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一句诗“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道出了他一生的苦闷。

李商隐被牛党提拔，但却做了李党人的女婿，于是被牛李两党排挤，无论哪一党得势，他都始终不得赏识，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四处漂泊。

牛李党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党争之一，也是唐后期衰落灭亡的重要原因。

但党争一事，可以说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典型代表，即便在距离唐最近的北宋，党争一事也一直难以禁绝。

而造成北宋党争的原因，则普遍被认为与皇帝的放任、科举的扩大和地域差距有关。

一、皇帝的放任

1、削弱相权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使赵匡胤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皇位，成为了北宋的开国皇帝。

每一个创建新朝的皇帝，都会极力避免导致前朝灭亡的问题和缺陷，对赵匡胤而言，当然也是这样，党争作为导致唐朝灭亡的几大原因之一（还有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再加上北宋重文抑武，文士兴盛，更容易有结党的趋势，所以赵匡胤更是竭力避免结党的事情的发生。

赵匡胤对避免党争所做的努力，首先是在宰相的选用上体现的。

宋代以前，宰相的权势较高，而唐代的党争如此频繁，就与宰相权势较大，企图与其余大臣结党影响控制朝政有关。

而赵匡胤首先是在制度上设置二府三司制度，分财权和军权以削弱相权。

而在宰相人选的选用上，赵匡胤并没有选用自己的亲信为相，而是继续任用前朝的老臣范质等人为相，范质等人作为亡国的遗臣，在新朝为官，即便官至宰相，也必然要夹起尾巴做人。

况且作为前朝老臣的范质等人并不属于和赵匡胤一同起家的亲信集团，即便想结党也无人可拉拢。

在选定宰相人选后，赵匡胤还废除了“坐而论道”等一系列表示皇帝对宰相的尊重的礼仪，削弱了宰相的权势。

2、如此双标

看到这里，其实看得出来赵匡胤对于防范党争一事是下了很多辛苦的，并且也确实卓有成效。

但结党的苗条并没有被赵匡胤完全杀灭，而是已经顽强地在朝堂上生长出来，而发生结党的苗条的地方，是赵匡胤所忽略的武将。

赵匡胤对武将的管理规划 ，除了“杯酒释兵权”以外，缺少合理的管理规划。

在北宋前期，出现了多次武将下属诬告长官的案件，但太祖对这些案件的态度却并不一致。

对于自己的亲信的诬告，太祖的态度往往是放纵，其中更是有很多是太祖安插在禁军和节度使中的耳目。

这样的态度让军队的下属发现了靠着结党诬告长官来谋利的方式，不靠这种方式谋利的人也要靠结党的方式来保全自己，在禁军中，甚至出现了太祖派和太宗派两党，太祖也会在背后支持自己一派的人。

即便赵匡胤对结党的压制非常严格，但对武人互相倾轧的态度却很摇摆，这是因为赵匡胤对武人的提防，使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分化武人内部的势力，但武人的互相倾轧却会适得其反，造成武人内部的结党。

而北宋初期武人内部的结党倾轧，则是后来北宋结党的萌芽。

二、科举的扩大

宋太祖抑制文官结党的努力是成功的，但他不仅忽视了武人可能的结党，也忽略了同年进士互相交友结党的可能性。

宋代时重文抑武，重视文治，在科举上也逐渐扩大了录取人数，在唐代总共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进士开科264次，录取人数只有不到七千，还没有很多大学一届的招生人数多。

而终宋之世仅仅举办了130次科举，就录取了十万以上的进士，平均下来一年可以产生七百多位进士。

宋代之前，考中的进士都会拜录取自己的考官为师，这样的传统很容易造成官员结党。

宋太祖当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便颁布了诏令：

“国家选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劾。……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

宋太祖为避免文官结党，禁止了考生向考官拜师，但他忽略了同年生相互之间交游结党的可能性。

太宗时期进士人数大量增加，这一批考生录取了一百五十人，而前一年的进士更是录取了将近五百人。

中榜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进士为官和升迁的难度增加，毕竟肉的数量不变，狼却多了很多。

无法升迁的考生便经常与同年中榜的考生交游，既可以排解闲时的寂寞，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人脉资源，在日后相互帮扶提携。

太祖时因为有旧朝和太祖自身的亲信，所以进士大多无法晋升到权力的核心圈中。

而太宗时，中榜的进士的官运则完全不同，太宗时第一榜的状元便官至宰相，甚至有过一榜出很多个宰相的盛况。

于是，同年交游而成的党派便有望进入朝廷更核心的圈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

而第一批公开结党的人是宋太宗时期的第二批进士，即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

这一榜中出现了两位日后结党的领袖，状元胡旦和探花赵言吉。

赵言吉官运亨通，在他出任荆湖路转运使时，提拔了日后成为名相的李沆和王旦，之后又做了枢密副使，官至两府，又有身为太宗幕僚的父亲在背后，政治背景非常好。

而胡旦文辞超人，但恃才傲物，因其言行而被贬官，之后被赵言吉推荐回京任职，回京后的胡旦便用自己状元的身份召集同年进士聚会交往，实际上便是结党。

到最后，便形成了以赵昌言、胡旦、董俨、陈象舆这四人为首的党派，他们行事张扬，以至于满朝官员都知道“陈三更，董夜半”（讽刺他们私下结党议事）之说。

为了帮助官运最好的赵言吉为相，胡旦发挥自己的文采，写文控诉当时的宰相失职，不成想最后却使得赵普重新为相。

而赵普以结党之罪将他们全部贬谪，甚至若不是太宗爱惜他们的才华，这四人便要被判处死刑。

三、地域差距

北宋时经济中心南移的程度继续加深，南北方的差距已经不大，过去科举和朝堂中北方人占大多数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原本位于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北方人或多或少的看不起南方人，南方人和北方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朝堂上报团取暖，这就使得结党的事情愈演愈烈。

