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昕昕

编辑 | 昕昕

前言

武帝之后是昭帝，昭帝年幼即位，由霍光和金日殚辅佐，霍光做事极为谨慎，因此受到了拔擢任用，金日殚从匈奴降附，为人正直，因而与霍光一道受武帝委托。

金日弹在昭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其后的十三年间，霍光作为大将军一直辅佐在昭帝的左右，帮助他处理政务。

一、昭帝时期

从此大将军就成为辅相，其权力堪比丞相，这一时代承继武帝的内外着力扩张之后，需要紧缩调整，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于这一点是有利的。

所幸此时匈奴势力渐渐衰退，不需要进行外征，可以专门治理内政，于是当时省去始于武帝的种种税法，与民休息，又罢榷酤。

当时《盐铁论》一书出现，这是一本臧否武帝新组织的税法的书，当时地方出身的贤良文学之士与推行新税法的桑弘羊之间的讨论也记载于其中。

贤良之士认为新法不便，主张废止，桑弘羊则举其优势加以辩护，实际双方各有道理，此书是关于对汉代税法的议论的极其重要的资料。

后来桑弘羊因为其他事而被杀害，主张维持新税法的人没有了，武帝时的新组织也废止了，上面的“其他事”，是指一场对霍光及新皇帝的阴谋。

这一阴谋纯粹是统治者家庭的内斗。武帝的儿子中年长的燕王是昭帝之兄，最初，武帝废太子之后，燕王以为自己会被立为太子。

结果武帝嫌恶其失德而不立，改为立昭帝。燕王的姊妹中最年长的长公主，与霍光不和，此外昭帝皇后的父亲上官桀等也一同策划阴谋。

他们上书说霍光专权，疑有非常之事，霍光为人谨慎，故对此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幸好昭帝虽为年仅十四的少年，却非常聪明，看破了他们的阴谋，置之不理。

于是又企图暗杀霍光，但因内情被泄露出去，燕王、长公主自杀，上官桀被杀，桑弘羊连坐被诛。

昭帝在位十三年，刚过二十岁即早逝，霍光迎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即位，因其行为不检，霍光与当时主要的大臣一同上奏皇太后将其废黜。

当时随昌邑王来的两百多臣下都被杀，历史上虽未明确记载，但可能是因为针对霍光策划阴谋。

二、宣帝在位时期

其后宣帝即位，他是武帝时因谋反被杀的卫太子之孙，最初卫太子被杀时，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杀。

只有他的孙子，即后来的宣帝，因年纪太小未被杀，宣帝长于民间，通晓民情，因昭帝无子，于是年满十八岁的他被迎立为天子。

霍光因为在昭帝及宣帝初年辅佐幼主以及废昏君，事迹成为后世不论是德政还是失政的范本。

特别是他废天子的事情，后人往往拿来与殷代伊尹废太甲之事相比较，以“伊霍”并称，后世废立之事往往援引为例。

霍光在职二十年间，社会安定，四海无事，他死后，他的儿子企图反叛，被宣帝所杀，霍光虽然处事谨慎，但在大事上缺乏决断。

《汉书》对他的评价中有“不学无术”的说法，历史上的实例说明，尽管霍光功劳很大，但无论对国还是对家的治理都不算成功，以致其后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处分。

其过错之一，在昭帝时已有所表现。即昭帝已经成年且贤明，而霍光仍不肯交出权力，当时上奏者先将副本呈送霍光，霍光看过之后，才将正本上呈天子。

宣帝时，对霍光的阴谋逐渐增多，处境的日益险恶，使霍光深具戒心，宣帝极其聪明，十八岁左右即位，但霍光仍未交出权力。

宣帝由于是在不得志的环境中成长的，具有游侠的气质。也是因为他熟知民间事情，他认为天子不能仅注重行仪的风范。

然而霍光是个极为谨慎正直的人，据说，宣帝即位，去参拜祖庙时，霍光作为骖乘，宣帝与霍光同乘一车，如芒刺在背。

据说此事是导致霍光的后人被杀的开端，可见霍光也有未顾及的地方，宣帝在民间时，已与许氏订婚，即位后便遵守约定迎娶许氏。

霍光的妻子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后，而宣帝的婚约使她非常失望，她乘许氏分娩之际命令侍医将其毒死，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册立为皇后。

宣帝还在民间时，比起了解霍光其人，更多的是从外面看到霍氏一族非常强盛、生活豪奢，由此心生不快。

对霍光感到难以接近，也是由于一开始就反感霍氏一家，再加上此时发生了许皇后的事件。

霍光起初不知毒死许氏的事情，知道后又不忍揭发妻子，在踌躇之间霍光死去，宣帝最初是想诛杀霍氏，由于他是很谨慎的人，所以先把霍氏一族在军中有职务的人都调离，让自己的心腹之臣取代，于是与霍氏发生冲突，霍光之子及其兄之子愤而作乱，全部被捕杀。

此后宣帝亲政，他既有一定的学问，又知道如何在民间施政，因此他不喜欢武帝时代那种以粉饰为主的儒家政治。因此大体上采用法家的学说，其政治专门实施彰显君权实效的举措。

这一时代，不单纯是继承武帝政治之后的休养时代，而是相当紧缩的时代，用人的主要依据是才能，因此官吏都比较称职，他在民政上尤其用心，曾说“朕与良吏二千石共治天下”的话。

“良吏二千石”是指地方官吏。当时地方官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诉讼事务，并抑制地方豪强。

