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不要掺和官场

清朝年间有个买办阶层，靠着为洋人跑腿拿佣金着实赚了一笔钱。对于这些逐步积累起来的资本如何投资，当时有几条路可走：一是自己办企业，二是投资到外国去，三是挂靠到自己的洋东家拿红利，四是投股到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

在这几项投资中，前三项基本是增值保值的，唯独第四项是血本无归。这个问题一直引起我的疑虑，为什么有官方背书的商企反而不行呢？近读汪熙先生《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一文，忽然开朗了，现将先生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抄录如下：

【七十年代洋务派办起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督商办企业，为买办的投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当时，急于创办新式企业的李鸿章看见“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人名下”，早已眼红心急，千方百计地要搞一个既能使这些资金“并归商局”，又可以罗致那些“熟精洋学”（李鸿章对唐枢柜的评语）的买办人材的渠道，于是产生了官督商办企业。在封建体制的重重压力下，买办和买办商人若是果真能依靠“官权”的保护发展资本主义，那肯定是会比“詭寄洋行”要带来更多利润。基于这种期望（或幻想），名噪一时的大买办如唐廷枢、徐润、郑官应等相继连人带钱投进了规模庞大的官督商办企业。他们都成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大股东。通过他们的影响又吸收了大批买办资金。但是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权”大为肆虐，对吸收的商股极尽摧残之能事。唐廷枢、郑官应可以说把半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贡献给官督商办企业。唐廷枢去世时，郑官应说他：“一生精力尽消磨于商务、洋务中，数十年备尝艰苦”，但结局是“外强中干，有名无实，身后谅可想见”，实际上是“身后萧条，子嗣靡依”。而郑官应自己晚年虽然挂上招商局会办的头衔，实际上，“清贫如故，常为时流讥笑”。至于徐润在招商局与代表官方的督办盛宣怀多次交锋后，除大骂盛宣怀“心险手辣，公理无存焉”外，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推出招商局。后来徐润又想攀附袁世凯东山再起，但被袁世凯折腾了一阵子，糊里糊涂地把招商局代理总办一职也开革了。官督商办企业本来可以使买办资本转化为“商本”，但它竟完全没有做到使投资者“祛其畏官之隐衷”，反而变成了商人资本的一个大陷阱”。作为投资者，买办的财富和希望变成了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