而过去的胡旦为代表的一批人只是结党，不是党争。

但在这一时期，南北两党互相攻击，逐渐由过去的政见之争转变为党派之争。

而这两派分别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为主体，多为北方人的“龙虎榜”和太宗淳化三年进士为主体，多为南方人的“五鬼”。

太平兴国五年这一榜的进士中，有四人官至宰相，因而被人称为龙虎榜，而最终在北宋政坛中掀起党争风波的正是龙虎榜中的名相寇准。

景德元年，北方的辽国大举进攻，向南进犯北宋，当时身为宰相的寇准力主真宗御驾亲征，而参知政事王钦若则认为真宗应该前往南方的金陵躲避战火。

二人本是政见不合，但寇准的处理却不太得当，他在真宗面前评价南迁之策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之。”并且寇准为了避免陈钦若继续在皇帝耳边春风，他将陈钦若派往前线，反而还让陈钦若立了功。

不仅如此，在这场战役中，寇准还得罪了许多重臣，树敌很多，为未来的党争埋下了隐患。

后来寇准罢相，他的同年好友王旦，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赵言吉的女婿，接任了宰相之职。

王旦任相期间，虽然少有廷争，但为了对抗官运亨通的丁谓、王钦若等小人，他引君子入朝，为日后的党争准备好了条件，政见之争演变为党争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

天禧二年，寇准和丁谓共同进入二府。

这时真宗已进入晚年，身体每况如下，他的皇后的宗族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寇准请求皇帝对此进行处理，因而得罪了皇后，皇后便与和寇准有矛盾的丁谓联合，准备一同扳倒寇准。

寇准也做出了他的行动，想要建议真宗让太子监国，防止皇后专权，但这次行动最终被泄露，丁谓等人马上上书攻击寇准，导致寇准被罢相，而丁谓也借这个机会进入二府为相。

丁谓也并没有适可而止，而是继续落井下石，对寇准展开了一系列攻击，寇准本人也确实有一系列问题，被丁谓抓到了把柄，被一路贬谪，最终被远贬雷州（今广东湛江）。

不知道本身看不起南方人，和南方人斗了半辈子的寇准在南方的贬所中，会不会感慨万千。

不仅寇准本人，他的亲信同党也都随之被罢免甚至之罪，丁谓及其同党以及刘皇后的人占据了朝堂，真宗本人甚至都不知道寇准被贬的事情。

丁谓党人这时基本取得了与寇准争斗的胜利，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小角色，而这个小角色在之后却给了他致命一击，将局势翻盘。

这个“小角色”便是王曾，他是寇准和王旦提拔起来的，又是这二人同年进士李沆的女婿，王曾懂得审时度势，在之前的风波中他也想过据理力争，但看形势不对，便不再多说，因而未受牵连。

在真宗驾崩，仁宗即位后，修建真宗陵寝的任务交给了丁谓的党人雷允恭，而雷允恭竟然擅自挪动施工地址，贪污施工款项，而原本背后支持他们的刘太后也早想将他除掉。

王曾在这时嗅到了机会，上书抨击雷允恭罪状，并揭发丁谓结党营私（事实上这事谁不知道呢？又何来揭发一说）。

最后丁谓被贬至崖州，他的同党也被一扫而空。龙虎榜与五鬼之间的斗争，历经两朝二十余年，最终以两派两败俱伤，太后党占据朝堂而告终。

结语

经过上述事件的一系列发展，北宋最初的政见之争终于在丁寇之争中演变为党争。

即便丁寇两位党魁最终都被贬谪至边远之地，客死异乡，但党争之事并未断绝，而是在后世愈演愈烈。

这次事件中最大的赢家刘太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独揽大权，但后来和仁宗关系破裂，她的党羽在她去世后全部被罢官清扫。

而使得二人关系破裂的宰相吕夷简后来也引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廷争，这次廷争不是北宋朝的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大的一次，这样的廷争或者说党争，终宋之世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都无法根除。

而王曾以迁陵之事，攻击丁谓一党想要使得仁宗无后，虽然最终达到了目的，但却开了牵强附会，靠舆论压力攻击罢免宰相的先河，对后世政局危害很大。

五鬼之首丁谓在贬谪路上，路过了寇准的贬所。

丁谓想见寇准一面，但寇准闭门不见，他的门童想为主人报仇，寇准也坚决不许。

寇准其人的正直与傲骨，也可见一斑。

而这场党争，也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过于刚正的性格和一些狂放的言论才埋下了祸根。

当然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即便没有寇准，也会有其他人掀起一轮轮党争。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参考文献

1、《宋史》

2、《宋论》

3、《宋名臣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