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白晋这个人吗

白晋是十七、八世纪之交，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文化使者，他促进了康熙皇帝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互相了解；作为宫廷侍臣，他向康熙皇帝传授了来自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作为科学家，他参与了全国范围的大地测量；并与德国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莱布尼兹讨论了二进制与《易经》八卦的关系；作为耶稣会士中的汉学家，他在解释中国经典方面颇有建树，成为所谓“索隐派”的领袖人物、主要干将。

1.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

白晋能够到中国，得益于在华传教事业对新传教士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被中国因素推动着，中国方面的因素来源于康熙皇帝对那些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术、音乐、科技等西方传教士的需求。柏应理是受耶稣会士南怀仁的嘱托，来到凡尔赛向路易十四请求派遣传教士的事情予以帮助，并来到法国招募那些具备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到中国去的。白晋得知此消息后，决定拜访柏应理并向他表达自己希望被派往中国的愿望。

据德国学者柯兰霓书中介绍：在柏应理那里，白晋遇到了洪若翰，听说了国王路易十四准备派传教团去中国的计划，他于是立刻就向洪若翰提出了加入的请求。由此可以看出白晋有前往中国的强烈愿望，这种热情推动着他今后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此时，南怀仁已经为耶稣会，甚至为整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于康熙的朝廷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牢牢地占据了掌管历法的钦天监职位。康熙朝初年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因历法陷入狱案，又因历法获得朝廷承认，天文历法成为左右获得皇帝信任的砝码，这必然会对随后而来的传教士的质量和学术背景产生选择性的影响。白晋等法国耶稣会士也有了登上在华传教舞台的充分资格。

自此中国向法国传教士们敞开了大门，白晋成为天主教在华耶稣会大军中的一员，在往后的岁月中成为突出的先锋。南怀仁在帮助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成功进入中国后不久，即因病去世，此时的白晋正在从宁波赶往北京的路途之中，在到达北京后，白晋等人得到了南怀仁去世的噩耗，这使他们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南怀仁在当时对于天主教传教事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南怀仁的去世，白晋的到来，对于天主教在华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白晋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白晋为代表的法国耶稣会成为一支独立传教团体开始在中华大地传播福音的事业。

2.康熙皇帝的“远臣”

“远臣”一词在康熙朝时，已经成为在华传教士的自称，在黄伯禄《正教奉褒》中有记载，康熙三十二年福建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严禁教友敬孔、祭祖；次年又派两教士至罗马，上书教宗。耶稣会士到了康熙三十七年方知有此事，即请康熙皇帝裁夺，《正教奉褒》下册记在京传教士的反应白晋等人第一次被召见是由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做的引见，白晋和张诚留在皇宫内，担任康熙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哲学和病理学的老师。白晋留京后，当务之急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包括汉语和满语。康熙热衷于传教士技术才能的倾向，持续于其整个执政时期，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为遵旨分别办理来粤西洋人事折白晋在随后奉旨为康熙使节返回欧洲时，也肩负了这么一种招募新的、符合中国方面要求的传教士来华的任务。

白晋作为使节的工作是十分成功的。他在回程时，又招募到了对于传教事业大有帮助的一批新人，其中包括马若瑟。白晋回到北京后给法国国王的忏悔师拉雪兹神父寄了一封信。在信中，白晋向他在欧洲宫廷里的支持者，报告了他返回中国的旅况以及受到来自康熙皇帝的直接赞赏，信中的白晋洋溢着兴奋和自豪：让白晋意想不到和更加高兴的是康熙皇帝对他完成使命的嘉奖，康熙派了钦差专门来迎接白晋，白晋志得意满一路北上，在江西省会南昌府获悉皇帝离京前往江苏，此时的康熙正在南巡。

白晋等人在扬州和淮安见到了他，并向康熙皇帝请安，呈献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康熙则对不辱使命的白晋表达了赞赏和喜爱。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在此次航行中，从第一天开始，就给他的修会兄弟们上汉语课。可见白晋已经从自己的经验中，为后来者作了研究中国经典的准备，并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

3.以“传教士”的身份研究《易经》

在白晋《古今敬天鉴》一书中，康熙皇帝的话语成为他佐证中国经典本就蕴含天主教教义的中文资源，白晋主动地将“日讲”系列和在康熙主持下编纂的《古文渊鉴》作为他书中对中国经典进行解释的有力支撑。而康熙对白晋的这种影响，在白晋研究《易经》的活动中更加明显。据现有资料，可以证明康熙皇帝是为白晋研“易”活动的中方赞助人。

