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心恒：刘福通籍贯考（下）

刘福通籍贯考（下）

又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丘县(今临泉)察汗帖木儿，因是元朝功臣后裔，颇有势力于地方，刘福通造反起义，首先触犯了察汗帖木儿的利益而发生冲突。于是，察汗帖木儿即组织地主武装，号称“义兵”，专与红巾军作对，刘福通多次受挫于察汗帖木儿，即连最后汴梁被围，刘福通与韩林儿出走安丰，也是败于察汗帖木儿的手下。

根据上述记载：沈丘的察汗帖木儿北距界首仅四十五华里，彼此近在咫尺，利害攸关，所以察汗帖木儿的“义兵”，与刘福通的“红巾军”才作了死对头，拼斗多年，不分雌雄。另驻在太和县的也先帖木儿也西去界首六十华里，所以从此推算，刘福通起义初期，一直活动在界首附近，故“刘福通故居界首之说”还是真实可靠的。

刘福通故居的遗迹及出土文物：

刘福通的故居长、宽约500米，一半在贾鲁挖河时毁去(在颍河中)另一半在颍河南岸，碑楼街以北之高台上。近年来，刘氏后裔在挖土建房时，仍不时从地下挖出旧宅基的砖石等。原河北岸的花园旧址建一皂王爷庙，抗日战争时期改为皂庙镇警察局，现为县剧团家属院。在刘氏故居西南500米处，有一长达2.5公里的跑马道，跑马道左侧有一三角形池塘(长50米，宽20米，深4米)名为饮马塘，相传这些遗址都是刘福通骑马练兵的地方。

一九六五年春，“四清期问”，由工作队督工修建“卫民涵闸”时，在刘福通故居处，距河岸十米的地方，离地两米深处，同时出土两件文物。一是“石人”，(青石质，高约2米，头呈球状，身躯呈扁圆状，上宽下窄，有粗糙的线条纹。石人座长67厘米，宽60厘米)二是石狮子(青石质，高1.02米，长62厘米；前腿直立，后肢蹲卧，唇角各露一齿，鼻下有三条上翘胡须，造型粗犷。经鉴定：系元代遗物)，同时出土的有黑色的陶罐、乳白色釉粗陶碗等。历年在宅基附近出土的有铜镜，家藏的有一汉白玉雕花“上马石”(现仍收藏在刘氏后人刘慎坤处)。

上述故居遗址和出土遗物是认定刘福通故居的最有力的佐证。因为历年来许多例证说明：出土文物纠正了过去历史书籍上记述的讹误，是许多考证方面的重要依据。

六、刘福通起义的两则民间传说。

(一)皂庙的传说

在界首县城内，紧靠颍水岸边，有一所不太起眼的庙宇。它就是抗日时期界首三镇之一的皂庙。皂庙不同于灶庙，敬奉的是皂王爷而不是灶君。皂者黑也，据说皂王爷是一黑脸大汉，这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元朝末年，皇帝派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贾鲁修治黄河，征调数十万民工开挖河道。民夫整日劳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时民怨澡腾；加上家居界首的刘福通因挖河毁宅与元朝廷发生了直接冲突，遂于1351年夏初，在界首揭竿而起，首举义旗，点燃了反元烈火。当时起义的民工与四方义士，齐集界首，人多势众，亟需解决的是吃饭问题。

颍河北岸是刘福通的花园，临时改成了炊事班，掘土成灶，聚钵为锅。当时，从许多民工、义士中间推举一黑脸大汉主持炊务。此人精明能干，主持公道，几千人的伙食，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无不啧啧称赞。刘福通因忙于起义大事，能得到这样一个干将，心里十分喜悦，在巡视炊事班时，大加褒扬。但因军事燃眉，也无暇问及黑脸大汉的姓名来历，众皆称之为“黑大个。”

起义的前一天晚上，各路人马都已聚齐，刘福通特别担心吃饭的事，特意跑到花园里向黑大个说：“明天一早起事人来得格外多，不知饭可跟上劲了？”黑大个说："请放心，误不了事！”说话的劲头十分有把握。结果，经过黑大个的精心安排，紧张操持，出人意外地完成了任务。起义的民工、义士都吃得饱饱的，一个个如狼似虎，扯起“造反”大旗，一鼓作气拿下了“沈丘城”，旗开得胜，打了一个漂亮仗，煞了元鞑子的嚣张气焰，大长了“红巾军”的威风。

战斗结束，在第一次论功行赏大会上，不少英雄、干将都受到了嘉奖。然而，起义队伍中却找不到“黑大个”，经过反复查询，黑大个已经在攻城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只因战斗打得残酷激烈，竟连尸体也没有下落。这样，引起全军将士无限悲哀，红巾军领袖刘福通为了缅怀英雄业绩，表彰其功劳，遂决定在花园内建庙祭祀。同时，决定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据说是红巾军的起义日)为祭奠日。“黑大个”死前连个姓名也没留下来，大家一致说他脸黑，就叫“黑王爷”吧！后经刘福通反复思考，才定名为“皂王爷”，庙名也叫做“皂爷庙。”

