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南亚的殖民扩张

经历了北美殖民地的失败后，英国开始不断调整其殖民政策，将其殖民重心放在亚洲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殖民地上。随着英国在南亚殖民步伐的不断加快，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遭遇。

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取得孟加拉地区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开始了在南亚次大陆迅猛扩张的势头。

通过四次英迈(迈索尔)战争、三次英马(马拉特)战争、两次英锡(锡克)战争等，英国基本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直至1849年3月29日，英国人宣布兼并旁遮普，英国人征服全印至此最终完成。

通过武力征服的地区，英国将其纳入到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战争征服的同时，英国人也意识到印度由于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错综复杂而呈现出“破碎"的形态，如果只依靠武力征服不仅难以完成征服印度的目标，而且会造成日后管理上的困难。

因此，早在18世纪末英国人就开始尝试采用另一种征服手段，即通过介入该国国内政治争端、订立条约和驻军的办法把它们变成公司的附庸，即政治征服。英国人通过与各王公订立资助同盟条约(军费补助金条约)，通过在该国驻扎军队、指导外交、内政自主等方面的条约与所在国建立起一种依附关系。

1765 年的奥德、1787 年的卡尔那提克等都是通过此种方式被纳入到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去的。通过多年的实践，威勒斯利任总督后，把政治征服提到重要地位。正是在威勒斯利的建议下，海得拉巴接受资助同盟条约,被纳入到英国的殖民体系中。

1817-1818年间进行的第三次英马(马拉特)战争,不仅瓦解了马拉特联盟，德干和印度斯坦落入英国人之手，对英国人征服全印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而且极大地震动了处于观望的大小王公们，使得全印各个王公紛纷以接受资助同盟条约的形式加入到英国的殖民体系中来。

这样，19 世纪中叶，在印度形成了以总督直接治理为标志的直接统治和以资助同盟条约为标志的间接统治相结合的统治模式，印度也因此成为英国在世界殖民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二)英国南亚殖民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英国殖民南亚的过程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历程基本同步，及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英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相较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自由贸易思想愈来愈成为英国思想界的主流。

亚当.斯密曾认为:“母国对于殖民地的贸易堊斷，不仅对殖民地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母国自身也不利，主张向各国商人开放殖民地市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

大卫.李嘉图亦认为“( 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国...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也正是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逐渐占据政界、思想界的主流，英国国内逐渐放弃了贸易垄斷政策，“贸易优先于统治”成为新的殖民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推动下的殖民体系和殖民政策表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首先，贸易而非统治成为殖民体系追求的主要目标。帕默斯顿就宜称:“我们所要的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并非必须，在属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们能很好地开展商业”:

其次，“炮舰政策”下自由贸易。对于不接受、不服从英国意愿的国家，英国就通过炮舰政策打开该国的国门，强迫对方接受自由贸易。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菜特等自由贸易的鼓吹者都表示，英国只乐意在迫使非欧洲国家打开市场时才诉诸武力。

不仅是在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人都以所谓“自由贸易”之名，行“炮舰政策”之实，以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殖民体系中来。在“自由贸易”、“炮舰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殖民体系的冲击下，印度逐渐沦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自由贸易条件下，英国的工业产品尽管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印度本土的手工业面前还是无计可施。以纺织业为例，为保证英国工业革命中最先发展起来的纺织业能打入印度市场，英国政府对印度纺织品进征收禁止性保护关税:

(三)英国喜马拉雅政策的确立

1792年结束的廓尔喀战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形势，更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首先，廓尔喀战争中英国两面下注的做法引发了尼泊尔王室的反感和排斥，尼泊尔人清醒地认识到英国人根本无意于帮助尼泊尔，其真正目的在于假道尼泊尔开展印藏贸易。因此，在战争结東初期，英国人派科克帕里克 商谈战争期间所签订的协议时受到了尼泊尔人的冷遇。

其次，战争结束后，清廷与尼泊尔之间所达成的贸易协议不仅没有削弱尼泊尔在地区贸易中的地位，反而使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起来，而这一 切仅仅是因为尼泊尔成为清廷的朝贡国。

反观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在战争中因为中英在广东贸易的缘故频频对清廷示好，但并没有得到些许贸易上的便利条件,反而由于尼泊尔在地区贸易中地位的巩固而逐渐被边缘化，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前确立的达成印藏直接贸易的目标彻底落空。

因此，廓尔喀战争后的历任英印总督一不管是康沃利斯、 理查德.威勒斯利还是鼎鼎大名的明托勋爵都充分汲取了战争中的教训，即不仅要认真对待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和威望,还要遏制地区强权的军事扩张以避免公司的利益受损。

1795 年，英国人在尝试各种办法都无果的情况下，派出阿卜杜尔.卡德尔.汗前往加德满都，在阿卜杜尔.卡德尔汗向总督提交的报告里指出:“公司的目标只有通过在加德满都的宫廷里建立政治影响才能实现”,“(尼泊尔)宫廷里的权力斗争和纠纷会对英国的政治干涉产生有益影响”。

在前现代国家形态中，利用国内改局中的不稳定性施加干预以达到影响其政策的策略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不仅在南亚地区,而且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是非常有效的。从印度、土耳其再到中国这种手段被殖民者反复使用并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

在征服印度次大陆期间通过介入该国国内政治争端、订立条约和驻军的办法把它们变成公司的附庸，从而实现其政治征服的目的，在尼泊尔也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

1801 年英国人正是利用老国王巴哈杜尔.沙阿和小国王吉班.尤达之间的矛盾,再次介入到尼泊尔国内的政局中。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考虑到喜马拉雅地区复杂的民族、特殊的宗教等因素，以及地区山地较多易守难攻的地缘形势，英国人基本确立了通过介入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国内政治争端的手法施加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如1816年英尼战争后利用战胜国的优势积极介入尼泊尔、锡金的国内政局，1845 年通过英锡(克)战争介入拉达克国内政局并彻底吞并拉达克，1846年介入尼泊尔国内政局并通过支持拉纳政权建立彻底转变尼对英政策。

1861 年通过英锡( 金)战争后订立条约和驻军将锡金变为其附属国，1864 年通过第二次英不战争将不丹纳入其殖民体系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喜马拉雅政策的整体性和手法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