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势力逐渐扩张，成为唐廷的心腹大患。尽管唐朝统治者对藩镇之患采取多项治理措施，但朝野内外“近习用权，藩臣跋扈”的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位于今华中地区的武昌军因唐末的混乱局势而逐渐被地方势力所把持，由于其地处关中至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各方势力围绕武昌军展开争夺。

最终，杜洪等地方势力被吞并，鄂岳地区被杨吴、朱梁、马楚三大势力所瓜分，唐末武昌军的分裂便是五代十国政治格局逐渐形成的缩影……

唐末鄂岳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环境

唐廷自两税法改革之后，藩镇节度使将此作为把持赋税的依据，在其辖境内聚敛财物。

朱泚之乱（783-784）后，各藩镇更是“争榷率、征罚”，以此作为募兵军费，扩充军力，保据一方。

经王黄之乱的打击，唐廷对藩镇的控制更加微弱，以致“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 ，整个唐朝范围内的藩镇势力逐渐膨胀，最为盛者当为蔡州秦宗权，史称“巢贼既诛，宗权复炽”。

秦宗权“有吞噬四海意” ，命所部四处攻伐，对所经之地烧杀抢掠。一时之间，各藩镇又转入与秦宗权所部的战争中。

唐朝设立节度使示意图

光启元年（885），唐廷针对秦宗权特置蔡州行营，直至秦宗权失败之后，其余部仍然影响深远。

在这一过程之中，武昌军周围有多股新兴势力逐渐崛起，其中就有在镇压黄巢的过程中，得到初步发展的汴州朱温的势力。

秦宗权作乱后，唐廷又命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朱温借此机会再次扩张地盘。

秦宗权败亡之后，朱温“欲吞并诸镇”与朱瑄、时溥等人交战并最终胜出。北方强藩魏博亦对其“倾心结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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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朱温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皆为其所败，中原地区大部分土地归入朱温的统辖之下，唐廷亦是逐渐被朱温控制。

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以其“所有七十八州”代唐建梁，足以见其在北方

取得的霸主地位。

除了朱温的势力外，江西的地方豪族也趁势而起。

受王黄之乱的影响，江西地区兴起三股地方势力，分别是以洪州（治今江西省南昌市）为中心的钟氏家族、以抚州（治今江西省抚州市）为中心的危氏家族、以虔州（治今江西省南康市）为中心的卢氏家族。

乾符五年（878），王仙芝余党寇略江西，等王仙芝退出江西之后，钟传趁机入据抚州。

中和二年（882），钟传驱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入据洪州，唐廷命其为镇南军节度使，至天祐三年（906）钟传卒于任，洪州受其控制长达三十四年。

钟传虽然依靠经商起家，但却“好学重士”，对洪州的治理颇有成效，并且经常教导其家族子嗣，称“士处世贵智谋”。

袁袭（杨行密谋士）称钟传“兵强食足，未易图也”，可见唐末时钟氏对洪州的统治相对稳固。

钟传入据洪州之后，黄巢余党于中和五年（885）寇略抚州而去，危全讽趁机占据抚州并“招怀亡散，兴缉圮坏”，又遣其弟危仔昌占据信州。

此外，彭玕保据吉州与危全讽相联结，因此危氏家族在江西地区的势力较为强盛，危全讽亦是依此而不甘受制于钟传，从而导致钟传虽身为镇南军节度使却“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钟氏与危氏两大家族互为劲敌。

天复元年（901），抚州失火，钟传却未趁机攻城，以此来表示愿与危氏和好的态度。

危全讽得知后便对钟传“谢罪听命”，并与钟氏家族联姻。自此，危全讽才“稍修支郡之礼”，但仍然受到洪州百姓的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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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黄之乱后，虔州地区盗贼势力猖獗，南康人卢光稠与同乡谭全播“相与聚兵” ，于光启元年（885）占据虔州，卢光稠自为刺史并以谭全播为“谋主”。

天复二年（902），韶州（治今广东省韶关市）亦被卢氏占据，但后梁乾化元年（911）时又被南汉攻取。

直至后唐贞明四年（918），虔州被杨吴所并，卢氏与谭氏家族统治虔州达三十三年时间（期间黎球曾短暂统治虔州）。

在此期间，虔州势力的发展方向基本偏向南方。

此外，在湖南的马楚势力也趁机崛起。

楚国建立者马殷本是孙儒的部将，孙儒脱离秦宗权的控制之后与杨行密争夺淮南，景福元年（892），孙儒兵败被杀，部众大多归降于杨行密，刘建锋、马殷因“分兵掠诸县”而得免。

此时淮南大部分土地被杨行密所占据，故而刘、马二人率军南下江西“略虔、吉，有众数万”，其后又将目标对准湖南。

王黄之乱后，周岳攻杀钦化军节度使闵勖，占据潭州。

景福二年（893），邵州刺史邓处讷与朗州（治今湖南省常德市）雷满联合攻杀周岳，自称武安留后。

乾宁元年（894），刘建锋、马殷率军击败邓处讷入据潭州，刘建锋自称留后，唐廷于次年命其为武安节度使，而刘建锋“嗜酒，不亲政事”，又因私幸部下之妻而被杀，其后“众推张佶，佶让于殷”。

自此，马殷逐渐占据整个湖南，直至光化三年（900）时，马殷不仅全有“潭、衡七州之地”，而且击败静江节度使刘士政，“尽有其属州”。以此奠定马楚政权的版图基础。

除了以上的三股大势力外，还有占据淮南的杨吴政权、被成汭与雷满分裂的荆南地区、以及占据襄阳的赵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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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为争夺地盘，割据战争愈演愈烈，武昌军也在经历了杜洪统治时期、吴鄂战争等被彻底瓜分。