当时，因征战频繁，便草草地在花园内“天马行空松”旁建了一间草庙。后来，在清朝末年才扩建成大殿三间，山门面临颍河，景色秀丽，直到1928年那棵蔚然耸立的古松还在招引着游人。庙名至今仍呼为“皂爷庙”，会期是农历四月十二日，数百年历久不衰。直到现在，每逢会期，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也与人们怀念“皂王爷”有关。(此文载于“淮河”1986年9--10月份杂志上。)

(二)刘塌桥的由来

刘塌桥位于豫、皖交界线上，是交通要冲，虽说不是什么险关要隘，也是远近闻名。但是，人们只知道它叫“刘塌桥”，而一个塌陷的桥梁为何这样出名，事情原委却早已被人们忘却了。

“刘塌桥”原名“刘家桥”，是砖石结构，虽说不怎么雄伟壮丽，倒也坚固。因为附近几个村庄都住着刘姓居民，再加上该桥是刘姓人倡修，飞架在刘家的“长身沟”上，便很自然地命名为“刘家桥。”

元末，顺帝至正十一年，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在界首揭竿起义，敲响了元朝统治者的丧钟。一时，元军慌了手脚，仓卒集结精锐兵马三十万，自河南杀奔刘福通的老家——界首而来。据说元军的首领就是丞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他依仗兵强马壮，士卒骠悍，骄横之态，莫可一世。

勇谋兼备的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在大敌当前，重兵压境之际，早已成竹在胸，指挥若定。在界首周围，布下了“迷军阵”，准备诱敌深入，一举而聚歼之，给元朝统治者以致命打击，借以挫挫敌人的杀气，再长“红巾军”的威风。

一天，红日当午，黄土漫天，也先帖木儿的先行军蜂拥而来。谁料正当元军过桥之际，只听轰隆一声，三孔砖桥全部塌落，一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说时迟那时快，刘福通埋伏下的红巾军，跃马扬戈，从四面杀奔出来，齐声呐喊，杀声震天，不到一顿饭工夫，直把元军杀得弃甲曳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剩下的残兵败将，抱头鼠窜，直奔西北而去。也先帖木儿也窜上马去，准备逃走，他的部将上前勒住马头，苦苦哀求道：“元帅万勿惊慌，数十万人马全看着你哪！”也先帖木儿那顾得这些，勒转马头声嘶力竭地喊道：“我那不是命吗？”遂斩断马缰，迅即逃走。顿时，群龙无首，几十万元军被杀得七零八落，狼奔鼠窜，丢弃的军械堆积如山，尽为义军所获。

刘塌桥一仗，威震中原，元朝统治者也受到了一次最严重的打击。后人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遂将“刘家桥”改名“刘塌桥”，“长身沟”易名为“常胜沟”。

(此文登在“乡音”月刊1987年第3期)

综上所述，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的籍贯，是从三方面加以考证的。一是文献资料，二是出土文物，三是民间传说。我认为只有这三方面相互印证，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来。而出土文物尤为重要，它从埋在地下的物证中，最能说明问题。假如单纯地依靠某位专家或什么史官、主修等，往往是靠不住的。就像《元史》的主修宋濂，既为朱元璋的阶下囚，为了脑袋的安全计，也只得以曲笔书之。如果，我们偏信《元史》，刘福通的籍贯及生平功绩，将永远是一个谜，也是一本糊涂帐。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确有它的道理，这篇考证中，我还节录了两则传说，虽然不见诸史书、方志记载，但它毕竟是刘福通反元斗事的轶闻。代代口头传留下来，从中也略知些起义时的蛛丝马迹吧。

就刘福通的籍贯考证问题，这只是一篇抛砖引玉的初步探索，如若史学界、考古专家有什么新的论证和见解，我愿以后学者的身份，共同把这件悬了数百年的历史公案搞清楚。

附

1：刘福通家谱正文见“界首县文物志”丁香甫同志的亲笔证词。

附2：石人及石狮子的下落：石狮子及石人座现存放在县文化馆：石人被环城乡荣庄一队改成了“打地滚子”，见证人是队长荣朝成及荣朝新、周玉莹等。改制者是徐登亮的父亲，人称“二石匠”，该物仍放在荣庄饲养室门前。

附3：界首的颍河，人们习称“沙河”。明朝称黄河故道。再前俗称黄泥沟。沟窄水浅，故刘福通家有木桥相通。

附：《河防一览，卷六》中贾鲁河记：元朝至正三年、四年、五年(公元1343-1345)连年大水，黄河暴溢；至正十一年春，元顺帝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兼总河防使，治理水害。他调集民工十五万，军士二万，疏浚郑州以下河道一百四十多公里，引黄水汇合淮水入海。此后，这段河段始名贾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