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成长经历

社会背景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基础，不同的社会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当时的明王朝政治上弊端重重，经济上积贫积弱，再加上边防上的内忧外患等状况，这些都成为影响张居正思想体系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能更有效的认识其行政伦理思想。

张居正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张居正的大半生，即在四十一岁之前，都是在明世宗朱厚熜的统治下即在嘉靖朝度过的。嘉靖朝历时四十五年，张居正从童蒙到中举成进士，入翰林，从荆州进入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其后出任职官，对社会忧危，官场冷暖，人际关系的诡谲多变，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深，都是伴随着嘉靖朝自初叶到末叶此一特定阶段经历而来的。

他的向往和理念，彷徨、愤慨、忧思，政见主张的孕育和定型，他的初露头角和一度失落，以至毅然投入朝廷上层的斗争，也都是发生在嘉靖时期。

吏治问题，弊端丛集的政治格局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明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达到了极盛。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阶段，社会矛盾从缓和到激化周期缩短，十五世纪中叶，明王朝弊端百出，进入了由盛而衰的中世。而此后的一百多年，本就危如累卵的1明王朝又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最终导致了朝堂上权臣倾辄，弊端丛集的政治格局。

嘉靖皇帝的恩威不测

嘉靖皇帝朱厚熜其人，有着突出的性格和个人特点。他因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无子，才得以近系宗支的关系、外藩世子的资格被选继帝位。此人并不懒惰，智商亦不低于常人，思想反映也很敏锐，特别是在关系到本人威望和利害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他登基以后，从不放松掌握权柄，而且喜怒莫测，过于杀戮；遇事坚持定见，固执不移；性格多疑，决不允许逆耳之言或异议存在。他在位期间，曾极端顽固的坚持贯彻执行过两件大事：一是为“议大礼”而“兴大狱”，二是执迷的崇信道教中的方士寻仙一派，虔心修玄并用以支配政治。这两个方面，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有悖于传统宗法伦理，有悖于为君之道的。

所谓“议大礼”，表面上的争议焦点是确定继承皇位名义的问题，实质上是由于嘉靖自认为，本人由外藩入继，以旁支嗣位显得逊色，总想要通过更定礼仪的形式取得朱氏皇统正宗的地位。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以朱厚照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的。故此，按照宗法伦理，朱厚熜理应尊弘治皇帝为皇考。

但是，他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认为自己应该是成化皇帝嫡孙的资格继承大统，只承认弘治皇帝是皇伯父，正德皇帝不过是皇兄，无关乎继承。相反，他要称自己的父亲朱祐杬为兴献帝，母亲蒋氏为兴献后，专门建立兴献帝宗庙，祭如太庙，坟墓改称为显陵，藩邸所在的安陆州改名为承天府。

又其后，更援照其他已故皇帝尊加谥号的习惯，尊奉朱祐杬为睿宗。由王而考而帝而庙而总，也就是说，要在成化之后，弘治和正德之前塞进一个追封的死皇帝，如此，则弘治和正德也被摒为旁支了。

这样的做法，立即激发起一场大争论，朝议沸腾，廷臣分裂。以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一派坚持反对，他们主要是根据儒家的宗法伦常理论，特别是宋代大儒程颐所阐发的观点，认为为人后者，应该承认所后者为父母。只能称亲生父母为伯、叔父母，否则，就是违反人生大伦。

杨廷和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人士的传统认识，所以得到绝大多数臣僚和士大夫的坚决拥护，他们反对以分属小宗的兴王上继成化，认为这是纲常的大变，是绝对难以接受的。

故此，嘉靖对于表示异议的臣工给予狠狠的打击。凡上书死谏、伏阙跪哭的臣僚，无不遭到贬斥、考讯、廷杖、逮狱、谪配远荒的惩处。嘉靖三年，一次即逮捕伏哭阙门的学士丰熙等142人，另一次有逮捕郎中马理、杨慎等134人，待罪者凡220人。

嘉靖指斥他们“欺朕冲岁，党同执议，败父子之情伤君臣之义。”甚至连受顾命的重臣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也相继被斥逐出去。而对那些善于窥测意旨，巧与迎合的人则破格提拔。公平的说，大礼议争论本身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对立的两派各执一端，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是非。其实，真正挑起这场漫长而激烈争论和搏击，造成朝臣分裂为势不两立营垒的只是嘉靖本人。

