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古代史研读：明代楚藩数量的增多，给财政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明制规定亲王钱粮“由附近州县秋粮拨给。”楚藩的禄米由武昌、荆州、黄州、汉阳、承天、岳州、襄阳、长沙、衢州、靖州、郴州百姓供给。此时楚藩人数较少，初封至武昌时仅楚王朱桢一人，地方尚能负担楚藩的禄米，楚藩的生活得以保障。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楚藩向地方索取的宗禄数量增多，百姓的负担越发沉重。又因中下层宗室禄米较少，经济情况糟糕，楚藩的生活逐渐失去了保障。于是，他们便将欲望之手伸向百姓，使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除了禄米，楚藩还巧立名目，不断侵占良田，加重了盘剥平民，严重影响了地方百姓的生产、生活。

明初楚藩人口较少，经济宽裕

楚藩作为诸王中的大藩，明初人口不多，主要为亲王、郡王和镇国将军。据《楚昭王碑》记载，楚昭王共有子男十，女九，孙男二十五，曾孙男十六，女八。共计八十七人。楚藩从洪武十四年（1381）楚王朱桢一人分封到武昌到正统十二年（1447）楚宪王立《楚昭王碑》，六十六年的时间里，楚藩从一人发展到八十八人。

相对来说，此时楚藩人口较少，再加上皇帝时不时地恩赏，楚藩的经济情况相对宽裕。明代文人陆鈛（1495-1534）以为“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优渥的物质条件使得楚藩内部并不会因为蝇头小利相互争斗。楚藩内部关系比较稳定，生活和睦。没有明显的宗室分化，也很少压榨百姓，欺压良善。

嘉靖朝后楚藩人口激增，经济逐渐拮据

楚王府八世九王毓子孕孙，共繁衍巴陵王、大冶王、寿昌王、崇阳王、通山王、通城王、景陵王、岳阳王、江夏王、东安王、永安王、缙云王、保康王、武冈王、宣化王、汉阳王16位郡王。各郡王再繁衍将军、中尉等，宗支胄衍祀绵，导致明中后期楚藩人口迅速增长。

根据明人吴楚材《疆识略》的记载：“楚府东安、武冈等王荣淑等七位，将军、中尉显櫅等四百五十六位，未封英?等一百四十八位，未名三百六十三位，”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嘉靖时期楚藩人口增为九百余人。

隆庆万历之际，据王世贞在《皇明盛世述》中的记载：“湖广武昌府，亲王一位，在省永安等王等六位，镇、辅、奉国将军一百九十八位，中尉六百四位，郡、县主、君四百四十七，庶人四名”。楚藩已达一千二百六十余名。激增的人口加大了财政支出，给中央和地方财政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嘉靖八年（1529），礼部尚书梁材对比了洪武朝和嘉靖朝湖广宗室的宗禄数量，“湖广初封楚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奉辅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五百八十七员，共支岁禄米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石。”

指出人口的激增影响了财政开支。而楚藩作为湖广宗藩之首，楚藩的宗禄在湖广宗禄之中占较大比例，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朝廷在湖广地区的经济压力愈发沉重。中央经济入不敷出，楚藩也自顾不暇。

在人口不多时，他们开仓赈济灾民，安民济世。但到了嘉靖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楚藩经济拮据，内部产生分化。人数较多的中下层宗室捉襟见肘，便冒领宗禄，与同宗争利。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夺取平民的财物，露出了穷凶极恶的面目。

明初宗禄定额制度为楚藩发展埋下隐患

据《皇明祖训》规定：“户部议更定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岁赐比始郡王减半支给。”

因此，楚藩的宗禄情况应为每年楚府亲王每年宗禄一万石，楚府郡王初封两千石，袭封一千石。楚府镇国将军一千石，楚府辅国将军八百石，楚府奉国将军六百石。楚府镇国中尉四百石，楚府辅国中尉三百石，楚府奉国中尉二百石。宗藩因爵位的高低享受的禄米不同。

由爵位而产生的宗禄差距，多者亲王一万石，少者奉国中尉二百石。上层宗室与下层宗室贫富不均，在上层宗室锦衣玉食之时，下层宗室可能面临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下层宗室更易因宗禄的不足而去敲诈勒索、谋财害民。宗禄分发的数额在宗藩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也因此造成了一系列由宗藩引发的社会问题。

