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西僧“坏政”有什么表现，其“坏政”是否有统治者支持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采取了扶持乃至放纵的措施，从而导致骄纵豢养了一批为非作歹、耗费国财的僧侣寄生虫，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国赋收入。元朝西僧“坏政”现象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对法律、政事的干涉，僧人的违法行为，以及对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和与中原宗教文化上的碰撞。

元朝统治者们极度崇敬佛教、尤其是尊奉藏族的高僧为帝师，使萨迦派们的气势，日增无已。由于皇帝颁布的圣旨，授予西僧以超越法律范围的特权，使僧人凌驾于王法之上，从而导致僧人不断出现违法行为；管理僧人的司法机构一度独立，自行审判，在体制上为西僧违法、干政大开方便之门。由于西僧利用佛法和佛事不断地干预和挑战法律，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尤其是汉地的儒者们更是对于“番僧”有极度的反感。

西僧之所以能干政，首先是精神上对元统治者及皇室们的影响。因笃信佛法，奉帝师为师尊，授受法戒的关系，所以使统治者及后妃为之受戒，向帝师行膜拜之礼。陶宗仪《辍耕録》卷之二受佛戒条，说“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煖荅世，此国俗然也。”可以看出受戒是何等重要的礼仪，对于可汗们在精神上，影响很大。由于精神上的影响，西僧干政现象涉及到了很多领域。

对朝廷用人上的影响《刘容传》记“刘容……其先西宁青海人……容幼颖悟，稍长，喜读书。中统初，以国师荐，入侍皇太子于东宫，命专管库藏。衡亦与进之。”帝师受元统治者敬重，他所认为好的，必为皇帝悦纳，反之亦然。有许多人要结识西僧的原因，也就是希望能得到帝师、国师以及法师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向统治者或有大权的重臣，说句好话，作为进身的阶梯。

佛教好生禁杀。释囚之意为统治者祈福、祈寿，释放重囚或死犯来求悦于天及诸灵，为病者祈福，延长寿命，是蒙古的旧俗也是佛教的一种信念，被帝师等提倡，因此释囚成为一种例行的事。但这种习惯，不能与汉地法治精神配合，认为释囚使司法制度不能维持，社会安定也要受到影响，因此遭到士大夫等的强烈反对。也造成了元朝失政的一个因素。

释囚原因繁多，有为佛事、有为皇帝诞辰、有为皇族祈福以及为西僧祈福的。而且不限于佛教节日，还扩展到如春节之类的汉族节日中。对于释囚元统治者也是矛盾的，也有不许。中书省是不赞同释囚的，但释囚渐成风气，皇帝、皇族、大臣都希望通过释囚使自己蒙福延寿。因此造成了司法制度上的漏洞，影响了政事上的廉明，成为元朝政事上日趋败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僧在元朝政事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诸多消极的影响，包括对法律各制度上的冲击，民财的浪费，以及对朝廷政事上的干预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犯罪的官吏，经帝师说情，便可赦免，给社会秩序造成诸多混乱。对于僧人违法的事情其实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不断有大臣就此问题上奏皇帝请求改革，或者对朝廷的僧政予以批评，甚至出现多次争论，但是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僧人以做佛事为名，动辄释放囚犯，法律的公正与严肃受到了挑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走向衰落的过程。在元朝灭亡后，藏传佛教在宫廷的活动常成为明朝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元朝时期，崇奉藏传佛教的僧人，既体现在政事上，又体现在经济上给西僧以巨大支持。元朝重用僧人并大兴佛事，很直接的影响就是糜费资财。

元统治者在接受任何外来宗教之前，对于所有宗教都予以平等的尊重，只要他们的僧侣、祭司为皇族祈福求寿，就可以免除他们的教会、寺院的赋税徭役。因此为了得到统治者的宠信，各教派无不争先为皇室祈福祷告。在元朝统治的一百多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佛事活动，至元三十年做佛事共102次，到大德七年就达到五百余次了。仁宗时，廷内佛事活动更为频繁。

元朝修建寺庙，其规模之大、注意之殷、费用之巨，为其它朝代所不及。统治者们建寺的原因：㈠为增加元大都的美观；㈡为皇室及国家祈福；㈢用来安抚乌斯藏和信奉佛教的臣民，也是宗教羁縻政策的具体表现。元朝每任皇帝即位后，都要营建新寺。

不仅如此，在宫廷之内也设有佛寺。造寺、对已建寺院的保养、修缮、增建以及增设的庞大繁杂糜费的机构，为元朝财政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建寺的糜费带来了很如多负面影响。建寺带来的工役之滥用以及社会风气奢华。大量建寺不仅浪费无数国币之外，还滥用了无数工役，造成人民负担。还有动用士兵建寺，以及因为劝谏造寺，而招杀身之祸的悲剧。把士兵用来建寺，减低了他们的士气，恐怕也是使士兵日趋丧失斗志的一个原因。更有甚者因建寺工役过重而引起民变，遭到了很多大臣们的反对。

由于元朝皇帝对于佛教的极度崇信，对于寺庙、僧人赏赐数额之大，而且种类之多。如此巨大的开支，无疑是元朝国库浪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国家沉重的负担最后转压在百姓身上，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赋税差役。

大德二年国势稳定时，据右丞相说，国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而每年支出要超过收入的一倍。大量修建和维修寺院、帝师殿和做佛事、赏赐寺院与高僧、泥金写经以及回赐西僧来贡等，浪费了民脂民膏，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

在对寺庙的保养、修缮、增建上，成为元朝经济的一大负担。大德二年国事稳定时，据右丞相说，国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而每年支出要超过收入一倍；不仅如此统治者对寺庙的赏赐更是琳琅满目，社会风气奢华，这也是元代朝政衰退的原因之一。