他不惜使用杖、逐、谪、杀的野蛮收官以反对异议者，不惜以国政停罢，朝纲大乱为代价，不惜在刚登位之际便制造保护严重的治理危机，以换取到此一继统不继嗣的名义，和为已故的父亲争取到一个皇统谥号和专庙。

心理细考其用心，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渴求的天潢嫡裔，正当得位的虚荣。 嘉靖皇帝的另一大特点是“好神仙术”。作为一国之君，嘉靖沉溺邪说邪术，必然对国家社会政治产生极坏的影响。

嘉靖自登位之始，即在宫内屡事斋醮，焚奏青词，，吏部尚书刘宇等早在嘉靖元年即为此上书进谏，但均被置之不理，这也暴露出新皇帝与朝臣们存在的重大分歧。 嘉靖认为青词是邀取天神垂爱的有效渠道，是修玄的重要方式之一，故终生上凑青词不息。

许多大臣为曲顺帝意，宁置国家政务于不顾，却将主要时间精力用于这种对偶华丽，内容空洞荒诞不经的祷告文字，嘉靖也将是否巧于揣测己意，是否精于和勤于撰写青词，作为界定臣僚是否忠诚可信，是否有能力才干的主要标准。

内讧不已的内阁

明嘉靖时期，内阁作为国家的最高政务机构，负责国家具体的各项行政事务。由于嘉靖皇帝长年罢朝，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皇帝的权力就相应的转移到了内阁成员的身上。

内阁既是文书班子，能进入内阁的绝大多数都是翰林，连内阁的大印也是沿用翰林院的官印，所以明代内阁又是翰林所在的文渊阁的别称，主持阁务的就是首辅。与历代王朝不同的是，明代的阁臣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所以，嘉靖好青词，阁臣个个都是诗词高手。

明代以前的历代宰相都是行政最高长官，注重的是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汉相俱由郡守，宋相须历州郡，盖取其知阖闾之疾苦与人情之练达也。”

明代的首辅不过是内阁中的首席文人，按建制的初衷并无行政权力，所做的不过是与皇帝谈论诗文，修撰国史，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文书，充当皇帝的笔杆子，称为“票拟”，即使这有限的权力也不能独立行使，还要秉笔太监“朱批”，才能交给文书房抄写、传递，这才能生效。

按这个制度，皇帝躬览庶政的时候，内阁的权利确实不大，也不可能成为宰相府，这是明初的祖制，后世一般都遵循此行事。但这种局面到了嘉靖中叶发生变化，由于嘉靖沉迷静修，为了不受庶政的干扰，必然要寻找代他行使权力的机构，内阁是最佳的选择，所以嘉靖皇帝对内阁的重视超过他的父辈和祖辈，文渊阁因此得以扩建并正式被命名为内阁。

严嵩从嘉靖二十一年进入内阁以后，以出众的文才和善于揣摩圣意的心机得到了皇帝的青睐，被赐以“忠勤敏达”的印记，能够随时出入宫廷，受到一般阁臣所没有的恩宠。

由于嘉靖皇帝长年因居西苑，严嵩在朝堂上只手遮天，内阁和首辅的权威性大大提高。当时的内阁与明初的内阁已不可同日而语，首辅实际上已代行了宰相的职能，这是明代官僚体制的又一次变化，严嵩倒台和嘉靖去世后，内阁举足轻重的地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官场权力斗争的一大焦点。

隆庆元年内阁中李春芳是个好好先生，因善写青词得到嘉靖的欢心，位居高拱之上，嘉靖去世后与高拱共事，自敢难以为强人所容，提前致仕，回乡安度晚年；郭朴因与徐阶有隙，乞归故里；陈以勤善于韬晦，老于世故，不结党也不事张扬，不结怨也不得罪人，疲于周旋，告病而退。

徐阶、高拱、张居正都属于有雄心有能力的强者。徐阶老谋深算，原是次辅，按次序晋升为首辅，自不在话下。新老皇帝交替之日，往往是除旧布新之机，新皇帝上任，经常要以革除积弊的姿态，建立自己的威望。

嘉靖皇帝长年不上朝，贻误国事，大臣们深为痛心。徐阶要有所作为，不得不利用颁布遗诏的机会，矫正既往，也由此开启了内阁的一场又一场的风波。

国将不国，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

明中后期的社会环境已然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况下，历经了嘉靖、隆庆两朝，当时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已然不复明初的盛状，而是以一种不可控制的态势急转直下。