其中，压制地方上有钱势大、为害人民的人是民政的主要任务，擅长处理此事的人在当时被称为循吏。

循吏若有实绩，则加以拔擢甚至任命为宰相，宣帝初期任宰相的魏相、丙吉等人都是宣帝还未即位时的好友，也有为压制霍氏势力而登用的人，但都称职。

魏相任宰相之后，废除了大臣上奏章先将副本呈递丞相的制度，改用汉初的办法，由丞相从中选出适当的奏章上奏天子。

丙吉在宣帝身处民间时对他有恩，而宣帝即位后，他绝口不提以前对宣帝的恩情，宣帝通晓世情但也有残酷薄情之处，据说性格宽宏的丙吉可以补救宣帝的缺点。

继之成为宰相的，是以循吏知名的黄霸，黄霸类似日本的大冈越前守，在明断曲直上有特殊的才能，擅断隐情。

但他任宰相之后，声望不如任地方官时那样高，这是因为做宰相与做地方官的窍门有不同之处。

做天子宰相，不一定需要知晓民间隐微、善于裁断的人物，而是需要以宰相的重要地位来抑制天子容易有的任性行为的人物。

然而，黄霸在这方面并非得心应手，有被天子宠爱的倾向，而缺乏节义与深沉，但他绝

非无能之人。

黄霸运用自己做地方官时的经验，建常平仓以调节谷物价格，这成为后世中国民政长期相沿的重要制度。

宣帝中期以后用这些人做宰相，在民政方面做出了实绩，但是对宫中的管理力量逐渐衰弱，最终给汉代后期遗留祸根。

最初，用魏相、丙吉为宰相，不是宣帝真正的方针，从地方官中举用有成绩者为宰相，才是其真正的方针。

即用取得有目共睹的效果的人为相，而不是用不显眼的能纠正君主过错的人，天子自恃聪明，任用的多为自己信任的人。

他不信任宰相这样显要的大官，外戚宦官受宠信的趋势渐渐出现了，宣帝在世时，因为他聪明，宦官等唯命是从，如果君主在政治上并不贤明的话，受宠信者很可能坏事。

秦始皇即为其例，法家自有法在，因此凭借实效而有好评的人不为所喜;那些从自己立场出发、不肯屈从天子或外戚的人，也总觉得被嫌恶。

赵广汉这样出色的能吏，后来被宣帝所杀。当时官吏和百姓为他求情的很多，宣帝这类人，对民间声名好、人民为之不惜抵抗天子也要尽力袒护的人总是心怀不满。

这往往是中国政治发生矛盾的地方。在民间有人望的人，不一定是为了中央的掌权者，想调和二者的关系是非常麻烦的。

此时已出现了这种征兆，因此中国大多只有明君在位时管理有方，其后继者往往难以维持这种局面，并且过去得到抑制的弊害会突然发作，往往因此走向衰败引发暴乱。

三、宣帝的用人策略

宣帝时所用的人物与武帝时不同，武帝对那些虽有缺点但有特殊技能的人，常破格任用，有过失则不加赦免地处罚。

而宣帝多举用坚奉天子之命的谨直之人，他们对其事务极为忠实，不越常轨。这种政治上的风格，也与一般社会的状态是共通的。

这是一个任何事情都紧缩的安定时代，幸运的是对外国，这一方针当时也行得通，中国的历史学家都责备武帝，褒扬宣帝的对外消极政策，这是错误的。

昭宣时代一般被当作是从古到今中国对外最有威力的时代，但这是由于武帝时，竭尽国力、财力与人力压服外敌的结果，中国虽然疲敝，但外敌则更早趋于疲敝。

由此可知，昭宣时期的安定，完全是武帝政策的结果，昭帝时，对外只有诛杀楼兰王一件事，此外边疆没有其他事;宣帝时，匈奴疲敝，以至于内部分裂，五单于相互争斗，最后仅呼韩邪、郅支二单于残存。

二人相互憎恶，呼韩邪败而降汉，郅支虽然起初在国内势力猖獗，但由于内斗，势力也自然衰弱，最后导致灭亡。

作者观点

武帝到宣帝之间，是西汉的全盛时代，其间人才辈出，这个时代的人物各有特色，荀悦所著《汉纪·宣帝纪·赞》已有论及。

总的来说，宣帝时的但人物与武帝时的人物相比有差异，武帝时既有缺点，但从才能上说属于天才的人很多。

宣帝时的人物大多修养深厚，谨慎严肃，在不脱出世俗道德范围的情况下发挥其才能，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宣帝的为人所造成的。

宣帝选人的习惯是，避免录用徒有其名而无实效者。当时社会环境逐渐稳定，民间良民与不逞之徒清楚地区分开来，不逞之徒如果能得到抑制，政令自然易行，因而侧重于提拔适合治理的人物。

所以宣帝时的人物，能吏多于学者，正如张燧在《千百年眼》中所说，当时的人物多出自吏胥，而非学者。

据其考证，汉代以后的宰相，大多不是功业显赫的人，而功业显著的人则多为吏胥出身。如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等，这些多是宣帝时的人物。

他们有可与大将、宰相并列而无愧色的功绩，他们少时即对法律颇有心得，擅长诉讼，熟知民间恶棍的内情，一旦拔为大官，由于深知人民受吏胥之害，可以巧妙地加以抑制。

宣帝时是汉代学问盛行的时期，但像宣帝那样，把施政重点放在实际的民政上，当然是由于他与吏胥出身的人更了解这些，这也是当时学者出身的人无处发挥的证据。

宣帝在位期间是中国历代中民生尤其安定的大治时期，这归功于他崇尚实效，宣帝认为汉采用的是和霸术交杂的政治。

总之，大体上采取申商之说，即推行综核名实的政治，为此皇帝需要像宣帝那样通晓下情，并自己掌握实权，这非常困难，汉代也仅仅在宣帝这一代实现了。

参考文献：

[1] 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及对昭宣之政的影响探析[J]. 李峰.贵州社会科学,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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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宣帝:制造和谐[J]. 宁高远.人才资源开发,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