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芝麻官的权力？为什么又叫“父母官”？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相信大部分人都看过周星驰主演的《七品芝麻官》，剧中的“芝麻官”为百姓伸张正义，不畏权势，着实与“芝麻官”不相符。

对于老百姓来说估计觉得这就是个小官，但凡是个差不多的人都能做，无非就是惩奸除恶罢了，其实不然，

县令，尊称县太爷、县大老爷，雅称为县尹（战国时楚国及元朝为正式官名）、县宰、百里侯、邑侯、邑宰、邑令等。

县令是中国古代县级行政区划的最高官员名称，掌握所管辖区域的行政、司法、审判、税务、兵役等大权。

县令下设县丞、主簿、县尉、典史等。

战国时期，社会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县治，伴随着世界上封建制度的诞生。秦商鞅变法时，广泛推行郡县制。秦国有三十多个郡。县长，户数在一万户以上的，称为县令，户数在一万户以下的，称为县长。丞是办公室主任，尉是一个县的军事首长和公安负责人。这样，县制就基本健全了。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秦始皇和李斯的主持下，全国实行郡县制。因此，县作为中国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是一种长期固定、世代传承、在使用的组织。

西汉时，中央赐县令一县之权，百里之政府。所有事务都由县令独立处理。这样，地方强人的势力在中央政府的多次打击下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权重大，中央无力控制，这不利于封建统治。因此，到了隋朝，隋文帝命令地方官员自行选择下属，所有地方官员自行选择，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

唐宋时期，县令的名字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县官无论大小，都被称为“太守”。从宋朝开始，各朝代都统一改称“知某某县”，故称此县。这是宋太祖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军事独裁和叛乱，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结果。他到北京做官，做官为县令，暂管地方事务。这些县的组织关系服从中央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任何指示，没有任何独立性。

宋朝以后，县官的处境日益恶化，因为宋太祖抱着这样一种观念:文人当地方官员，不管拿了多少腐败，触犯了多少法律，只要不反抗中央就行，尤其是胸小的志之，碌碌无为地去当县令。

因此，宋朝经常派一些又老又笨、又无能的官僚到基层担任父母官。这些糊涂的官员只把他们的手放进人民的口袋里，不关心其他的事情。有的县官甚至不知道现任相国是谁，可见宋代县官素质之低下。

封建社会越发展到最后，地方基层行政机关的管理能力就越低，官员就越腐败，老百姓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元朝除城、关、卫外，还设置了捕监长和治安长。明清两朝都不敢废除这个职位，为的是恐吓百姓，防止他们造反。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称县知事;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县长, 中共执政后，县长低于市长(地级市)而高于乡长。县长是一个县的第二把手(仅次于中共县委书记)，一般也是该县的中共县委副书记。

拿小编所在县级市来说，一百多万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等等方面，大致上

就县长说了算了，权利不可谓不大，

那为什么叫父母官呢。

“父母官”一词来源于《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甚至是国君。直到汉朝“父母”一词才有了地方官的含义。

《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末元帝时，南阳郡（今南阳市）太守召信臣，字翁卿，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视民如子”，他遵循“为民兴利，务在富之”的“八字方针”治理南阳，成绩十分突出。他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他还亲自指导农耕，经常出入田间地头，有时住宿于农家，贴近百姓。很快使百姓“民得利，蓄积有余”。他在南阳数年，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召父”之后不足百年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百姓又迎来了一位叫杜诗的太守。《后汉书·杜诗传》记载，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今河南卫辉市）人，东汉初曾任成皋（今郑州荥阳市）令和汝南（今河南汝南县）都尉，后升任南阳太守。他治南阳，一是提倡节俭，“省爱民役”；二是“造作水排，铸为农器”；三是“修治陂池，广开土田”；四是“诛暴立威”，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豪绅长吏及土匪流氓实行严厉打击，为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其结果是“郡内比室殷足”，使南阳成了“小天府”。

由于南阳百姓深蒙“召父”、“杜母”之福，于是就把召信臣和杜诗二人称为“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并立祠纪念。自此，“父母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遍及华夏大地。这就是“父母官”称谓的来历。

宋初王禹偁《谪居感事》诗：“万家呼父母。”其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便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最早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