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与殷墟是何关系？商、商邑、邑、大邑、大邑商的历史真相

（作者：赵辉）一百年前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正式诞生。殷墟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证实了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中商王朝的历史真实性，也将中国可考证历史时期推进到3300年前。殷墟遗址出土发掘的甲骨文，也证实了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关于商王世系的可靠性真实性。商王朝的历史之谜也终于得以真实地再现在世人面前。

通过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可以管中窥豹认识三千年前中国历史的商王朝。但是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却让我们产生另一个历史疑问，做为商王朝末期都城的殷墟遗址，为何称为殷墟而不称为商墟？商王朝习惯上也称为殷商王朝，“商”与“殷”两个历史名称在商王朝历史中，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商”与“殷”是一地两名，还是两地两名？在殷墟甲骨文中屡屡出现的“商“”“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与商王朝都城的殷墟遗址，在商王朝历史时期，记录了怎样的历史事件？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才能破解这一历史难题，并最终还原出一个内容丰富的真实殷商王朝历史情景。

江俊伟博士在其论文《殷商政治中心名稱考——以殷墟甲骨文為中心》中，通过对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内容，对“殷”“商”的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笔者现根据论文相关内容与所作观点，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期真实地还原出殷商王朝历史中“殷”与“商”等相关历史问题的真相，确定殷与商的历史地理位置，并做出明确的判断与结论。

“一般認爲殷商王室的空間觀念由“中央”與“四方”構成，可稱爲“四方”或“五方”觀。據《屯南》1126卜辭內容商與東方、北方、西方、南方同時出現，可知王室以商爲中央。然而，做爲中央概念的商還存在各種不同的名稱，學者對其地望，以及其性質是具體地點的“王邑”或廣域範圍的“王畿”“王國”也有爭議，這涉及到殷商政治中心是“點”或“面”的問題。目前全面梳理的成果也略顯不足。因此以下逐一討論中央概念的“商”相關名稱，進而釐清殷商政治中心的具體性質”；“商”代表中央已無疑義，但作爲地理概念是指何處，範圍多大，則有不同說法。以往研究認爲商有二種意義：一是具體地點“王邑”，其地望有安陽殷墟、河南商丘二說；二指廣域範圍，有“王畿”或“王國”說。說明學者對商的性質有不同理解。江俊伟对殷墟甲骨文中相关“商”的研究成果如是。

江俊伟系统梳理了殷墟甲骨文中包含“商、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的甲骨卜辞，主要有：

1 商、兹商

丙午卜，才（在）商，貞：今日步于樂，亡灾？《綴續》379

辛酉卜，尹貞：王步自商，亡灾？《合集》24228

貞：勿歸于商？《合集》7820

辛酉卜，㱿貞：今二月王入于商？《合集》7774

癸卯王卜，貞：旬亡□？才（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才（在）商。《英藏》2524

□丑卜，王：方其征于商？十月。《合集》6677

己卜，才（在）□：于商告人亡由于丁，若？《花東》494

庚申卜，出貞：今歲□不至兹商？二月。《合集》24225

□丑卜，王：方其征于商？十月。《合集》6677

2 “中商”相關辭例如下：

□巳卜，王貞：于中商呼□（禦）方？《合集》20453

戊寅卜，王貞：受中商年？十月。《契合》80[30]

己酉〔卜〕，□貞：王徝于中商？《合集》20540

3 “丘商”辭例如下：

己丑卜，㱿貞：□于丘商？四月。

貞：勿□于丘商？《綴續》517

壬子卜，㱿：□于丘商？

4 “我國商”辭例目前僅一見：

侯亢來，入賈于我或（國）商？《拾遺》190

5 殷商晚期出現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辭例：

甲午王卜，貞：作余酒朕□酒，余步比侯喜征人方。上下£示受余又=（有佑）？不□□。肩告于大邑商，〔亡□〕？才£。王□曰：吉。才（在）九月。遘上甲，唯十祀。《合集》36482