白晋研究《易经》的活动可以说是对利玛窦开创的耶稣会传教策略的延续，这显然属于继承同会先贤在中国传教经验的传统，但相对于利玛窦学习、研究“易”的过程、方法和结果，白晋在这些方面上受到了与其先贤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些处境上的不同正是下文将要说明的，也是白晋研究《易经》能够产生重要中西文化交流意义的根源。

作为统治者的康熙，要控制中国士人的思想，也要影响西洋远臣的思想。而从传教士身份出发，白晋自然乐于通过对《易经》充满天主教神学思想的阐释来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从而为天主教学说在中国经典中找到对应的立足之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白晋对《易经》的内容做了深入的阅读和注解，并同有此志向的马若瑟、傅圣泽等传教士互通书信研讨，傅圣泽后又奉康熙圣谕来京协助白晋研讨《易经》。可以说，康熙帝和传教士对此项思想文化交流事业有着极大的热情，但两方面的出发点和所期望之处也有所不同，这主要由他们所处的地位之差异及历史任务有所不同。

傅圣泽，他虽在地方传教，但对于中国文化经典，尤其对于《易经》有一些研究，康熙对于白晋研读《易经》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支持，不仅传旨地方将与其有相同学术兴趣的傅圣泽送来京城协助白晋，并谕令在京的相关人员提供白晋以语言文字上的帮助。据《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五六条：江西巡抚郎廷极奏报差家人护送西洋人傅圣泽，时间为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五日，在这里，康熙将自己治“易”的经验传授给白晋，对这个西洋远臣进行了中国经学传统上的治学方法指导。白晋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在中国语言文字上的能力不足，也认识到解读《易经》时会遇到很大困难，但在康熙帝的关心下，白晋、傅圣泽等对这项活动仍然充满了信心。

现有学者对白晋研“易”活动进行研究的成果有吴伯娅的《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这篇文章在谈及白晋研究《易经》的缘起时认为其是主要从耶稣会一贯的适应性传教策略出发，并在“礼仪之争”的大背景下抵制教廷的错误干预和其他传教团体的攻击来进行的，以争取康熙的支持。文中提及康熙对白晋等研究《易经》指导和评价的史实资料颇有价值，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相关内容为主。可与方豪书内所列资料互证。

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将白晋所写的研究《易经》的文稿进呈御览。不久，白晋进呈改写后的文稿，康熙阅后仍不满，认为是内容庞杂，意义各异，很可能加剧传教士内都的纷争，至此可见，白晋已将天主教的观念注入他对《易经》的解释当中，这是其来华传教、进入内廷服务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更为重要的是，白晋在耶稣会内部的长上也介入到了他研究《易经》的活动当中来了，并对白晋在向康熙进呈成果时进行内容选择上的要求。

耶稣会长的干预以及中国皇帝的指导，使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又是康熙朝廷西洋远臣的白晋，在研究《易经》时受到了双重的限制。这种双重限制，使白晋研究《易经》最终不了了之，白晋读“易”的中文成果也在“礼仪之争”激烈爆发的时代里被刻意忽视，之后的数世纪里也只能躺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少有问津者。

康熙二十六年，白晋等法国耶稣会士正式登上在华传教的历史舞台，当他们刚踏上中国国土，就已经注定与朝廷产生了联系。次年，白晋和张诚在觐见康熙皇帝后，被留用京城。这种西洋远臣供职内廷的模式，由明末徐光启等举荐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进入北京修历法为始，以顺治朝汤若望在钦天监的殊荣为顶端，以康熙朝南怀仁及后来的法国耶稣会士为寻常可见。

自年利玛窦进入万历宫廷进奉西洋玩物到近一百年后白晋在康熙谕旨下研究《易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传承和演变，利氏以西洋方物进贡万历皇帝以便在帝国的中心获得立足之地，这是当时利玛窦主动因应的选择，而白晋在康熙朝廷的供职，更大的主动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前者是尽力开拓交际关系以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后者是等待拣选、被动接受这种皇权至上社会文化的安排，并顺势而为。

科技传教和上层路线的耶稣会适应性在华传教策略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供职清廷的时间内。此时白晋手中的科技利器主要为数学，康熙对传教士的宽容也主要来源于他对西学的兴趣，白晋的“上层路线”走得与利玛窦在明末与徐光启这种文人士大夫的模式更有不同，利氏之所以选择儒士为其交游论学对象，一是自身本是知识精英，再是面临的“他者”为中国社会中的重要群体士人们，在晚明学术大环境中可谓如鱼得水。而白晋所面临的的上层直达中国社会的顶端，与他“论学讲易”的是中国最大的统治者皇帝，这种晋接对象的变更，使白晋在运用适应性策略时与利玛窦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