或为这两家文章的支流。

首先，刘师培在“文章”定义上即强调它在社会活动中的沟通交流作用，并认为上古之文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与鬼神沟通，一是与人沟通。文章开篇，刘师培就从社会功用的角度给“文章”下定义，曰“文章者，所以抒己意、所欲言而宣之于外者也。”^[5]526其所谓“宣之于外者”，从后文的论述来看实际上就是强调文章在社会生活中的沟通交流功用。所以，刘师培紧接着就归纳了上古社会文章的两种社会功用，其一是“抒己意以示人”，并注曰：“有由上命下之词则为诏令，有由下告上之词则为奏疏，有同辈相告之词则为书启尺牍。”另一是“宣己意以达神”，并注曰：“以人告神则为祝文诛辞。其人已死，以文记人则为墓铭行状碑志。其类甚多。”在此基础上，刘师培提出“周末得文章正传者，仅墨家、纵横家二家而已。”其理由是“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工于祷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则工于辞令。”^[5]526“工于祈祷”是善于“宣己意以达神”，“工于辞令”是善于“抒己意以示人”。

其次，在论述过程中，刘师培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强调各种社会活动与各类文章产生之间的关系。如在论述墨家之文的过程中，刘师培说上古祭祀之典，均有专司如巫史卜祝之类，如《周礼》记载太祝掌六祈以司鬼神，在祭祀活动中，以文词通于神明，此即后世祭文之来源。《左传》中殷史卒甲作虞箴以箴王缺，乃后世官箴之祖。如此推出后世哀册、行状、诔文、墓铭等文体的起源情况。在论述纵横家之文的过程中，刘师培根据《周礼》记载有大小行人奉使命典谒四方，认为在这些人行使职能的过程中产生出许多文体。如“小行人之官，周悉万民利害，勒之书册，以反命天王，乃文之施于敷奏者也。后世表章笺启本之。^”[5]527小行人行使自己的职责，将民间百姓的情况，以文词的形式上陈君王，这就是后来表章笺启的来源。又如“掌交之官，巡邦国诸侯，以及万民之聚，谕以天王之德义，以亲睦四方，乃文之施与谕令者也。后世诰敕诏命本之。”^[5]527掌交之官，出巡各诸侯国，将君王的德义传播于各地，这就是后来诰敕诏命文体的来源。等等。

刘师培以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文体的起源，与前人文源六经的说法是有差别的，前人说六经为后世一切文体的渊源，缺乏深入的分析，而刘师培却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前人，他从社会学视角进一步阐发了这些文体的产生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比前人笼统的“宗经”说更科学，具有现代学术精神。此外，刘师培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文体起源是成体系的。除《文章学史序》外，这种研究视角《论文杂记》中也有同样的体现，如其论诗词歌赋亦出于行人之官等等，此处不赘述。

三、社会学视野与“南北文学不同论”

除文体起源研究外，社会学视野还影响了刘师培对文学风格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地域与文学风格的研究。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了《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有一篇为《南北文学不同论》，其文认为，南方和北方的声律存在明显差异，“声能成章者谓之言，言之成章者谓之文”，由声音及语言，由语言及文章，故而南北文章风格差异很大。这篇文章后来影响很大，尤其文学地理学兴起后，刘师培已然成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鼻祖。以地域论文学风格，中国古代也有，如《隋书·文学传序》中即有以南北论文章之先例，但刘师培的研究路径却与古人有差别。本文以为刘师培从南北地域差异研究文学风格，明显受到了晚清以来的社会学视野及其理念的影响。

首先，从文章出处和学术思路来看，《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地理环境来研究文学风格与晚清社会学有密切关系。

《南北文学不同论》是《南北学派不同论》中的一小节。《南北学派不同论》一共分为六部分，分别为《总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和《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地理之南北划分学术，南北朝时已有之，宋明均有沿袭。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有“北方之学者”与“南方之学者”之分。其卷上曰“自孙奇逢以下诸君，皆北方之学者也。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胜口说，其弊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较之陆、王之说，变本加厉矣。”^[8]164这些先行研究关注到地域与学术的关系，但缺乏进一步深入的探究。晚清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学说的涌入，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进化的论述开始多起来。章太炎译的《社会学》，麦仲华译的《人群进化论》，严复译的《法意》等诸作中，都有大量关于地理环境影响人类进化的专门论述。这些社会学著作从理论上强化了中国古代关于地域与学术思想之间的思考，并在近代学术思潮中形成一时之风尚，影响非常大。当时，社会学不仅对学术界产生影响，甚至还进入了学校课程的考核。1901年，杭州求是学院已经开设有社会学一科，其考题中就关于这方面的论题，如“国多海滨，民易进化说”。^[9]319

作为晚清社会学说的积极运用者，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社会学说的影响。在《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中，刘师培开篇即说中国地形之特点，紧接下来就论气候之差异，说“中国古代，舟车之利甫兴，而交通未广，故人民轻去其乡。还狂榛榛，或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各地民众鲜有交往，各自地理环境的寒暑燥湿影响了各地人群的习俗风尚，进而影响到学术文化。这与麦仲华所译的社会学著作《人群进化论》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人群进化论》在论及人群发生之外部要质时，分别论述了“气候”“地形”“植物”“动物”对人群形成有重要影响。^[10]10由此可见，刘师培接受了晚清社会学说中关于地理环境会影响人群文化的观点，并运用于《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此外，《总论》中还说“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这也晚清社会学说中的观点。刘师培接受了晚清社会学说关于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并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提，认为在人群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南北两派文化体系。

《总论》作为《南北学派不同论》的灵魂，其学术思路受到晚清社会学影响。那么，作为《南北学派不同论》分论点之一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在学术思路上也不可避免受到晚清社会学的影响。

其次，从文章论述方式来看，《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理论体系与晚清社会学视野有密切关系。曾大兴曾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说“真正开始具有文学地理学的某些学科意识，从而把古人的那些片段的言说，发展为较有条理的专论的人，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专论，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1]10的确，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是有其理论体系的，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就是晚清社会学说中的语言观。作为刘师培南北学派论中的一个分支，《南北文学不同论》主要探讨南北文学在各自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风格差异。在该文中，刘师培继续了他以语言为基础的文章观念，先论述了古代语言有南北之分。其曰“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旨归，则析分南北为二种。”^[5]559并举证说吴楚之音和燕赵之音截然不同。既然南北语音差别如此之大，言及文章，则可证南北之文亦大不同。故其曰“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5]560并以历代文章为证，论述南北之文在风格上的差异。晚清时期，以社会学说中地理文化观念研究文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除刘师培外，比较典型的还有王国维。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将中国文学分为南北两派。其文曰“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12]27王国维此文在研究方法上与刘师培是一样的，其理念的形成以及论述思路都深受晚晴社会学风潮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后来对社会学理念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理性，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刘师培说“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并说一代杰出之文人，往往不为此所限，可谓对其早年所著《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观点的一种补充。

综上所述，社会学视野在刘师培的文论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他文论研究的新起点，使他的文论研究超越阮元等人而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在刘师培后来的中古文学研究中，社会学视角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于这种研究思路在学术上的优劣，则仍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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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