丁卯王卜，貞：今□巫九□，余其比多田于多白（伯），征盂方白（伯）炎，。告于兹大邑商，亡□？才□。《合集》36511

己酉王卜，貞：余征三封〔方〕，图片□令邑，弗每（悔），不亡□□？才（在）大邑商。王□曰：大吉。才（在）九月。遘上甲□，五牛。《合集》36530

辛卯……方于……余其□戔……〔受〕余又（佑）？不□□。……天邑商，亡……。《合集》36535

辛卯卜，貞：才（在）□天邑商公宮，衣兹月亡□，寧？《合補》11248

甲午卜，貞：才（在）□天邑商皿宮，衣〔兹月〕亡□，寧？《合補》11249

6 除大邑商稱呼之外，卜辭另有“大邑”一詞：

癸亥卜，王：方其□（敦）大邑？《合集》6783

甲子，貞：大邑又（有）入？才□。《合集》32176

戊寅，貞：來歲大邑受禾？才（在）六月卜。《合集》33241

7 甲骨文還有“邑”，是聚落的通稱：

沚图片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二邑。《合集》6057正

大方伐□鄙二十邑……。《合集》6798

貞：呼比奠取□、□、啚三邑？《合集》7074

8 邑明確指商王邑的例子如下：

辛卯卜，大貞：洹引，弗□（敦）邑？七月。《合集》23717

9 此外前文提到的大邑，在個別辭例中似乎省作“邑”：

戊寅，貞：來歲大邑受禾？才（在）六月卜。《合集》33241

辛卯卜，王貞：來歲邑受年？□月。《天理》95

10 甲骨文還有“兹邑”一詞，相關內容如下：

……㱿貞：洹其作兹邑□？《合集》7854正

洹弗作兹邑□？《合集》7859正

丙辰卜，㱿貞：帝唯其冬（終）兹邑？

貞：帝弗冬（終）兹邑？《合集》14209正

戊辰卜，爭貞：帝□兹邑？

貞：帝弗□兹邑？《合集》14211正

貞：兹邑其㞢（有）降□?《合集》7852正

貞：……方其征兹邑？《合集》6678

11 甲骨文中“商王”与“邑人”的记录

王……㞢（有）來孽，邑人□（震）。《合集》14211反

通过对殷墟遗址甲骨卜辞中“商、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等词汇的研究，可以得出这些卜辞的基本概念：1、特指具体地点，为一具体的地名而存在；2、具有殷商王朝“王畿”的特性，与商王的国事活动有着关联性；3、与考古发掘的殷墟遗址，存在背离现象；4、与殷商王朝的统治安全和农业丰收，存在必然联系；5、王室与各族群形成了广大区域的政权王国，也称为“商”“商王国”。对于政治中心的“商”，在王室信仰中存在被祭祀的对象。

《殷商政治中心名稱考——以殷墟甲骨文為中心》通过对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分析研究，形成了以“商”为中心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具历史与考古价值，将殷商文化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受传统固有历史观念的影响、殷墟考古成就的影响、考古学术圈子的左右，将“商”简单等同于“殷”，以对应于百年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仍存在学术研究中的重大缺憾。笔者在此阶段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以期根本解决殷商王朝历史时期“商”与“殷”的历史之谜。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研究，首先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历史认知：不论是做为氏族、部落、古城、古国、邦国、诸侯、王朝，它们的称谓都来自于一个具体的地理地点名称；由具体的地理名称，而形成各种氏族部落或王朝名称。夏、商、周三代王朝称谓，最初也来自于一个具体地点的名称而成为三个历史时期的称谓。中华文明探源、夏文化研究、夏商周历史文化研究的本质，就是探寻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地理位置。即使今天已经广而大之的“中国”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也来自于一个具体而实在的具体地点。

