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张居正一位优秀的政治家，看完他的行政理论就懂了

纵观张居正的行政理论思想，基本是建立在儒家行政理论思想和法家行政理论思想上的，结合他本人的经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君德观、吏治观和人才观等行政理论信条，进而形成了张居正的行政理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励精图治，以勉为圣君”之君德观

张居正一直十分重视幼年皇帝的文化知识学习，而又特别着重于陶冶德行和对统治知识经验教训的系统吸收。

他坚定的认为，即使天潢贵胄，亦必应学而知之，学而通之，必须通过后天的培养训练，才可能无愧皇裔，有望成为朝野的表率。对于幼年皇帝以及未御位前的皇太子，因一身关系社稷的安危，更必须加倍注重。

早在隆庆在位之时，张居正对于皇太子朱翊钧的学习问题就表示出特殊的关注，甚至不惜为此而对隆庆的教育方针提出异议。张居正将皇太子视同一般的少年儿童，其品格器识与人生道路的发展，都与对他的培养教育的是否及时和得当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议虽未得到隆庆皇帝的接纳，奏疏“留中”，但张居正对“天下之本”应及时学习的胶着关系，已经情溢于词。是以当隆庆刚咽气，犹在治丧期中，张居正对于已经十岁，又继位为帝的朱翊钧，便急不可待的提出加紧学习的要求。

隆庆六年八月初八日，时距隆庆去世才两个月又十三天，张居正即上了一道名为《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的奏疏，明确的将加强学习与巩固统治两者密切联系起来。随后，张居正又亲自拟定了开日讲的日程、课程、仪注以及与处理朝政的结合等方面的安排。认为，当皇帝尚在幼冲之年，应以学习为主，“若论有益身心，有裨于治道，则视朝又不如勤学之为实务也。”

除了通过日讲以督导万历修习儒家经典以及《资治通鉴》等以外，张居正还主持编纂了一些特殊的辅助性教材，有针对性地对万历进行有关历代治乱兴亡及其原因的教育，敦促他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为此，他早在隆庆六年十二月，便委派讲官马自强等人专门选集历代帝王中得失成败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史事，编辑成书，每人配以一传，每事配以一图，再加注浅白讲解，取名为《帝鉴图说》。

以上周密而紧凑的安排，说明张居正出于对明皇朝的忠忧。为了缓解濒于崩解的统治危机，营造中兴的局势，为了不负隆庆先帝“顾托之恩”，他将儒家传统的忠君爱国、拯转世运的宏愿集中在辅导万历成为圣君的理想上。

听言纳谏，器重贤臣

张居正编纂的《帝鉴图说》是用于教化万历皇帝的读本。这本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张居正君德观的思想。 《帝鉴图说》一书以“任贤图治”开篇，以唐尧用贤之典来启迪万历皇帝成为“圣明之主”的前提是要有任用贤德之人的能力，他在书中说：“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

这就需要与贤德之人共治。同时这也是在警告万历皇帝在治国时切不可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在《委任贤相》篇中，以唐玄宗和其宰相的故事指出了知人善任是君主成败的关键；而后张居正在《谏鼓谤木》篇中又提到：作为君主要“能容受直言”。

意思是作为领导者，先要虚己，也就是要战胜自己的弱点，克服自己的偏见，要听取直言进谏之人的意见，对于言之有理之人要奖励他们的忠诚；以“纳谏赐金”这一典故来告诉万历皇帝要在朝堂之上营造生动活泼的开明风气，赏则群臣效仿，罚则天下畏缩，统治者要以一种开明的心态对待纳谏之人。

张居正认为，知人善任，启用贤德之人是成为“圣王”的最关键因素。君臣之间应该相亲相信，“为君者忧勤惕厉，主治于上，为臣者尽忠竭力，分治于下”，君臣之间要各司其职，更要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最有效的发挥朝廷的作用，提升行政效率。同时，君臣之间的状态保持在一定的平衡之内，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崇儒重教，爱物仁民

张居正在《过鲁祀圣》篇中提到：秦始皇因不重儒教，焚书坑儒导致秦二世而亡，而汉高祖刘邦因推崇儒学而使汉朝得以维系百年。《临雍拜老》篇也提到，为政者要以德治国，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张居正在《帝鉴图说》中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施以仁政，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

