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震：与秋瑾同时代，却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女性先驱者

回首一百年前的中国女界，我们既惊讶于那些女性先驱者的勇敢和顽强，更敬佩她们的犀利和冷峻。何震就是这些屈指可数的女性先驱之一。她使我们从女性的立场和精神重读了一遍中国近代历史，从而也激发我们思考今日女性的处境。

何震的起步

秋瑾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无人不知的女英雄，她生长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却又是最热血沸腾的年代，然而，何震是谁，知道的人却极少。何震是与秋瑾同时代的女性，但在历史书页上，她却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连她的生卒年月都已无法查到准确的时间。当然，那个时候的妇女几乎都是如此，即使是大名鼎鼎的秋瑾，她的出生年月在史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

何震生长于江苏仪征，1904年嫁给同为仪征人、出身著名治学世家的刘师培，婚后与丈夫来到上海，进爱国女学念书。爱国女学由一些倾向革命的社会人士创办，与当时一些学校的教育宗旨不同的是，爱国女学更倾向于向学生灌输女性的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估计二十岁左右的何震一定是在这时的爱国女学中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1907年爱国女校哑铃操

说到何震，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刘师培，不仅因为有关何震的生平叙述都附录于刘师培的传记中，而且刘师培似乎是笼罩在何震整个人生旅途中的一片巨大阴云，有时给她捎来幸运和荣耀，有时却带来恶名和咒骂。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他的曾祖、祖父及伯父世居江苏仪征，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而且以三世相续共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刘师培从小就聪明异常，外加家学丰厚，少年得意是可想而知的。不料，1903年刘师培会试落第。不久，他在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此时的章太炎正与他的爱国学社同事们在租界里办学办报倡导“排满革命”，刘师培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成为中国教育会的一员。不久，刘师培便改名“光汉”，著作《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1903年6月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章太炎和邹容被关进了监狱，此时的刘师培在政治上更趋于激烈。他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以揭露沙俄侵华的形式继续反对媚外卖国的清政府。1904年，他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拥戴还在狱中的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这时他还为一些具有革命背景的报刊撰写反清革命的文字，集中鼓吹“排满复汉”，甚至署名自称“激烈派第一人”。

刘师培

就在1904年，刘师培与何震结婚了。何震原名何班，赴日时改名何震。1907年初，刘师培与何震东渡日本。那时的日本是大量中国学生和革命者的最佳选择地，一是它被目为具有西方许多信息的强国，二是离中国本土的距离近，费用便宜。

何震到达日本，标志着她正式在历史舞台上“亮相”。一开始，刘师培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上发表文章，继续宣扬民族主义。不久，则与日本的一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了来往，并大受他们的影响，开始急剧地倾向无政府主义，在《天义》和《衡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学说。

1907年6月10日，以何震名义筹办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面世了。《天义》报的“发刊词”里说《天义》是一份旬报，但实际上是一份半月刊。从1907年6月到1908年的三四月间，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义》报总共出版了19卷而终刊。这本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刊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的历史而言，都成为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话题，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天义》封面

《天义》报究竟是何震主办还是刘师培发起、《天义》报究竟是一份宣扬妇女解放的报刊还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民国初年及后来的历史学界都有不同的说法。据当年在日本东京的不少革命党人或倾向革命的刘、何的友人所说，《天义》报实际上是由刘师培倡办、以何震的名义出版的刊物。

然而《天义》报从创刊一直到终刊，所署的主编名字始终是何震，而且名义上也一直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我们从开始几卷《天义》报的绝大部分内容来判断，它毫无疑问是一份正面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刊物。至少，它在关注人类平等方面比较突出地关注妇女所遭受的不平等境遇。

《天义》报每期的扉页上都印有刊物的“简章”，其中第一条“宗旨及命名”为：

“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曰天义。”

从第八、九、十合卷起，“宗旨”稍稍发生了改变：

“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

虽然这两种“宗旨”并没有什么冲突或矛盾，但毕竟有了某种变化，至少将“女界革命”变成了“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而且由原来占据的主要位置退居为最后。