殷商王朝做为一个广域统治的王朝，统治着中国的广大地区。以三千年多前的交通条件管理模式，要实现有效的王朝管理与统治，一个统治中心辐射四方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在四五百年前的明王朝时期，也需要设立了南都南京、北都北京、中都凤阳来管理中国的南北地区；西周王朝时期，也设立了宗周与成周管理中国东西地区。殷商王朝做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称谓，“殷”与“商”必然是分管不同地区区域的殷商王朝的两处王都称谓。以两处具体地点的“王畿”，覆盖管理两处不同的殷商王朝核心地区。“殷”与“商”正是殷商王朝的两处“王畿”地理名称。王畿“殷”地已经通过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得到了确认；王畿“商”地，正是本文要探讨的目标，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重大中国历史问题。

因此，商王朝全称的殷商王朝，实际是殷商时期“殷”“商”两地“王邑”所代表的两地历史文化的合称；身居殷都的商王，需要时时关注“商”都的安危与农业收成，并在每年的固定祭祀时间，祭拜天地与先祖，需要远足“入大邑商”，“在商”从事祭祀活动及征伐“商邑”四方不稳定的邦国。

殷都做为商王的常居国都，是殷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安全性得到了基本保证。商王是不需要“在殷”征伐四方的，商王伐“四方”只可能发生在距离殷都遥远的“商”都，即拓展了殷商统治地区，又不会对殷商王朝造成安全威胁。“王入于商”“王征人方，才（在）商”“方其征于商”，正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反映。商王在从殷都出发到“商”都或祭祀、或征伐、或巡游，首先用甲骨占卜安危祸福是第一要务，才有大量殷墟甲骨卜辞关于“商、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的记录。因为殷墟甲骨卜辞的主要内容，记录的是王在某日占卜王到某处的吉凶安危。商王定居在殷都，是不需要去占卜在殷都的吉凶。商王在殷都生活是不需每日占卜吉凶，就如你久居家中，不需要也没必要经常占卜住家时的吉凶一样，吉或凶也只能居住于家中。这也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不了“殷”字甲骨文的历史原因，而不是“殷”字甲骨文不存在，是因为商王在殷都没有必要占卜在殷都生活的吉与凶。因此，殷墟甲骨卜辞中所出现的地名，全部为殷都之外具体地点的原始名称。

殷商王朝的这一“殷”“商”两地“王邑”商王朝统治管理的历史痕迹，在《礼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时“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周武王伐纣灭商，是一个北伐商纣王，南征灭商的历史进程，并将南方广大地区纳入了西周王朝统治。周武王不仅攻下殷都消灭了商纣王，而且南征收复了商都，才彻底结束了殷商王朝统治。这一历史过程同样记录在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在收复“大邑商”时，即在商都祭天的地方宣誓说“我要居住在殷商王朝’称中’的商都，让新周朝能够保护每一个民众”。如果周武王是在血流漂杵攻伐殷都后，在殷都宣誓要居住在殷墟，我们也就没有了今天殷墟遗址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出土不了如此丰富的甲骨文。周武王只有在和平收复南方的商都后，以商都为东都成周，才有西周王朝的正式建立。因此，两方面的历史研究成果，都将殷商王朝由殷都与商都组成，商都即“大邑商”。

殷商王朝的南方商都“大邑商”在殷商王朝历史中的殷商中心地位，在甲骨文中也得以体现。□丑卜，王：方其征于商？十月。《合集》6677告诉我们，受“大邑商”统治管理的人方要征伐“商”，这种历史现象只可能发生在殷商王朝的南方都城，而不会出现在殷都地区。否则，殷商王朝随时可能出现灭国的威胁，这对于殷墟的商王来说是不能出现的危局。因此，人方攻击的只能是距离较近的南方商都，而不会危及商王的人生安全。

甲骨文中的“商、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做为同一历史地理概念，在【何尊】铭文中得以多方面的历史证实。周武王原话所说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充分体现了殷墟甲骨文中“商、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的同一历史地理关系。周武王所征服的“大邑商”即为“商”都，周武王的“兹中”即“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周武王建立东都成周，需要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邑”城邑来做为统治中心，利用保护利用殷商王朝的“大邑”“商”都“兹大邑商”，以实现“国自之乂民”的西周王朝统治是最优选择。周武王既结束了殷商王朝统治，又传承了商文化，安抚了“商”人、商遗民，保证了王朝的顺利过渡，维护了整个王朝经济的稳步发展。商都“大邑商”的“商”人，也告别政治统治，成为繁荣经济生活的“商人”而从事商业活动，成为商场上的主人。

