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期，汉人入辽思想的转变过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的“华夷”思想最早源于先秦时期，后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各民族的经济方式、生活习俗的差异逐渐加深。

导致了“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区别，即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等观念并不是强调种族之别。

而是针对当时华夏与四夷之间的争霸战争所形成的“礼崩乐坏"局面的一种解决方式。

即通过确立和维护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的主体地位来恢复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道德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周礼”，防止落后的夷狄习俗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所以，“华夷之辨”更多地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差别。之后，随着秦汉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华夷"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是由于伴随着各少数民族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地区，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本朝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正统地位，使得诸多封建史学家积极颂扬“华夷之辨”的合理性，以服务于本朝的统治。

这便赋予了“华夷之辨”新的内容，并延及影响到之后建立的封建王朝的华夷观念。

而当隋唐再次统一全国后，特别是唐朝经历了贞观、开元盛世，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周边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此时的封建统治者同时也不再过于强调“华夷之辨”与“华夷大防”，而是较之前朝更为开放地对待周边“四夷”，这一变化继续影响到唐末五代时期士人的“华夷”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发展趋向。

由于在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时常处于战乱之中，同时中原各政权还需要经常面对北方契丹族的南下侵扰，此时一些中原汉族士人由于各种原因纷纷入仕契丹。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仕辽的汉族士人的“华夷”观经历了一个由抵抗到逐渐认同与合作的艰难过程，并且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念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此后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中，正是由于受到唐末五代时期“华夷”观念的影响。

以及在中原文化的带动下，其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有了显著发展，“华夷一统”的观念也在金元中后期逐渐形成，并被当时多数人士所认可与接受。

自古以来，当时人们对于诸如蛮、夷、戎、狄之类的称法并不如后世所宣扬的具有极大的贬义色彩，只是当时人们根据一些族群生活在远离黄河流域地区以外的实际情况而对这些族群的一种统称。

对蛮、夷、戎、狄的划分只是以我国黄河流域地区为中心的种地理方位性质的分类，当时的东夷、南蛮、西戎、与北狄并不是某一独立的民族集团。

其次，“四方之夷”尽管在语言及生活习俗上多有不同，但他们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居民一样，也有基本的生活主旨，通过一定的方式他们可以与中原之人进行有效、平等的交流和沟通。

另外，孔子之后的孟子曾言：“舜生于诸冯，迁于鸣绦，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圆从中同样可以获知，孟子在言及自己的先祖的来源时并不讳言“夷狄”，而是将其与中原平等对待。

至春秋前期，由于中原地区与周边“四夷”在经济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诸夏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先进性逐步显现了出来。

种族意识开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华夷之辨”的思想遂成为诸夏中原人士所倡导的一种主流文化观念。

如孔子便强调：“夷不谋夏，夷不乱华”，其后的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同样主张“用夏变夷"，反对“变于夷”。

对此，可以看出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更多的是站在文化的角度上，期望“四夷”可以接受更为先进的华夏文化，进而达到使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的“礼治”状态。

因此尽管孟子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但他亦强调对“四夷”要用文德使其归服，让“四夷”乐于归于诸夏之邦，即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辱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并且经过之后其他儒家重要代表者的倡导和进一步的发挥，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理论准则。

然而，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特别是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中原各方诸侯为争夺政治上的霸权。

利用儒家所提出的“华夷之辨”，将其作为区分“华”与“夷”的一种文化防线与政治手段，一些歧视“四夷”的不平等观念便得以出现。

例如，管仲曾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睚不可弃也。"《国语》也有：“夫戎狄，……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

国上述这种将戎狄比作豺狼的记载，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无疑将进一步激化“华夷”间的矛盾，对诸夏自身和华夷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

此外，它还将为之后建立的统一的秦汉王朝“华夷”思想的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在先秦时期由儒家学派所提出的“华夷之辨”主要还是从中原诸夏与“四夷”之间的文化差异来进行区分的。

而形成的华夷之间的这一差异的本质乃是中原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华夷之辨”乃是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表现。

但是，随着秦、汉建立统一的集权封建王朝，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华夷"思想在区域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层面上的意义。

自秦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后，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防御外敌，其统治者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并修筑长城以加强防御，使中原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界限更加明显。

而此后建立的汉朝沿袭了前朝的措施，为了防止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汉朝统治者同样北筑长城、征伐匈奴、设立郡县，不断加强封建集权的统治。

在此背景下，众多封建史学家的华夷观念受到当时封建阶级局限性及封建正统观的影响，积极倡导区分华夷之别，以进一步维护当朝的封建统治。

例如，在修史体例上，班固的《汉书》单独将“四夷”归类，并置于书中最后部分，以此来建立“四夷”对中原统治阶级的臣属关系，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

因此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华夷观念较之先秦而言，由于出现了新兴的统治阶级，其内容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世局面后，隋、唐先后再次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