据传为《天义》报社旧址，在东京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一号，现为千代田区饭田桥四丁目。

女子复权会是一个妇女组织，刊登在《天义》报第1卷上的“女子复权会简章”表明，它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组织。因为有关这个组织的历史文献极为有限，所以我将简章的主要部分引录如下，让大家一睹其女权风采：

一 宗旨 确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

二 办法 对于女界之办法有二：一曰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曰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

三 规律 不得尊信政府。不得服从男子驱使。不得降身为妾。以下三则均指未嫁之女言。不得以数女事一男。不得以初婚之女为男子之继室。

⋯⋯

五 权利 入会之后所享权利有三：凡已嫁之后受男子之压制者可告本会为之复仇。凡因抗抵男权及尽力社会而死者本会为之表彰。凡因抵抗男权及效力社会而罹危险者有受本会救济及保护之权利。

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绝大多数妇女团体实际上与其他男性组织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可以说几乎完全一模一样——都是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或情绪的组织，有些妇女组织仅从名称上就能一眼看到其高涨的民族情绪，例如国耻会、爱国社、女界劝用国货会等等，虽然其主角为女性——确实是由妇女发起和参加的，但起因均系维护和争取民族国家的尊严、强大和完整，与争取女性群体利益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

然而女子复权会却并非如此，从它的简章可以看出，它立足于维护妇女自身的基本权益，目标是要推倒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和习俗，聚集起女性群体为自身的尊严而奋斗。虽然它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但我们却能在何震的不少文字中看到它的大致轮廓。

何震对传统的批判和对女性现实的担忧

《天义》报的创刊号集中地表达了何震式的女权主义，开篇首先是何震的一幅书画作品《女娲像并赞》，显然何震要将女娲奉为中国女权主义的一个源头，也许是受刘师培“国粹派”的影响，也许是基于自身长年浸润于传统文化，何震似乎无意到西方“先进”文化中去寻找女权主义的依据和资源，而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吸取反传统的因素，女娲作为传统的对立面、受压抑者和反抗者的形象正是何震所心仪的。

何震所绘女娲像

如果说刘师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推崇多少影响了何震，可能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这幅何震亲笔所绘的女娲像——也许那时何震与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将老子视为其鼻祖一样，她显然是将女娲视为女权主义的“创始人”。而且在《天义》的前期集中推出一批前近代时期反对礼教、主张男女或人类平等的思想家，如李贽、唐甄、戴震等。

与主流的女权启蒙一味向西方寻求“真理”不同，《天义》似乎要到中国历史土壤中汲取那些偏离主流文化传统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以此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和素养。这可能凝聚了何震对中国历史上反传统力量的全部想象和推崇，然而这样的历史资源毕竟太有限了，相反，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掠夺却是罄竹难书的，何震最后还是走向了一种彻底的反传统。

紧接着便是何震所著的《女子宣布书》。她在此文中不仅喊出了“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而且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七项妇女所要争取的权利：一，实行一夫一妻制；二，实行父母姓并重；三，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应一视同仁；四，男女受同样的教育，妇女应参与各种社会生活；五，夫妇不谐则告分离，在分离之前则双方均不能以任何形式与第三者结合，否则，就被视为违背第一条；六，“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七，“废尽天下之娼寮，去尽天下之娼女，以扫荡淫风”。

也许从父姓这一点最能象征男权文化传统，而在现实中又最易改变，所以何震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它，并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署名改成：何殷震。这被许多恪守传统的男性视为大逆不道或标新立异。

其实，虽然何震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掠夺，但却出于一种对女性人生经验的切肤之痛，与当时一些所谓鼓吹妇女解放的“放浪形骸”的文字相比，在界定什么是妇女解放方面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至少是对那种以“解放”和“自由”为名的纵欲人生抱否定的态度。