元代文化交流发达。宗教文化更显示其多元性特点，元代盛行的东传外来宗教，除藏传佛教外，还有基督教、犹太教，加上本土道教和汉地佛教，宗教文化丰富。藏传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之一，主要流传于乌斯藏、蒙古、畏兀儿族中，对汉人影响颇少。如果说元代蒙古、色目人是政事主宰的族群，那么汉族则是文化主宰的族群。外来文化对汉文化未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后，与汉地文化还是出现了不小的碰撞。

统治者们经常馈赠给西僧大量的土地，使寺院的座主们成为大庄园主。僧人、寺院的众多也带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元廷官府给予藏传佛教高僧很高的待遇，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因此元官府常将喇嘛僧户与豪富官民并列。正是由于西僧享有各方面的特权，在汉人眼里是统治者过分崇佛才导致了元中央的衰败。

有一些文人宣扬，以对藏传佛教的反感和对儒教的同感作为评判元统治者的好坏的价值标准。他们希望从文章中证明元朝皇帝不是光向藏传佛教一边倒，而是持有怀疑态度的，进而证明统治者与儒教知识圈内取得共识。

《元史·世祖纪》中第一次提到杨琏真伽是在至元二十一年。开始记载就是“以江南总摄杨琏真伽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他任江南释教总摄十年以上，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但汉文人对杨琏真伽的行为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还有一则记载连出家人也痛恨杨琏真伽的行为。讲有一位名僧素以写意画和嗜酒闻名，有一次杨琏真伽邀请他去品尝一种名酒，名僧非但滴酒不沾，反而高声叫骂他“强盗”。对于杨琏真伽毁坏南宋皇陵、接受贿赂、贪恋美色等在汉族儒家看来是“异端”天理不容的。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如此深恶痛疾的人却得到忽必烈的特殊好感。而且杨琏真伽的儿子杨暗普仍然得到重用，为宣政院使。这特殊的好感绝非偶然，在蒙古可汗眼里，江淮以南无藏传佛教，因为杨琏真伽的到来，大力倡导建造了藏传佛教庙宇，把藏传佛教推广到了江南。在发掘南宋诸帝陵一事上，是得到忽必烈的支持的，藏传佛教有厌胜之术，用佛法压制南宋亡灵，防止南宋再起，体现新朝的权威。

而且对于杨琏真伽来说，发陵既能获得大批珠宝，又得到忽必烈的宠信，同时还树立了藏传佛教在江南的权威。杨琏真伽在江南一切积极的行动被看成是执行忽必烈政策的典型事例，并得到了表彰。由此看出，藏传佛教在江南传播正是由于观点的不同而产生了思想上的碰撞。

忽必烈在统治时期注重宗教政策，允许各种宗教、教派并存，给予优待。但他对各宗教教派又有轻重、厚薄之分，在政事上有着程度不等的优待。表现在，藏传佛教放在各种宗教、教派之上,在政事上、经济上有着特殊的优遇；在“汉地”佛教、道教之争中，偏袒佛教，压抑道教。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在成吉思汗时期受到重视，势力迅速发展，从而引起争执。

元代藏传佛教在中原宗教文化上出现不少的碰撞，归其原因在于思想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使汉族儒士不能接受藏传佛教所作所为，认其为“胡族”“异端”。首先表现思想上的差异。拿宗教礼仪、佛事等方面来说，不符合汉族传统礼仪观念而为之不满。

在汉人眼中如杨琏真伽作为一名僧人，竟贪图美色而不能容忍。僧人饮酒吃肉是比较普遍的。吐蕃时期僧人饮酒吃肉的习惯也是与当地寒冷的气候有关，他们靠吃肉喝酒来抵御寒风侵袭。吐蕃的饮食习俗给河西地区的僧人习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到西夏时期，党项人统治河西，党项人与吐蕃人杂居，有“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之说。吐蕃僧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西夏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酒成为西夏人军功赏赐、宴请群臣、联络部族等政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成分；西夏时期僧人饮酒吃肉也相当普遍，在《文海宝韵》中就有皇帝在国师院宴请重臣以酒肉为食的记载，说明西夏僧人饮酒吃肉已经成为习俗。以至后来的元代河西僧人也渐成习俗。

僧人娶妻生子的现象在当时也十分普遍。《西藏王臣记》载：“西夏僧查巴达，居藏地，建北部昂仁寺，子多吉衮坡，孙南喀甸巴。”很多元初西夏遗僧都有家室，这种习俗对元代僧人也有影响。元代时河西僧人享有初夜权，娶妻生子的习俗仍然保留。《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

在元代，由于僧人饮酒吃肉、娶妻生子的普遍，以及皇帝推崇喇嘛教的狂热，由此导致了一些喇嘛贵族僧人生活的骄奢淫逸。至元二十八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曾颁布过《和尚不许妻室诏》“有媳妇的和尚呵，宣政院官人分拣者，坏了的寺每根底修补者。种田呵，种纳的数目，俺根底说者道来。钦此。”这些都说明了喇嘛贵族僧人生活已经到了极其腐朽的程度。也为中原文化所不能接受的。

汉族僧人与喇嘛僧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碰撞，不仅仅是教义看法上的不同，还在于语言上的障碍，汉人不懂藏文，而藏人需要学习汉文或用翻译。不仅如此，喇嘛僧人与蒙古统治者之间也需要翻译，畏兀儿喇嘛僧迦鲁纳答思，奉命与国师论经，“国师西番人，言语不相通”。但藏传佛教与蒙古本土宗教思想相似因此没有很大差别。而汉儒、道教思想文化上与藏传佛教存在很多不同，加上语言不相通，交流就更少，因此文化上的碰撞就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