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20世纪，英国政府在制定马来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民族主义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马来亚族群政党的蓬勃兴起。二战后，马来亚工人阶级斗争运动兴起，许多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他们采取集体罢工等手段来争取权益，直接导致工人与警察发生频繁冲突，加之一些工会的组织者受到马共的影响和控制，令殖民政府深表厌恶。

马来亚民族主义发展

1948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连同许多工会组织如泛马来亚自由工会、新民主青年同盟、马来亚国民党、马来亚青年组织等，均被宣判为非法组织。这次打压以后，许多二战后新成立的政党、团体几乎全部销声匿迹，仅剩下巫统和印度人国大党等几个代表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族群政党。占马来亚社会四成人口的华人族群，要怎样融入马来亚社会，参与马来亚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摆在马华面前的难题。

1949年2月，一些华人商业阶级领袖和知识分子代表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华人大集会，讨论华人面临的包括政治认同、公民权、政治经济利益等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组织。1949年2月17日，马华公会在吉隆坡成立，陈祯禄担任首任会长。

这个由华人精英和上层组织的族群政党很快受到了殖民政府的欢迎，英国官员认为由温和派组建的华人社团有利于在政治上孤立、瓦解马共，成为凝聚华社的新的力量。正如高级专员葛尼在写给殖民部官员的信件中提到：“我想马华公会能得到华人的广泛支持，并成为马来亚华人未来的强大支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对共产主义还需要未来继续观察，但以目前的紧急状态局面看，马华公会是值得与我们开展合作的可靠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巫统也因为担心马来亚会被马共“赤化”，对马华公会的成立表示支持。这样，英国和巫统都认为马华公会能拉拢大多数华人，并希望马华公会站在自己的阵营。

事实上，马华公会在成立后也确实积极拉拢中下层华人群体，通过协助华人搬迁进“新村”，以发行福利彩票的形式募集资金，为“新村”的贫困华人提供援助。这使得马华公会在华人社会的声望和地位迅速提升。丘吉尔上任后，马来亚基本形成了能代表三大族群利益的政党：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

难以开展的合作

尽管这些政党都获得英国当局的认同，但彼此之间却难以开展合作。巫统主席拿督翁认为巫统内部趋于保守和僵化，为了摆脱保守分子的固化结构，他试图说服巫统成员接受非马来人的加入，结果遭到党内成员的反对。

气急败坏的拿督翁辞去了巫统主席职务，他在第六届巫统代表大会的告别演讲中说：“我要警告你们，马来人特权时代已经结束，你们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马来亚的独立可以通过某一个族群或某一部分人来实现”。

离开巫统后，拿督翁于1951年9月成立了马来亚独立党，这个以实现种族平等为目标，同时代表三大族群利益的政党，被新任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斥为“破坏性的行动”。尽管从后来的竞选结果看，独立党没能改变马来亚现状，但政党政治模式却在马来亚独立呼声高涨的背景下悄然形成。马来亚民族主义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是对司法公正性的关注。

紧急状态期间，马来亚人民对殖民当局抱以严重的不信任，当地人特别是华人对《紧急法令》的内容表示疑虑，这种不信任感在“李明案”中一下子被迸发出来。1952年8月，一位26岁的华人女性李明因藏匿手枪和手榴弹而被逮捕，警方认定李明是马共分子。

法庭上，主审法官汤逊宣判她有罪，而两位亚裔陪审推事（一位华人、一位印度人）宣判她无罪，法官与陪审推事审判的差异导致此案件送去重审。巧合的是，重审结果为欧洲法官认定李明罪名成立，而几位亚裔陪审推事仍宣布其无罪，这让公众不得不怀疑殖民官员对部分族群存在歧视。

此事立即受到新马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地的司法程序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指点。马华公会领袖陈祯禄呼吁大家看清英国殖民下的马来亚，欧洲人和亚裔人待遇是不同的，这是殖民政策中一个明显的弊端。

更严重的是，此事还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政府关注，匈牙利提出要与英国政府交换人质以挽救李明。丘吉尔对“李明案”的发酵表示焦虑，他认为此事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进而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邓普勒和麦唐纳则更担心，英国司法声誉一旦受损，马来亚恐怖袭击事件会上升。

