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的建立是英国近代史的开端

都铎王朝是英国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其间，不列颠社会经过多年发展，封建主义特点渐渐弱化，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此，国外有些学者把都铎王朝的建立视为该国近代史的开端。

中古后期，英格兰的人口因疫疠和战争的折磨，长期在低谷中徘徊，1485年只有220万人。16世纪增长速度越来越快，1600年接近400万人。

都铎时期英国社会的变化是多方面的。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工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手工工场的规模和水平稳步上升，毛纺织业成为获利丰厚的“民族工业”。仅在1470—1510年间，英国的毛呢出口就由每年3万匹增加到9万匹。

1486年，达拉姆的矿井首次采用水力抽水机排水，许多因水患而停采的矿井重新被利用，深井开采技术普遍推广。1490—1510年间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矿业产值提高一倍。煤产量在16世纪末超过欧洲各国产量之和。资本集中趋势已经出现，有的矿业公司的资本高达数万英镑，造船业逐渐居欧洲前列。

大船主威廉·卡宁吉拥有3000吨的船舶，常常使用上百名木工造船。亨利八世在位前期，世界上最大的军舰“长驱”号下水，它上下7层，重达1500吨。建筑业经过长期滞，1480-1540年出现了教堂修建热潮。宗教改革后，贵族乡绅竞相修建府邸和乡间别墅，以后数百年里式样别致的庄园点缀着乡间风景。

商业发展迅速带来的影响

商业发展空前迅速。个别富商的资产达10万英镑。英商控制了本国毛织品出口的一半。16世纪初较大的乡村集市多达350多个。其中最大的是英格兰东部的斯陶尔布里奇集贸市场，每年8月24日至9月29日集会，为时5周。届时国内外商人云集该地。为数更多的周末市场也在货物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泰晤士河、乌斯河、塞文河和特伦特河4个水系的货物运输，不仅改善了国外贸易，还有助于内外贸易的沟通。1524年城市人口仍然不超过全国人口的10%，却拥有全国财富的15%。16世纪初，伦敦的人口大约在6万—8万左右，以后其规模、人口、财富、贸易和权力同步发展，速度空前，17世纪居民达30万人，成为西北欧最大的城市和贸易中心。

与前朝君主相比，都铎君主能主动维护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如亨利七世时，实行奖励出口、增加关税政策，规定英国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运；鼓励海外探险，开辟新的市场。

在城市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贫富分化加剧。据估算，伦敦4%的居民拥有全城80%的财富；下层75%的居民却只有5%的财产。在考文垂，11个居民占有全城44%的产业，另有50%的居民一贫如洗。

英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商品经济迅速渗透乡村，资本主义农牧场顺应而生。毛纺织业的发展提高了对羊毛的需求量，圈地运动随之而起。城市和工业人口的增长，粮价的上涨，使圈地加快实施。

圈地出现和流行的直接原因是利益驱动。岛国温和多雨的天气适宜牧草生长。过去众多农夫耕种的农田，被圈围起来后，只要一两个牧人和几条牧羊狗的协助，就能饲养庞大的羊群，获取更多的收益，一些地产者何乐而不为？圈地开始于中世纪，15世纪末成为常见的现象。

圈地运动会破坏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和农民份地制，使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的农人突然成为无地的游民，从而影响到农业经营方式和政府的税收。早在16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托马斯·莫尔就在其《乌托邦》里发出了“羊吃人”的惊呼。现在看来，莫尔的惋叹虽有远见，但不无过分之处。

因为其一，当时英格兰的圈地尚属早期，而且仅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地方。被圈占的土地里，不少是公有地和未被开垦的林地。南部和西北部一些传统农业区和林区则没有出现圈地活动。甚至到了16世纪末，英格兰所有发生圈地的20个郡中，被圈占的土地仅占所有可耕地的一小部分。

如圈地水平较低的约克、林肯、艾塞克斯、什罗普、格罗斯特、剑桥和赫里福德等7个郡，被圈占的土地不超过1%—2%。另有7个郡（诺福克、诺丁汉、沃里克、米都尔塞克斯、莱斯特、拉特兰、伯克）的圈地额在2%—7%之间。圈地程度最高的北安普顿和亨廷登，被圈占的土地也不超过可耕地的13%。

其二，英国一些农民早就有参与手工业经营的传统，一些农民失去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后，能靠手工业谋生。如在亨利七世时期的考文垂和诺里奇，1/3的人口从事毛织业。还有一些农民成了专职的或兼职的屠夫、缝纫师、制革工、鞋匠、面包师、商贩、酿酒工、制帽工，等等。

一些较大的乡镇里，非农业的行当多达百种，中型的乡镇也有几十种之多。乡村工商业者的生活一般不太富裕，但也能果腹蔽体。乡村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长处，是它能摆脱行会制度的束缚，潜移默化地削弱着城市基尔特的势力和影响。