皇帝不上朝，朝中奸臣当道，导致了人民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同时由于当时社会问题成风，这些苛捐杂税的压力变转移到了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身上。同时，由于各级官吏的欲壑难填，对于军队的建设问题也逐渐忽视，导致了明中后期大明王朝的军队只是徒有其表，国防能力急剧下降。

“掠县破州，荼毒生灵”——边防的屡次告急

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爆发，土木之变标志着明王朝和蒙古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明王朝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时，土木之变也标志着明代国内民族的问题开始激化。

到了嘉靖年间，外部的蒙古部落的势力不断壮大。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骑兵攻占山西，明朝军队因兵力不足，武器落后等原因接连退守。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攻入山西大同境内，很快便挥军北上，直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给明朝统治集团以极大的刺激，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妥善解决蒙古入侵问题，完全可能再出现一次晋室东迁，宋氏南渡的悲剧。 明中叶国内民族的问题激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南方的土司叛乱。

由于明朝沿用了元朝制定的土司制度，承认四川、云南等地的土司政权，导致土司之间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类斗争最终就转化为对朝廷的叛乱。正统二年十月，云南麓州宣慰司思任进攻南甸土官刁贡罕，次年，思任打败刁氏，攻占腾冲，南甸，潞江等地，自称“法”。

朝廷要求思任取消王号，思任置之不理。正统四年五月，明朝派沐昂为统帅，增兵再战，次年二月又败于陇把。正统六年正月，明朝再易统帅，集中了十五万大军，“转饷半天下”，苦战七年才平息了叛乱。

嘉靖元年，广西又爆发了岑猛叛乱。正德年间，广西田州府同知岑猛率兵报参加反抗江西农民活动，立有军功。岑猛希望升任知府，不仅未能如愿，反被明官一再勒索，于是发动了叛乱。嘉靖五年四月，明朝派督御史率兵八万讨伐岑猛。

次年五月，岑猛部下卢苏、王受再次发动叛乱，朝廷派王守仁主持反对。大小土司相互残杀，“乱复大作，两江震骇”。

明朝无力弹压，只好承认卢苏所立的岑芝。不断爆发的民族纠纷，使大明王朝应接不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大明王朝当时已经处于了极度虚弱的状态，如果在不实行改变，就很有可能走上被颠覆的道路。

“灾异贫仍，刑狱冤滥”——法弛刑滥的现实

一个国家的盛衰，往往可观察其法制是健全还是弛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这久已在历代兴亡的历史中得到验证。 明代中央一级掌管司法事务的，原规定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即所谓的“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也就是说，归属中央审判的案件应由刑部主审再由都察院详议评允，又送大理寺复审，然后再达成一致的判决意见，奏请皇帝最后审定。这样规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慎重刑狱，使三法司互相牵制，又防止互相推诿，无所责成。

但这样的架构重叠，职权交错，也往往会形成互相踢皮球，徒留制约的形式，并未能有力地保证执法准确和司法公平。特别是，君主专制政体决定了君主的权力凌驾于国家规章之上，司法权必然要依附并服从于君权，皇帝可以不通过主管司法部门，而使用费司法系统和人员干预或径行审判，由皇帝直接指挥和控制，置法律于度外。

在明代，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有意设立和倚重诸如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等特种缉捕部门，它们都可以奉旨押捕人犯，受理各种案件。朝廷颁行的法律，竟由皇帝率先破坏可见当时法弛刑滥的境况严重到何种地步。

国匮库竭，民穷财绝的经济困境

财政在古代叫作“国用”。国用状况的好坏，即国库是否充实，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明中叶的统治危机明显地集中表现为最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是促使人们要求改革的直接原因。

明代财政收入有三大项，即赋税、工商业税和官营产业的收入。三者之中以赋役收入占绝大部分，赋役之中又以田赋为大宗。征收税粮以米麦、丝帛、棉花等实物为主，兼征银钞。

明代将部分税粮存留在当地，作为官府经费和宗藩禄米，将另一部分税粮起运到京师和军队驻地，作为皇室、朝廷和军队的军费。永乐、宣德年间，岁输京师白银三十余万两，漕粮少则一百四十八万石，多则六百七十四万石。正统以后，岁输京师的漕粮保持在四百万石。