为政者要以宽厚仁慈之心对待民众，同时还要以德服人，最终达到“守礼安分，自不犯刑法”的目的。 儒家学说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统治思想，早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张居正认为，万历皇帝应该继承前人的理论思想观念，施行“王道”政策。在《弘文开馆》篇中以唐太宗为例，指出唐太宗以武平天下而以文治天下才能成为一代英主。

张居正在《帝鉴图说》中还强调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政者应常怀警醒之心，重视君民之间的关系，要时常体会民众的疾苦，以爱己之心爱民。为政者要经常视察民情，以道德代替法律来教化百姓。

勤政务学，惜福节用

张居正十分注重为政者的勤勉问题，由于曾身处嘉靖、隆庆两朝，张居正亲身体会过了为政者懒政怠政，骄奢淫逸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因此，在教化万历皇帝的过程中，他极其强调勤政问题。

他在《夜分讲经》篇用汉光武帝半夜讲经，乐此不疲的故事来告诉万历皇帝为政者勤政的重要性；《竟日观书》篇中说：“盖古今治乱兴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观经史，乃可周知，必勤于访问，乃能通晓。”

圣人虽天资聪颖，但是依旧需要借学问之道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只有做到博览群书，才能明白古今治乱兴衰，通晓天下风土人情。所以英明的君主应以从事学习为当务之急。《改荣听讲》篇也强调了宋仁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贤君，是因其“有贤宰相辅导向学”且仁宗“敬信而听从之”。

因此，要想成为一代贤君，必须要尊敬信任老师，积极寻求治国理政之道，以谦恭、节俭、仁爱、忠恕的态度治理天下并且坚持始终如一。

隆庆皇帝的骄奢淫逸给当时本来就经济上极为紧张的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教化万历皇帝的问题上，张居正强调为政者要懂得惜福。张居正在《露台惜费》篇中，以汉文帝建露天高台的事为例，告诉为政者要有爱惜百姓之心，应效仿汉文帝，不要以为很小的奢侈花费不多，从而没有顾忌。

在《焚裘示俭》篇中提到，“盖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观法所系，不可不慎也。”为政者的好恶也影响着天下的审美观点，如果主君骄奢成风，那么下面的朝臣也会形成奢靡浪费的风气。因此，皇帝要慎用奢侈之物，以免上行下效，带来不正之风。

他还在《留衲戒奢》篇中以刘宋高祖刘裕的故事来教导万历皇帝，要吝惜节俭，体会百姓的艰难，懂得民间疾苦，在收取百姓的税赋时要有节度，不要横征暴敛，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在《焚帛销金》篇中还提到“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徵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

为政者一旦崇尚奢侈，必将贻害无穷，张居正还以唐玄宗初年和晚年为例，教导万历皇帝不可贪图奢靡之风。“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之治观吏万历元年年初，张居正在稳定了政局之后，着手改革。然而，百废待兴，究竟从何处入手是一个大问题。张居正认为“事有机，政有要”，问题千头万绪，总有一处是关键所在。张居正认为，吏治败坏是造成“国匮民穷”的重要原因。

官吏是连接君权与百姓的津梁，吏治好坏直接影响秩序的稳定。据此，张居正提出：“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官风不正，任何任命都会流于形式。

“式序在位，欲剔瑕蠹以新化理”——用人为贤，整顿铨政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明朝官吏的铨选制度便由此形成。铨选制度在明朝前期的官吏任用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极大的提高了官吏的选拔效率，但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有利必有弊，铨选制度也不例外。

时间久了，铨选制度用人唯资、更调频繁等毛病也就暴露了出来。 用人唯资这一用人体制使得但凡官吏只求有功，但求无过，最终使得官场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但极大的影响行政效率的提升，而且还容易形成党争之势，滋生腐败问题。

张居正对只重出身资格的弊病也有足够的认识。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对于已经有了从政实践的官员，再以进士、举人分高下是不正确的，应该按其实绩决定任用。

基于这一认识，万历三年六月，张居正下令抚按“凡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确定了“不拘资格”的方针，还要有具体的措施来保证。为此，张居正修改了一些细则。张居正在整顿铨政的过程中，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