与圈地并行的是“换田”和地产贸易。所谓“换田”，是一些农户将自己在“敞田制”下所拥有的一些分散的条田，与邻人交换，尽量使其耕地相对集中，连成大片，以便于耕种和管理。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意识。

他们在交换条田时，常常会出现被交换的土地价值不够对等的情况，便以现金作为补偿。这种变相的土地交易行为刺激了土地贸易的扩大。

封建旧贵族的衰落,乡绅新贵族的崛起和农民的两极分化

都铎时期的英国尚处在农业时乡绅新贵族的崛起和农民的两极分化代。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10。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已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封建旧贵族的衰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队伍的扩充、乡绅新贵族的崛起和农民的两极分化。

都铎王朝早期，不列颠社会的阶级变化尚不明显。对土地占有的多寡依然是划分社会级的主标。身大主的世俗大贵族，是指可以接到出席上院的诏令的公、侯、伯、子、男，共50余人。他们的年收入平均1000英镑，最富的白金汉公爵达6000英镑。另外，国王占有全国土地的5%，教会占有全国土地的20%以上。国王、主教和大主教、大修道院长也是地产富足的大地主。

大贵族之下是乡绅(gentry )阶层，包括骑士(cnights )、从骑士(esquies )、绅士(gentlemen )3个等级。1500年，乡绅的3个等级分别为500人、800人和5000人。骑士年均收入约为200英镑。从骑士原为骑士的幼子和次子，年收入约为80英镑。绅士最初是用来称呼从骑士的次子和幼子，年收入为10—20英镑。

16世纪英国世俗大贵族的衰落和乡绅的崛起，是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旧贵族衰落的主要标志是他们庄园的减少。1558年12月，63户大贵族尚且占有3390个庄园，平均每户占有54个。1602年，57户大贵族共占有庄园2220个，平均每户39个。

旧贵族没落的原因

多数旧贵族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土地经营方式陈旧，“价格革命”引起货币贬值等。而生活腐化是许多旧贵族家道中落的重要原因。

生活腐化和产业管理的不善致使旧贵族入不敷出，变卖产业。一些家境良好的乡绅借机压价，购买良田。据统计，1561—1640年，7个郡的2500多个庄园中，旧贵族的占有率由13.1%降至6%，而乡绅地主的庄园占有率却由67.1%上升到80.5%。

英国封建地产的再分配早在中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亨利七世时期对旧贵族的镇压，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劫掠封建地产的重要启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对所没收的修道院土地的出售，使宗教改革变成了一桩巨大的商业买卖。贵族、乡绅、自耕农和商人一同卷入土地投资的旋涡。

由王室出售的教会土地绝大部分转入社会中间阶层，特别是乡绅阶级。些接近王室的商人和廷臣，以及担任地方治安法官的乡绅率先买到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律师、商人等中产阶级长期对教会特权不满，也利用这一致富良机。土地转手使地主和商人站到拥护宗教改革和支持都铎王朝的立场上，在较短时间内扩大了乡绅阶级的队伍。

伊丽莎白在位时，王室财政短，也效法父王出售地产与前朝相比较拥护宗教改革的乡绅颇能得到君主的青和王权的惠顾。都时期的国王和贵出于对旧贵族的猜疑和对权势的维护，以及对的宠任，总是排斥贵族世家，笼络乡绅。亨利七世在位末年，在宫廷中任职的乡绅已有93名，16世纪20年代增加到148人。地方上的情况大同小异。

上升的阶级势力——乡绅

乡绅是一个不同于旧贵族的上升阶级，其发展趋势和我国有关著作所描写的新贵族的情况相似。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两者的相似就简单地划上等号，或断言他们完全都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封建力量。乡绅的作用也不是可以简单而言的。乡绅的主体部分是属于上升的阶级势力，并在以后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乡绅之下的是家境小康的约曼农(yeomen )，即自耕农。他们大多是14、15世纪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主的后代，获得自由权较早，目下大约拥有一二百英亩的农场。约曼农之下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自由小农（husbandmen ），大约拥有10—30英亩的土地；年收入相当于约曼农的1/10。居于社会底层的是人数较多的茅舍农和雇工。

1485—1603年间英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逐渐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都铎君主制的最基本特征。由于这一变化尚未到成熟地步，从而使都铎社会中的封建特征和资本主义特征错综复杂地拥挤在一起，变成一个既有封建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社会。

而且，此时新兴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在国内他们需要强大的王权制服贵族的分离势力，消弭动乱，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镇压下层阶级的反抗，在海外支持殖民扩张，与列强抗衡争霸，维护他们的利益。可见，英国此时的专制君主制度，是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微妙结合物，是英吉利民族国家在其初建时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