但是，由于当政者不仅未能意识到正在酝酿的统治危机，反而被国库充盈的繁荣现象所迷惑，忘掉了“财力有限，欲望无穷”的常理。例如，宪宗封了数千名食禄而不治事的传奉官，作为对亲信或有功者的赏赐，增加了官俸开支。他迷信佛教道教，修建了不少寺观，仅京师的大永昌寺就耗费了国库的几十万两白银。

又如，他派亲信太监汪直巡视边防。汪直大肆勒索边将，边将被迫用军费行贿，“边储为之一空”。成化十七年，宪宗为满足宫廷需要，将太仓存银的三分之一拨入宫廷直辖的内库。调拨之后的太仓存银只有一百二十万两，比之于成化初年的老库八百万两存银，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五。

孝宗即位后，罢免了两千多名传奉官，斥退了一千余名僧道，力图改善财政状况。但是，这时隐占土地的问题已十分严重，与此同时，官僚集团却日益庞大。所以，在弘治后期便出现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巨变。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去世，武宗继位。

按惯例应该赏赐群臣，计算下来需用白银一百八十余万两。但国库中只有一百零五万两，其中还包括即将发放的军饷五、六十万两。鉴于挪用的军饷会引起军心动荡，只好削减赏赐，由国库和内库共同抽出五十五万两白银了事。

这一件事暴露了财政问题的严重性。正德元年五月，在户部侍郎陈清、户科给事中张文等人的请求下，武宗召集大臣集议财政问题。户部尚书韩文在清查了历年账目之后说，近年太仓岁入白银一百四十九万两，比正统时下降了约百分之四十，支出却上升到四、五百万两，超过正统时两三倍。

长期的入不敷出终于耗尽了祖宗的积蓄，明朝的财政危机自此正式形成。1521年，世宗朱厚熜继位，着手解决财政问题，下令停止“不急公役”，同时将朝廷掌握的宣府、南京、临清、德州等地的仓库的白银一百余万两调入太仓。嘉靖初年，岁入白银恢复到二百万两左右，岁支大体上控制在二百万两以内，最低时只有七八十万两，财政状况略有好转。

但是，由于世宗以为财政危机已经克服，从嘉靖十年开始大量修建宫室，再加上斋醮、采造等其它费用，宫廷开支急剧上升。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十五年，仅营修一项开支了六七百万两白银，平均每年四十万两左右。

嘉靖十五年以后，每年营建开支为两三百万两白银，比之嘉靖初年增加了几倍，“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嘉靖二十八年八月，世宗令户部查账，结果是：嘉靖十年以前，京仓和通州仓岁入漕粮三百七十万石，岁支二百八十万石，仓中常有八九年的贮积。嘉靖十年以后，岁支曾至五百三十七万石，每年亏空一百六七十万石，只好以历年积贮弥补，所以，京仓通州仓的存粮只够支用四年，减少了一半左右。

嘉靖八年，内库存银四百余万两，外库存银一百余万两。只好用嘉靖初年的积蓄弥补，出现了挖肉补疮的情况。 然而，还没有等世宗君臣采取措施，次年便发生了“庚戌之变”，军费开支剧增，国库存银为之一空。

到嘉靖三十年，户部上奏说：当年预算支出五百九十五万两白银，亏空高达三百九十万两白银。世宗无计可施，只好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加派田赋因一百二十万两，以弥补赤字。此后，岁支多者五百万两，少则三百万两，“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财政危机更加深化了。

直到嘉靖末年，财政问题仍未解决。隆庆元年，穆宗朱载垕下令清点世宗留下的烂摊子。查账结束后，户部尚书马森上奏说：太仓现存白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而岁支预算为五百五十三万余两，只够开支三个月。京仓、通州仓存粮六百七十八万石，而岁支月粮为二百六十二万余石，只够两年。

穆宗和大多数中世之主一样，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生疾苦，也不知创业艰难，很同意滋生享乐之心。过了不久，穆宗一再强迫户部调用太仓存银供自己挥霍。

明中叶的土地兼并、赋税不均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农民被迫逃亡、起义，从而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二是豪门富户隐占土地，逃避赋役，从而造成财政收入下降。

与此同时，农民战争、国内民族战争、抗倭战争，再加上皇室奢侈，官僚机构膨胀，造成了财政开支的剧增，明王朝的统治危机终于通过财政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