弘治朝后楚藩宗禄入不敷出，渐渐陷入困境

洪武至永乐时期，宗藩禄米丰厚，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除此固定数额，还有例外钦赐、奏讨等。楚王朱桢在洪武、永乐朝多次领赏。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诏楚王桢之国，赐银两万，黄金一千六百两，钞二十万锭，其护卫、宫军赐钞二千二百锭。”

成祖即位之初，赐“周、楚、齐、蜀、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秦、晋、鲁、靖江二十一王各黄金百两，白金千两，彩币四十匹，锦十匹，纱罗各二十匹，钞五千锭。”此时宗藩人数较少，赏赐亲王不足以影响国家财政。然而宗藩世世皆食岁禄，又给明朝带来了新的危机。

“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繁衍无穷。”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郡王以下禄米减半并折合成银钞支付。弘治初，囿于宗室日益繁盛，宗禄支出费用庞大，国家财政逐渐入不敷出，明孝宗实行宗禄‘减半支给’的方式。“至是，复奏准，减半数内，每一百两仍减二十两；斋粮麻布通革免；郡王以下禄米俱米钞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禄米俱本色四分，折钞六分”。

宗禄减少使得各宗藩搜刮民脂民膏以求生活。尤其是禄米较少、生活贫困的中下层宗室。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月，湖广巡按钱春陈疏“繁则岁给难支，嚣凌难杜，冒滥难核。故有为限禄之说者，近者部疏又有慎择藩僚之请，三者皆风励宗人要术，而读楚事则未尽也。

夫衣食足而后礼义生，今肆赦诸宗，地鲜卓锥，身无完衣，口不嗛半菽，况水旱不时，逋赋日有，即禄入已苦不能时给，而又以故镌刻之，欲其循礼奉法难矣。”宗禄不能按时发送，影响了楚藩的生活。

尤其是生活困苦的楚藩中下层宗室，他们甚至已经穷困潦倒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哪里还能顾及礼义廉耻？因而只知扰乱有司，欺压百姓，不知循礼奉法了。宗禄的减少推波助澜地加剧了楚藩的犯罪道路，在地方上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明初楚藩获赐庄田甚多

学者王毓铨将明代的王府庄田主要划分为两类，“一种是受封以后出京就藩以前的养赡田、香火地，一种是就藩以后的藩国庄田。”“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洪武朝楚王朱桢军事能力强、德才兼备深受太祖器重，永乐朝楚王朱桢在政治、军事方面积极配合成祖。

在洪武、永乐两朝时期楚藩赐地颇多，“赐楚王，苏州府，吴江县田一百倾”。据湖广地方县志记载，楚王在武昌府江夏县有田地1886顷94亩，崇阳县36顷98亩，通城县22顷53亩。

此外，在汉阳府、承天府、德安府等地还有大量土地。庄田数量越多，税收越多，王府越富。“楚府昭王，太祖高皇帝爱子，田地最多，故富。”纵使已然成为天下最富有的王府之一，楚藩兼并良田、开阔财源的贪欲也并未得到满足。

明中叶后楚藩多方侵占民田

“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诸王和官宦伤民最甚。楚藩王府庄田众多，但其中有不少通过夺买、霸占的民田。“湖北江夏、咸宁、武昌、崇阳、通城、汉阳、汉川、景陵、安陆、云梦、应城、孝感旧有楚租更名田地，系故明藩产，其地本皆瘠薄不堪，为民间不毛之土，拨给楚藩，不过供饲牧之需，曰鹅鸭田。”

在灵泉山换地一事中，楚藩便以其特权“合占民产四百亩，以作鹅鸭田。合计占梁湖草场数百段，以为草料税。”初步展示了楚藩的蛮横霸道。朝廷不鼓励亲王兼并土地，但楚藩仍通过请赐、侵占等形式兼并土地，使无地农民流离失所。

“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明朝中后期以后，时常发生宗藩抢夺民田之事，这样的情况一直伴随到明朝灭亡。王府庄田有加无已，直至明亡。富者动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楚藩凭借王府庄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贫苦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地方宗室与平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渐加深，逼得农民揭竿而起，成为压倒明朝的又一根稻草。楚藩“徒拥虚名，坐糜厚禄”。与其人口的增加、禄米的减少、王府庄田的扩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口的多寡直接影响着禄米的数额，每繁衍一位宗室就增多一份禄米。地方供给有限，楚藩又急需扩展财源以满足其养尊处优的生活，而收取地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抢夺民田遂成为楚藩开源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