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青春声-限定闺蜜、陪诊师、宠托师……代表委员支招给灵活就业者安全感

限定闺蜜、陪诊师、宠托师、上门做饭……

@文/本刊记者 韩冬伊

三月的第一周，潘微接满了二十单。

年初起，她的“陪拍”生意一直兴隆。早上从北五环的家出发，去蓝色港湾或三里屯的新店，下午转去胡同咖啡店或美术馆。订单太多时，夜宵时分她才收工，登上游弋的公交车，窗外街灯流虹。

“‘00后博主’，审美好、爱聊天，陪女孩们探店、看展、打卡、手机拍照，2小时起步。”这是潘微小红书的宣传页。与常见的旅拍或街拍摄影服务不同，“陪拍”的收费不贵，但并非“零门槛”。偌大的北京，从网红甜点到当季展览，乃至打卡最佳机位，潘微都烂熟于心。她整日辗转，成为许多女孩的“限定闺蜜”。

潘微的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待遇不错，只是太累。于是，她试着将“探店博主”的副业重整旗鼓，随即发现了“陪拍”的商机。“其实在杭州，博主的陪拍早就有，价格也水涨船高，在北京是近期才出现的。城市太大，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说，常约朋友出来探店或看展的时间成本太高，互拍几张照片也太匆忙。”潘微的嗅觉敏锐，“在大城市，这份微妙的陪伴供不应求。”

一门关于陪伴的小小生意，成为城市庞大原子社会中的刚需。社交媒体上，许多新兴职业皆衍生于此，有些颇具妙趣，陪诊师、宠托师、上门做饭、“花树下的摄影摊”……敏锐的年轻人嗅出需求的细碎空场，随即摆出一地斑斓。

新兴职业之于年轻人，纵横趣味、技能、感知与获得。

有人在其中获得慰藉。网友“小菠萝”31岁，“985”硕士毕业，从互联网大厂裸辞，到花店当学徒。“学习插花、打花束、清扫花店、接待客人，下了班推开门，身上有花草香。每次微小的尝试都有巨大的满足感。”她说，“生活不只是朝九晚五一种样子。”

疑题

2022年，全国总工会调研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劳动者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快速增加，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幅增加。数据显示，2021年，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多人。

其中，除头部自由职业者外——例如热门网络主播、知名创意或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拥有个人品牌与渠道——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依托技能，或依托平台派单，前者如家庭教师，后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

之于绝大部分“单枪匹马”的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职业可持续性、个人发展等问题仍待解。潘微将“陪拍”的工作当作兴趣和过渡，“将来可能去考社区工作”。汪勇则在采访中重谈快递员的苦恼：“还是挺辛苦的，流动性大。实习的‘准快递员’，很快就会离开。根据业内经验，实习期间能坚持在岗超过一周的大概只有一半，70%的人都坚持不了3个月……部分快递公司对员工的保障不到位，整体实现‘五险一金’还有难度。”

事实上，自2016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灵活就业”以来，国家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力度在逐步增强，《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落地。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健全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完善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制度。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诚然，新业态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然而，政策仍有待细化及落实，若当下的灵活就业群体游离于社会保障及未来发展体系之外，其中疑难不言自明。

试答

于业态发展前景而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应顺应数字化大趋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

“作为未来经济的主体形态，数字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引领作用，在就业方面更是如此。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比近3成，产生的新职业中多数与数字化密切相关，在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带来的岗位占到6成。”在刘尚希看来，数字化颠覆经济的组织方式，也改变着就业的定义。

“首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吸纳青年就业。数字化提供了大量非单位、非岗位的机会，如直播带货、跑快递送外卖、当网约车司机、开网店等。基于数字平台经济，形成新型就业‘生态系统’，应鼓励、支持和拓展平台就业，青年人才可‘自雇’。其次，借助数字经济的包容性提升劳动参与率。开发时间灵活、自由选择的机会，赋予劳动者就业创业的自主权。”刘尚希说。

之于新就业群体的具体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京东云事业部总裁曹鹏提出，应“研究制定新就业群体公积金灵活发放制度”。

在曹鹏看来，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新就业形态的管理制度建设仍相对落后。“由于新业态用工方式、时间、关系较为灵活，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全适用。比如，快递小哥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不足，社保缴纳保障不及时不充分。数据显示，新业态用工纠纷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确认劳动关系等成争议焦点。”

“一要完善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出台新就业形态管理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界定不同劳动关系标准；二要研究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积金灵活发放制度；三是探索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四是完善企业对新就业群体技能认证体系，建议加快新职业开发和职业通道设计，比如围绕智能设备操作、5G网络维护、AI和机器人操作等开发新职业。”曹鹏说，“促进高质量就业，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问题亟待重视。”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