殷商王朝灭亡后，生活于“大邑商”的商人在西周东都成周城的城邑里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繁荣着东南地区的经济，建立了中国最早大型商业中心。这一历史事实，被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兮甲盘】记录在铭文里：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晚期周宣王的重臣、《诗经》的采集者尹吉甫，在周宣王五年三月因建立武功受赏被派往东都“成周”担任重要肥差，负责东方成周地区的王朝税收，而制作了青铜器【兮甲盘】“子子孙孙永宝用”。尹吉甫到了南淮夷，对淮夷的商人实行了严格的市场管理，限制淮夷商人与南蛮地方方国人的商品交易。规定南淮夷地区的商人，必须到东都成周城邑进行商品交易，敢有违反命令者“则即刑扑伐”，以满足西周诸侯、王公贵族、百姓的生活所需。从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开始，“大邑商”人在周武王最初的“国自之乂民”国策影响下，将“大邑商”经营为经济繁荣的东周成周自由市场经济。经过周公东征淮夷，周成王、周康王的“成康之治”，殷商王朝时期“侯亢來，入賈于我或（國）商”的繁荣商业城邑“大邑商”，被重新经营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商业中心，为西周王公贵族提供源源不断的衣食住行等物资，并持续至西周末年。“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正是西周王朝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始历史记录。

那么，殷商王朝的“大邑商”，西周的东都成周城遗址，历史上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中国”城邑，具体位于今天中国地理的什么位置呢？明朝万历年的《怀远县志》云：怀远，古名邑，又为中都畿辅地。涂荆二山对峙，淮涡二水合流，以故贤才代出。明确记载了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即为中国三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邑”之所在。古代，当地的地方贤才常常以“邑人”为自我代称，默默无闻地传承着中国夏商周的历史文化。在淮河中游的荆涂地区，能够承载商周历史的古代“大邑”遗址，只有位于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古代城“邑”。甲骨文中的“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正是殷商王朝对四方湖古城遗址所在地的特称，并成为西周王朝的市场商业中心的“成周四方”城邑。

“大邑商”“商邑”四方湖古城，位于北淝河中游，区域地势最高，为一典型的“丘商”之地。东南面对对广大的东南地区，西北为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通往殷墟与宗周。东南富裕地区的各类生活物质，通过“商道”或“周道”由此起点运往殷商王朝的殷墟或西周王朝的宗周，成为殷商王朝与西周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辛亥革命四杰之一的栢文蔚，对此有过精辟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结论：“大禹导淮，而后又勤治沟洫。同时，益掌山泽，弃教播种，淮域之农业基础以定。历夏商周秦，而井田阡陌，农利大兴，邘沟既凿，四渎交通，漕转东南，助西京汴洛之繁荣。可知淮河流域，实吾族农业立国之根据地，而四千年文化产生之中原也。”

综上所述，从殷墟甲骨文大量的“兹商”“中商”“丘商”“我國商”“大邑商、兹大邑商、天邑商”“大邑”“邑、兹邑”历史记录来看，还是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记录的西周时期的历史来看，或者中国地方志的历史文化传承来看，以及“四方湖古城”当地的民风民俗文化传承来看，“商”“大邑商”等，都是一个不同于殷墟的具体地点、王朝都邑。“殷”与“商”两处商王朝都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殷商王朝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殷商文化不可分割、不可顾此失彼的中国历史。可以确定地说，殷商甲骨文的发展成熟，正是殷、商两地“王畿”频繁交流的历史文化结果。古代，殷、商两地的交流促成了中国甲骨文的成熟；今天，殷、商两地的历史文化研究，必将激发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作者：赵辉）

参考资料：江俊伟《殷商政治中心名稱考——以殷墟甲骨文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