然而，破格用人特别是是大胆提拔吏员出身的官员，并不是人人都能赞同的。张居正破格提拔人才的做法打破了原有用人唯资的官僚集团的稳定。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明代铨政的又一大弊病发生在地方官的任用上。地方官直接治理民众，地位十分重要。明初十分重视地方官，太祖、成祖经常亲自召见治绩显著的地方官员，以示勉励。但是，到了明中叶，由于大学士大多选自翰林，督抚大多选自部院，作京官的升迁机会大大多于外官，逐渐形成了重视京官、轻视外官的风气。

张居正知道用罢官的手段可以强制京官调外，但不能激发起做地方官的兴趣。所以张居正采取了一些提高地方官积极性的措施。万历二年正月，在他的建议下，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皇帝面奖廉能官员的制度。

同年十二月，张居正又建议，在文华殿里设内外职官书屏，职官御屏便于皇帝和内阁了解铨政，减少了任免调动的盲目性。同时也让高中级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知道，皇帝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因关山阻隔而置诸脑后，以此来激励他们好自为之。

明中叶铨政的又一个较大的弊病是官员更调过于频繁。针对这一问题，张居正于万历二年，进一步充实了久任之法。规定：知府满三考九年可以升从二品的布政使和正三品的按察使。不满九年者只能升从三品的参政，或调任正四品的副使。提学官不处理完任内的科举事宜，不能一走了之。当然，久任并不等于尸位素餐。

张居正要求官员安心在职，只要表现优异，就可望得到越级提拔，同时告诫吏部，千万不可频繁更调官员，频繁更调势必造成人心的波动，也会使一些人产生投机取巧的心理。将品秩提升和职位调动分开的做法，大大有利于久任之法的实行，而久任之法的实行则对吏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是藩、臬，手令皆得自展”，有志者可以施展抱负了。

“天下之事，难于法之必行”——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嘉靖年间，官员的渎职行为十分严重。张居正曾说：“今人心叵测，时事艰难,遇事则委难以责人，事平则抑人以扬己。”碰到难题，官员们相互推诿，事成之后，又相互争功，只想着如何才能归功于自己，过推于人，毫无报国为民之心。

隆庆年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了当时行政效率的低下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他说：当时，皇帝下达的诏令、批办的奏章送到各部，各部一概搁置，拖延不办，“禁之不止，令之不从”。

地方办事更为拖拉，有的奉命查办一件事，能拖上十几年还不处理。有关文书沉没于档案的海洋之中，有关证人大半去了阴曹地府，“年月既久，事多失真”，乃至于有罪者终于漏网，国法难申；有冤者含冤受屈，伸冤无望。

上上下下都在推诿塞责，表面上官吏们忙忙碌碌地收发公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办理公务，更没有人去检查督促。把办公文当成办公事的陋习，使得整个国家机器貌似正常运转，实际上只是空转。

张居正深知：治理天下最难的并不是立法，而是“法之必行”和“言之必效”。如果只发布命令而不问如何执行，只要求下级执行而不检查，管理往往会敷衍了事。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让尧、舜做君主，大禹、皋陶作辅佐，恐怕也难以治理好国家。政策家应该是实干家，而政事活动从来就不是只凭个人就能进行的。政策家必须依靠组织起来的人，以党派、会社、军队、国家机器为政事工具，才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不利则事不成。宋朝王安石以何等气魄发动改革，而改革势头却在臃肿的国家机器的缓慢运转中大大削弱，乃至于消失了。鉴于这一教训，张居正在执政的次年便颁行了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考成法。

万历元年六月，张居正在明初公文检查条规的基础上创行了考成法。所有往来的公文都必须登记造册，然后去掉例行公事的公文，将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另造两本考成文簿，文簿上注明每件公文的实施要点和完成期限。六科每半年通查一次，将已完成的注销，将逾期未完的公务，应负责任的官员姓名及未完成的原因列明白，呈送内阁。

内阁拟旨责令有关官员说明原委，无正当理由而又不能完成者，予以惩罚。这样，便形成了部院监督督抚、巡按，六科监督部院，内阁监督六科的公文检查制度。每件公务必须有了落实的结果才能算办完，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求公文办的通，不问公务成不成的陋习。

每月都有专人检查，每年又有通查，要求官吏说了话就要兑现，该办而能办的事必须办成，“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官员再想敷衍塞责就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