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鸦片在清朝屡禁不止？

早在14世纪，中国已有人开始吸食鸦片。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产于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各口岸，中国各地的居民从此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1773至1906年，依靠销售印度鸦片，英国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赚取了整整21亿美元！

1840年前后，清朝皇帝对鸦片带来的危害十分震惊，于是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

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国商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一万箱鸦片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再次战败，但影响更加深远的，是随后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的一条规定：准许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征税入口。

也就是说，清政府既不许干涉也不许限制印度鸦片向中国的输入。自此，鸦片在中国大地畅通无阻。

在此之前，政府一直不允许种植罂粟。如今的情况下，清政府统治者却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与其让国人耗尽钱财购买印度产的鸦片，不如让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

于是，政府解除了种植罂粟的禁令，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

到后来，甚至中国所消费的鸦片，6/7都是国产货！在一些省份，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因此成年人中吸食鸦片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比如在云南，人们商定婚姻问题时，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情况，是“这个家庭中有几杆鸦片枪”。烟杆的多少，成为衡量某一家庭经济状况好坏的标准！

为什么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长期深入的侵蚀着社会的肌体？这是因为，《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所规定的外国在华鸦片贸易的特权，束缚了中国政府权力的发挥。

然而，即使政府在禁烟方面束手无策，其他的社会组织早应行动起来，学校的课堂、各种讲座、报界、禁烟组织以及禁烟活动等都可用于禁烟运动中。

但是，中国社会当时根本没有这些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社会组织。中国宗教中没有用于布道的地方，学校只允许讲授古典的知识，报纸的发行量小，私人聚会等组织也在政府禁止之列。

更重要的是，妇女们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并保持缄默，而她们本应是反对一切社会恶习的重要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当年的禁酒运动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集结在一起，四处宣传，鼓动妇女们为保卫家庭而努力。

而中国妇女中识字的不及千分之一。她们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地位，从不参加集体讨论，所以无法向社会申诉男人们吸食鸦片给她们造成的灾难和不幸。

因此，中国大部分地区，鸦片的种植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那些因群山阻隔，远离商业发达地区的内陆省份，鸦片种植更是蔚然成风。

算下账其实也不难理解：只要一名苦力，就可以挑着130磅重的一担鸦片，穿越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销售鸦片的市场，在这里，鸦片的售价为每斤二至十美元。假如将同一块土地上所生产的食品运往大山外的市场，其运输费用将远远高于运输鸦片的费用，所以食品只能在附近的地方销售。而对于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鸦片是他们唯一可以销往发达商业地区的产品。

1906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慈禧太后终于下令禁止生产鸦片。

表面来看，停止种植鸦片的建议简单又可行，但禁烟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是这样的——

当县令宣布禁烟令，并声称他将努力使这一法令得到贯彻执行时，所有种鸦片的农民就会前来请求长官高抬贵手，允许他们种完这一季罂粟。除非县令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改革者，或者害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否则，他是不会过分执拗的。当然，如果他接受了百姓的请求，暗地里会得到一笔相当丰厚的回报。

假如官方管束不严，农民就会采取一些其他策略：远离交通要道的小块田里、河谷的土坡上、墙或树丛遮掩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都成了种鸦片的场所。甚至将罂粟的叶和花剪掉，以躲避检查人员的视线。

有时，农民不得不贿赂这些官员。当然，当地方行政官员带领大队人马前来拔除罂粟时，农民会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几个村庄往往结成联盟，手持镰刀、钩刀、铁叉共同对付官府：

1、陕西武功的农民击溃了前来查罂粟的管服人员，他们甚至对为首的官员拳脚相加。这位地方长官逃到一座庙中避难，并宣布：从此农民可以大胆种植罂粟，他不再过问此事；

2、浙江温州，当地行政长官带领一队士兵准备毁坏农民种植的罂粟，大约两千农民与士兵展开了斗争；

3、甘肃某地，前来铲除罂粟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他下榻的小店中遭到民众的袭击，差点被打死。

由于禁止种植罂粟的压力来自北京的中央统治集团，一般来说，高级官吏实施禁烟令时比下级官吏卖力的多，他们的行动比较自觉。当然，也有一些总督、道台因缺乏热情而被撤职，一些值得中央信任的人填补了他们的空缺。

但下级官吏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地方小官吏人数太多，不可能进行大换班或者全部撤职，所以许多小官吏在实施禁烟令的过程中裹足不前。这些人本身就是鸦片的吸食者，每天要偷偷吸几次烟，所以希望维持现状。而一些不法官吏却抓住实施禁烟令的时机，对鸦片种植者和烟馆老板进行敲诈。

当问及某地的鸦片种植情况时，本地的行政长官自然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我管辖的地区我没有看见任何人种植罂粟。”

历史上最为周详的计划大概要算1910年发生在四川的一幕。当时四川还沉溺于大量种植罂粟的运动之中，能干的总督几乎将全省的罂粟铲除干净，只有远离总督府的奉节县幸免。而在当地，五分之四的可耕土地都种着罂粟。

1910年正月，家住重庆的道台听说奉节县的农民无视禁令，播种了罂粟，便带领军队到该县视察，罢免了当地的行政长官，然后派士兵四处割除罂粟。而当地的农民，却早已用土将罂粟刚刚发出来的嫩芽掩盖了起来。

即使在某些地方，士兵发现了罂粟，他们割罂粟时，只是小心翼翼割其顶端，而不是将罂粟从根上割除，士兵们这样做的原因不难猜想。

一周后，道台认为已圆满完成了任务，于是打道回府。农民随即将覆盖着罂粟幼苗的土拨去。为了避开官吏们的视线，确保罂粟顺利生长，农民又在罂粟的行间种上豌豆、大豆、小麦等。

打发走了道台大人，农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对付新上任的地方长官。这位长官一面勒索农民，一面按上司的命令行事，他一本正经的说：

“种植罂粟是违法的，六月份他将亲自到所辖地区视察，倘若有人种植鸦片，一经查出，他将没收种植者的土地并重笞土地所有者。”

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六月份以前，所有的罂粟早已收割得干干净净。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