特别是唐朝自统一全国，社会逐渐走向稳定，又经历了“贞观”与“开元”盛世之后，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各方面综合国力较之前代达到了鼎盛。

而在民族关系方面，一方面唐朝发达的中华文明对周边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唐朝廷采取开放宽松的羁縻政策，使得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在此背景下纷纷朝贡，内附大唐王朝，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中原民众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有利于各族间的融合与交流。

如唐太宗当政时期曾言：“夷狄办人耳，其情与中原不殊。入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盖德则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田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在对待“华夷”问题上是采取平等如一的态度的，并不排斥、猜忌“四夷”各族。他甚至讲：“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可见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对待种族上的开放态度，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唐朝廷也基本照此办理。如唐太宗在处置内附的各少数民族民众时，就采取了任用当地各族首领的主持当地政务的羁縻州府政策。

唐朝朝廷曾先后在沿边设置了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州府，这些羁縻州府虽属归，但它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并不完全受制于唐朝廷的控制。

而是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这对当时稳定唐朝对周边各族的统治及促进各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朝统治者在上述政治、经济方面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反映到思想方面，便是对“华夷之辨”思想的重新解读，即开始重新按照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从经济与文化上来区别“华”、“夷”，反对歧视“四夷”各族的种族论。

这一思想在唐末程晏的《内夷檄》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程晏认为在判定“华”、“夷”方面，无论身处何方，倘若它能将“中华之仁义忠信"作为其恪守的主体意识，那么它便不可被称之为“夷”；相反，如果即使它身处中原而舍弃“忠义仁信”，那么“即为中国之夷矣”。

因此，诸如程晏之类的唐朝儒士又再次强调了传统儒家的“华夷观”，在此推动下，唐代的各个社会阶层对“华"与“夷”的区别已不同于以往。

如当时胡服对中原人士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乐、胡舞是当时唐人十分喜爱的艺术形式，在民间也很盛行；胡食也同样进入到中原地区上流与平民阶层之中，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喜爱。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少数民族诸多方面对中原的影响，以及中原人士对待“四夷”的一种开通、豁达的态度。

当历史进入唐末五代时期后，这一趋势仍在进一步加深，并且“华夷"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在唐末五代时期，由于中原地区藩镇割据，互相攻伐，处于一种混乱局面之中，而当时北方契丹的势力在经过长期发展后却逐步强大起来，这对当时中原地区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契丹建国前后，相当数量的汉人或因被俘、或出使被扣等各种原因进入契丹境内。在这期间，尽管当时大多中原汉人的“华夷”观念已不再如以往那样强烈，但在这些身处异邦的汉人的心中。

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正统观”的长期影响，他们在心理上仍然将自身视为中原汉人的一部分，在亲自面对“夷狄”政权时，经常处于一种较为矛盾的状态之中，甚至在初期一些中原汉人坚决抵制、反对仕“夷”。

如耶律阿保机在俘获后唐守将张希崇后，知其是当时一位“手不释卷”的名儒，遂授予要职，升其为平州节度使。

但张希崇对此并不在意，仍一意逃归。尽管最初上述一些汉人拒绝与契月统治者合作，但随着历史的演变，那些依然身处契丹腹地的汉人的“华夷”观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

这是由于当他们初涉辽境时，尽管仍然对中原故土怀有强烈的眷恋之情，甚至期望以后可以有机会重仕“旧主”。

然而，事实却是一步步向中原各政权攻伐战争愈演愈烈，后梁、后唐等政权均逐渐消弱下去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反，契丹在统一了北方草原之后，面对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与文明，采取了一系列“因俗而治”的政策，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如契丹统治者首先从思想上便推行尊孔崇儒，辽太祖曾主持“建孔子庙，诏皂太子春夏释奠。”契丹统治者除以此来淡化“华”、“夷”间的思想观念外，还在行动上力图证明其自身便是中华下统。

如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下灭晋后，曾下令“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像、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

由此可以看出，契丹统治者意欲进一步强化“华夷一统"的观念，使其境内汉人群体可以完全臣服于契月的统治，而从这些举措的效果看，其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

那些入辽的汉族士人在见到匡复中原已无希望，而契月辽朝却在一步步走向强盛之后，其心中固有的“华夷”观便在无奈与失望中逐渐淡化，进而转向与“夷狄”政权的合作，逐渐认同了契丹辽朝的正统地位，并与契丹统治者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互动。

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期间，积极利用俘获与进入辽境的汉人，使其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以提高生产力；

对于那些中原汉族儒士，契丹统治者则时常委以重任，诸如委派玉田人韩知古、韩匡嗣父子参与制定契丹的各种制度法规，派遣安次人韩延徽协助策划建立城郭、安置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以及组织民众开垦荒田等等。

同样，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他继续有效地利用大批汉人从事劳动生产。

并且，其在获得幽云十六州后，在会同初年兴办科举，进一步扩大了汉人入仕的途径，这在相当程度上对消除契丹与汉人之间的隔阂情绪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契丹的进一步强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