她在《天义》第1卷《震致留日女学生书》中批评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女性的人生态度，后来又在第7卷中以《女子解放问题》为题批评当时的某些女性为：表面上打着自由平等的名义，而暗地里则为了自己放纵欲望和感情，她们只知道解放的狭隘意义，以为纵淫就是实行了解放，而不知道女性想要追求真正的解放并得以幸福，只有坚持其女性立场，以此来掌握改造社会的权利。如果光知道寄情淫欲，那么救世之心很可能就会被纵淫之心所夺，胸怀的大志也就成不了。世上最下贱的事没有比辱身求利更严重的。娼妓之下贱，并不是她们的多夫，而是以自己的身体换取实际利益，这些女子的下贱与娼妓一样。以自己身体的受辱从而求利，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况且所谓解放，是相对奴隶制而言。哪里有不愿意做奴隶而愿意当娼妓的呢？她们误将纵淫作为解放，所以除了纵淫之外没有其他的责任，虽然身陷于娼妓的境地却根本不自知。

在同一篇文章中，何震还谈到了下层女子，她既看到她们“自食其力”的一面，同时也深深地体察她们的“至辱”和“至贱”，与中上层妇女相比“虽幽闭之苦稍泯，然谓之肉体解放则可，谓之精神解放则不可。况所谓肉体解放者，均女子之至辱者也，又均女子之至贱者也，可不叹哉”！在此，何震更看重的是女性的精神解放，而非肉体或性的解放，同时她对旧制度中下层妇女的“肉体解放”寄予了深切的悲哀和愤懑之情。

也许正是出于对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至贱至辱的切肤之痛，何震在首期《天义》报上的首篇文章中喊出了“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这样偏激的口号，并在第2卷上以《女子复仇论》为题发表了她篇幅最长、内容最重要的文章。

《女子复仇论》连载于第2、3、4、5卷和8、9、10卷合册。在这篇长文中，何震全面而详细地清理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揭露了历代将儒家歧视妇女的“学术”奉为经典的本质：狡猾的人引用和修饰这种学说，以方便自己的所作所为，愚昧的人则迷信这种学说而不对此质疑。我们女子死于这种学说之下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喊出了“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何震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坚持其反传统的立场，一再揭露统治者利用权力和道德置人于死地的罪恶。

由此可见，何震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十年，就公开指责“礼教杀人”。新文化运动称儒教为“吃人”的文化已是妇孺皆知的事，而有关何震，在中国的知识界却鲜为人知。不论是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否定，还是对中国历史上反传统资源的利用，都没能使何震成为一个像刘师培那样的带有浓厚国粹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她对传统文化压抑人性、压抑女性始终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

《中国新女界杂志》

《天义》话语权的出让和被篡夺

我已一再强调，《天义》是以何震为代表的女子复权会创办的宣扬女权主义的杂志，但是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07年6月25日，刘师培、张继在第2卷上刊登广告，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广邀海内外热心社会主义者加入此行列，或给《天义》投稿。这则广告在《天义》上登载很多卷，实际上它是利用了《天义》这一空间，向社会扩大自己的影响。

同时，刘师培和汪公权等人在《天义》上发表了篇幅越来越多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和论述，则使《天义》逐渐转向了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成为一个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报刊，甚至后来有人将《天义》视为刘师培所创办（相对而言何震则成了挂名的）。

《天义》之所以在一开始是一份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报刊，完全是因为何震和女子复权会的缘故——何震在到达东京的初期，是一个处于“天然”状态的女权主义者；女子复权会则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组织。而随着刘师培夫妇（尤其是刘师培）对无政府主义日趋走火入魔，何震似乎在女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从最终的结局看，这种“平衡”并未能实现或持续下去）。

一方面，由于何震对无政府主义的认同及对同一阵营中男性强势话语的妥协，将谈论妇女问题的空间出让给论述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刘师培用越来越多阐释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篇幅占据了《天义》的话语空间，并最终“篡夺”了它的话语主导权，使女子复权会完全成为一种虚设的空名。越到后来，《天义》越显现了无政府主义色彩，实际上完全成为了刘师培主持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报刊，专门宣扬无政府主义，从而使《天义》更多地以无政府主义的“面貌”留在了历史记忆中，后人也就将以刘师培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称作“天义派”。