“李明案”是殖民地人民关注法律规范的一个缩影，此事发生以后，联邦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宪政改革内容中加入司法体系的改革。五十年代以后，马来亚代表各族群利益的合法政党雏形初现，加上殖民地人民对司法正义的关注，使得马来亚民族独立意识和观念深刻变化，不断提醒着丘吉尔政府要对马来亚政策政治体制和组织管理进行调整和变动。

不同族群对联邦政府认知的差异

二战以前，英国殖民官员依靠与马来统治者的合作来维持自身合法性。五十年代后，随着马来亚各族群民族意识观念的改观，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华人对英国统治者的不信任感增强，殖民政府难以推进与民众的合作，加之马来亚各族群间的关系在二战后变得愈发紧张，令丘吉尔政府开始关注“马来亚独立后各族群能否和睦共处”的问题，将马来亚族群关系改善程度视作实现自治的前提条件。

最能反映不同族群对殖民政府认知差异的事件，是紧急状态期间的征兵问题。邓普勒到任后，主张扩大军队和警察队伍，组建一支由现有的马来军团和新的多族群军队组成的“马来亚军”，联邦政府希望在华人青年中招募更多的协警和家卫，与马共展开抗衡。

1952年4月，邓普勒在华人比例较多的霹雳州发起招募运动，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此后几个月，联邦政府又在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和雪兰莪州发动华人招募运动，都未能达过预期，最终只有不到四百人留下来训练。

邓普勒开展“华人招募运动”的初衷是号召华裔青年与联邦政府合作，邓普勒首先想到借助马华公会在华人群体中的影响力来展开宣传，陈祯禄认为招募效果不如预期的原因是入伍酬劳太低，尽管他深知联邦政府陷入预算不足的境地。

不过，薪资问题只是表象原因，往深层次看，还是因为华人对自身国家认同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在与政府合作一事上摇摆不定。从马来亚联盟到马来亚联邦的转变，从公民权问题悬而未决到布里格斯计划下大批华人遭驱逐和遣返，在新村华人眼里，英国重返马来亚以后，就不断以牺牲华人的利益来巩固统治。

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对海外华人的鼓舞，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华人中难以收获民心，邓普勒即便采取了软性措施来弥补，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大的改观。截止1955年10月，马来亚警力部队维持在五万人左右，但从各族群参警人数比例看，马来人占据了绝大多数，占总人口近四成的华人，只贡献了不到7%的警察人数。

有鉴于此，如何调和各族群间关系始终是丘吉尔政府制定马来亚政策的依据之一。华人参与度不高一方面源于自身的顾虑，另一方面源于土著政党或亲马来人官员的偏见。马共成员超过95%是华人，其背后的人力物资供给和情报传递主要依靠马来亚华人，这让部分官员认为华人不易被同化。

1949年马华公会在英国的支持下成立，这支由华人精英及上层组成的政党在改善新村华人生存状况，争取华人权益和调和华人与殖民政府关系上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组织结构的复杂性，马华公会成立不久内部就出现了分歧，以至于拿督翁指控受华人商会操控的马华公会有意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0个省。这对当时族群关系的调和造成负面影响。

邓普勒为了展现与华人合作的诚意，支持建立一支完全由华人组成的近打家卫队来管理霹雳州锡矿区，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官员批评这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赌注，霹雳州苏丹更是指责这个“华人私家军”将与国民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有利特尔顿背后的支持，加上邓普勒一意孤行，认定“这支特殊部队承载着特殊目的来打击马共”，计划最终得到落实。当然，马来亚华人社会结构并非单一，海峡华人效忠于英帝国，这批群体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英国当局对联邦政府负责，他们就能得到公平对待，其商业利益就能得到保护。但如果过早实现自治，马来亚就可能被马来人统治，因此海峡华人不愿意看到英殖民政府的离开。

总的来说，马来亚各族群的特殊性和族群内部的复杂性在五十年代一并爆发出来，也反映出丘吉尔政府在制定马来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以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