其中，唐末武昌军的兴衰，映射出的便是五代十国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

五代十国时期的武昌军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问题依然存在，各个政权在唐代藩镇的基础之上或更改藩镇军号或取佳名以为军额。

杨吴攻灭杜洪之后，其疆域“西至沔口，以鄂州为界”，并在鄂州保留武昌军之名，至南唐灭国前夕，鄂州一直处于杨吴、南唐的统治之下。

该区域夹在中原政权与马楚政权之间，而杨吴、南唐与中原五代及湖南马楚基本上处于敌对关系，这就导致唐时武昌军所辖六州成为各政权的边州。

历任武昌军主帅的首要任务皆为修整军备以稳固边疆，所以五代十国时期的武昌军主帅群体无一例外皆为武将出身。

但在杨吴、南唐的不同时期，武昌军主帅的政治素养、治地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

通过对于武昌军主帅群体的探究，能够体现出武昌军在该时期的特征与变化。

五代十国时期共十三人先后镇守武昌军，杨吴时期四人（陶雅未到任），南唐时期九人，皆为政权内部的重臣。

在此期间，对武昌节度使的选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杨吴攻取鄂州到徐知诰主政之时；第二阶段柴再用镇守武昌到王崇文卒于鄂州；第三阶段主要为南唐后主时期。

一、武夫掌权

在第一阶段中，杨行密、杨渥、徐温先后主吴政，杨吴开国功臣大多健在，故而在此阶段鄂州主帅之任皆为杨吴元勋。

杨行密与其部将四处征战，建立杨吴政权，开国功臣大多以军功镇守一方，直至徐温主政期间武将在政治中的作用依然显著。

杨氏部将“皆骁武雄暴”治理州郡之时“鲜不以虐敛为事”，虽然杨行密注重保境息民与发展经济，徐温亦善用将吏，二人皆注意到文臣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然而此时杨吴政权制度尚未完善，元勋旧将皆握强兵，分守方面，把持地方权力。

刘存镇守鄂州的时间短暂，史书多载其作战勇猛未见其治理之才；秦裴贪图钱财，常言：“天上黄鹰，地下黄金，余不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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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简“性残忍，左右过僭，鲜获全活” ,任武昌节度使之时“又非法重敛”。

可见秦裴等人在任之时，鄂州地区的政治状态与社会环境较为恶劣，故而在该阶段中的鄂州主帅，实属武夫以军功上位，不仅鄂州，在整个杨吴辖区内，镇守一方而手不能捉刀笔者大有人在。

二、儒将治军

杨吴时期“制度草创，后授于李氏，方能渐举唐室宪章”，徐知诰深知文臣治国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其认为武人治国“不能宣德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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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徐知诰主政之后便开始对杨吴前期的各项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对法律的制定。

柴再用之所以受任徐知诰主政后的首任武昌节度使，其原因之一便是柴再用堪称社稷之臣，其后张宣、王舆、韦建、刘仁赡、何敬洙、王崇文皆有治国之才。

张宣虽“以严酷为理”用刑较为极端，却符合南唐前期修整法治的国策；王舆行事“持重有法”；韦建所任之处“百姓赖之”；刘仁赡“轻财重士，法令严肃”；何敬洙能察民疾苦……几位节度使对武昌军的治理效果显著。

南唐前中期，鄂岳地区的战事较少，因此在第二阶段，对武昌节度使的选用更偏向于文治，多为儒将。

三、武将备战

南唐后主时期对北宋“虽通职贡，然亦增修战备”，赵匡胤亦是“于京城南池按甲舫战舰，日习水战”，又整修汴州至寿州的水路“以通淮右舟楫”，其后攻取荆湖，逐渐对南唐形成两面包围的态势。

南唐察觉到北宋的军事行动之后，便开始筹划沿江布防，先后命黄延谦、林仁肇、杨守忠镇守武昌。

黄延谦无《传》，史书中亦未见其参与战事，但其位列后主朝使相，任武昌节度使之前为“南都巡检使”，镇守武昌仅三年时间便卒于治所，可见其到任之时年事已高，故而黄延谦在南唐资历较深且以武将要职的身份移镇武昌。

鄂州距南唐统治中心尚远，因林仁肇骁勇善战，不久便移镇洪州。

杨守忠为将能力并不突出，后周显德四年（957），后周军自濠州渡淮进攻南唐，杨守忠被擒南唐军队“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史书中亦未见武昌军在杨守忠治下的发展状况。

故而在第三阶段，南唐为抵御北宋军队沿江而下，选用武将担任武昌节度使，然而国力日衰，加之其崇文政策，以致武将人才匮乏，因而难以顾及武昌。

唐朝时便有“武人不肯循法度”的观念，至五代十国，“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这一现象在杨吴前期还较为普遍，直到徐知诰主政后才开始逐渐改善，从历任武昌主帅的概况中便可看出这种变化。

徐知诰

杨吴到南唐选用武昌主帅的过程大致为：武夫——儒将——武将，与国内外形势联系紧密。

结语

武昌军作为杨吴、南唐辖下的藩镇与唐末杜洪统治时期相比，其自治性遭到极大的削弱，与邻镇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因为武昌军内部的变化，也代表了当时政局的变化，进而看出动乱年代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