与刘师培一起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发起人张继1908年初赴欧洲。他在1908年4月写给东京同人的信中，建议他们要将《天义》继续办下去，并着重强调要将女子复仇等言论“稍加改变，当以自由恋爱为最确当”。

显然女子复权会的宗旨及何震的女权主义思想引起了这些以正统社会主义自居的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不满，他们非常惦念着要篡夺这一话语空间，篡夺《天义》的话语主导权，但实际上刘师培在张继说这番话之前已付诸于行动了。另外，张继这番话还表达了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层意思，他们反感于与男人为敌的女权主义思想和观点，主张维护和重新确立男性的既得利益。

何震的“天然”女权主义从“爆发”到“沉寂”历时十分短促——《天义》从问世到停刊的整个过程不到一年，而且，何震在最后一期没有发表署名文章，那一期除了一篇专谈妇女问题的文章外，其他篇幅都是纯粹宣传社会主义的。

刘师培的叛变给何震的女性历程画上了句号

刘师培先是与章太炎发生了矛盾，不久又与其他革命党人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他向两江总督出卖同志。刘师培的叛变终结了何震的女性历程。中国向来就有夫贵妻荣的传统，而何震却从反面应验了它，刘师培的堕落不仅使她也一落千丈，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她被说成是拉刘师培下水的罪魁祸首，更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侦探”（“侦探”一词相当于如今的间谍）。与刘师培同为光复会负责人的蔡元培和陶成章都认为何震先于刘师培而投靠了两江总督端方。陶成章在回忆文字中说：何震与汪公权“入于侦探一流”，而后又“日夜怂恿光汉，使入官场”，刘师培“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便也就顺水推舟地下水了。

在众多同时人和后人的眼中，刘师培似乎是一个被牵扯的木偶，如果说他们对刘师培尚且怀有痛心疾首之情，对何震就只有仇恨了。

那些男性革命党人在描述何震时纷纷提及她早年的作为，其中冯自由的《革命逸事》一书将何震提倡父母姓并重也算成一个罪名，并指出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不清：“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

最有意思的是柳亚子涉及到何震的文字，前后完全相反。柳亚子早年曾写过不止一篇诗作赞美刘师培夫妇，他将何震誉为罗兰夫人和苏菲亚，这在当时都是极高的赞誉。然而，柳亚子后来在一篇纪念文字中则将何震骂做“女戏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戏子比妓女更低贱，由此可见柳亚子等男性革命党人对何震鄙视的程度。

何震夫妇与众人合影。前排左起：何震、刘师培、柳亚子，后排左起：曼殊、朱少屏、邓枚、林立山、韩笔海。

从日本回国后的何震就此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她只扮演刘师培的妻子和未亡人的角色。刘师培成为端方的幕僚后曾一度被围困于四川某地，何震则多方设法营救。辛亥革命以后，刘师培担心革命党人报复他，隐姓埋名在四川、山西等地，曾在阎锡山处当幕僚，何震则在阎家做家庭教师。辛亥革命成功后，一些革命党人并未伺机惩处刘师培，而是念他深厚的学养和旧日的才干，多方查找他的下落。不甘寂寞的刘师培在1914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时又跳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等到1916年复辟丑剧收场时，刘师培只好逃往天津租界躲避风声。想来那些年作为妻子的何震也不会怎么安逸。

有过那么多不光彩经历的刘师培，并未被革命阵营里的友人们所唾弃，也没有遭到应有的清算。实际上他一直在历史舞台上“风光”到生命的最后。何震却因为刘师培的所作所为招来了骂名，似乎是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17年当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他和陈独秀一起将刘师培请到了北大当教授。在北大，刘师培又扮演了一次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面角色，纠集了一帮师生创办《国故》杂志，以此来对抗反孔孟之道的白话文运动。不幸的是，刘师培在北京任教大约两年时间就病逝了，死时才36岁。据说，他与何震曾生育过一女，但夭折了，因此可以想见刘师培身后是非常凄凉的。不久，何震精神失常，幽闭而终，从此完全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2011年第3期，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女界革命”——何震和〈天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