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近代，木业为四业之首，其发达保障了常州本地对木材的需求

砖材在明清民居中使用比重的整体提高主要因材料供给侧的变化导致。根据历史地理学学者蓝勇的分析，在先秦时期，中国整体的森林覆盖率约为49.6%，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更是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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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源头的紧缩

直至唐代前期，北方地区所需的木材皆依靠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但伴随森林资源的日益枯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森林植被成为采伐的重要对象。宋中后期，经济中心南移至江南地区，南方自身的木材取用量也随之高涨。直至元代，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两地的森林资源尚能基本满足全国的木材需求量。

明代以前，长江中上游地区、珠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的森林覆盖情况基本完好。然而至明初，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森林已经无法满足造船以及大中型建筑用材的需求，同时，东北地区尚属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属地，采伐不便，且林种多为松木，硬度较低。故而，长江中上游的森林带则成为全国木材采集的最重要区域。

明中期，由于修建皇城的“伐十取一”的皇木采办、大批流民的毁林开荒以及南方的建筑营造及造船需求，都使得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急速下降。清代以降，东北地区作为龙兴之地，受到封禁保护，主要采伐对象集中在长江流域的东南及西南地区，据统计清初全国森林覆盖面积约在26.1%。

在清廷不逊前朝规模的皇木采办以及清中期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压力下，长江流域的森林资源遭受极大的破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消失。同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营造及燃料资材的木材也进入高度流通的状态。

二、木材需求的膨胀

明清时期，木材的主要用途可分为四个方面：燃料，生产生活的工具用具用料，建筑材料以及作为造船材料。前两者体量较小，对木料尺寸及用量的要求较少，相比北方，江南地区更是无取暖需求，可以节省部分作为燃料的消耗。因此，江南地区等级较高且数量庞大的木材主要用于造船和建筑营建两个方面。

1.造船业

江南地区的造船业在宋元时期已有发展，至明清两代，漕运的刚需，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海运的起步，都促使其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的产业支柱之一。

其中，常州所处的太湖地区本身即是河网纵横交错，又与长江、运河相衔，且临近入海口，故而，此地的造船业在明中期已然十分发达，是江南造船的重点分布区域。江南制造的船可分为农、渔、内河运船及海船，根据李伯重对太湖地区四类船只建造点的梳理可发现，农船及渔船作为河网密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刚需，其制造在太湖地区几乎是处处皆有；

内河运船的制造则主要集中在太湖东岸苏州的吴江、震泽以及湖州乌程等地区；明中期以前，海船的建造则主要以南京为中心，苏州、松江、镇江地区皆有造船点，在经历了明后期发展鼎盛，清初海禁萧条，康熙后解禁后，太湖地区的海船制造以苏州、松江为中心，分布于崇明、南汇、宝山、太仓地区。

发达的造船业代表了对木材庞大的消耗量，松木五年一造，楠木七年一造，另外还要考虑每年修理的用量"叽然而，在上列造船业发达的地区名单中没有常州的身影。在木材供给紧缩的大背景下，相比太湖对岸地区，因为没有造船的压力，常州对木材的需求量较小。换言之，常州地区拥有更多的木材可以用于建筑营造中去，一定程度上合理化了常州地区在民居建造中对于木材的选择倾向。

2.建筑业

在全国性的木材源头供给紧缩的背景下，即使常州在造船用料以及供暖燃料方面省去了较多的木材，单就仅是维持建筑营造方面的需求，负担依然承重。

（1）第一重压力一人口激增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整体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嘉庆二十五年（暨道光元年）（1820）全国人口的统计数据中显示，15个人口密度超过400每平方千米人的府州中，江南地区有八个府州：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皆在榜中。

进一步将关注重点放在郡城中的人口，根据陆希刚的推算，常州地区在明代前期、明代中期以及清代晚期的郡城人口大约是2.3万（明成化十八年1482）、3.6万（明崇祯三年1630）、6.7万（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庞大的人口数量势必要求更多居所，近代人口学先驱洪亮吉（常州武进人）的《治平篇》中就曾提到“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虽然此文意在提出人口与生活资料的不对应生长的现象，并且提出了悲观的结论，但也证明，与人口增长息息相关的首要问题便是“吃”与“住”故而，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解决新增人口“住”的问题，常州本地的民居建筑必须不停的增建修造。

（2）第二重压力一一产业结构改变下的城镇化发展

伴随着明清人口的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尖锐，农业已经高度饱和，根据《大清会典》中对光绪十三年（1887）耕地的统计，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五府的垦殖指数已高达70.4%。同时，江南地区的高赋税也导致务农的经济收入朝不保夕。

据刘石吉的统计，清中前期，这五府的总计地丁漕项是浙江地区的两倍，是江西地区的四倍，是湖广两地的十余倍。农业发展的饱和以及经济负担过重的双重压力下，大部分农民仅靠耕作已无法满足生活要求。颁布的“摊丁入亩”政策一步步让部分农民脱离土地的束缚，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人力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两代不堪重负的农民一部分选择去郡城的手工作坊中寻找工作机会，促使了当地的手工业发展，进而加速了郡城的城市化发展；另一部分则选择减少生计作物的种植，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而伴随经济作物的大量生产，其加工、运输及贸易又催生了一批服务于这条产业链的市镇。

以武进地区为例，从明洪武正德年间(1368-1522)的1镇3市，到明崇祯时期(1522-1644)则有5镇4市，再到清道光年间(1644-1850)，共有19镇。而无论是城镇化加速发展所需的居住用房，还商业手工业扩张所需的商用房，都需要修造大量的建筑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故而，产业结构的改变给常州本地的建筑营造带去了第二重压力。

(3)第三重压力——战后重建

由于常州地处太湖平原西北端，北接长江，东邻太湖，直通海道，素有京口肘腋，吴郡咽喉之称，自古为用兵必争之地。南唐自常州渡江取泰州；宋末，蒙元攻常后速占江左；明初，自常、宜越太湖直取湖州张士诚；清末，太平天国先攻常以占太湖平原，四年后，清军反攻常州五月有余，取常后三日定苏南。

其中宋末元初的战争对常州城池及周边县市损毁极大，前后两次破常，大小战事持续九月有余，战后城内仅余四百名妇孺，处处残垣断壁，建筑基本不存。

而清末清军与太平军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常州及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据清人毛祥麟在《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中记载了其于太平战争结束三年后从上海去金陵一路上的见闻，有云：苏州“城中亦鲜完善，虎丘则一塔幸余，余皆土阜”，“而常州”与苏州一样“蔓草荒烟，所见一律”，江宁更是“岸曲阿房，尽成灰烬，皇城旧址，已无一屋”。常州全府人口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锐减了70%，完整的房屋则不到战前两成。

通过元明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可以说明，常州在经历了宋元战争以及明初江南战役后，战后的恢复较为迅速，相对应的建筑营造数量势必也快速增长。而通过对比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绘制的古地图，可以更加直观的说明常州府城内部战后重建的速度与规模。

因此，战争频繁的常州地区战后重建的房屋数量远高于周边地区。木材作为重建工作的使用原材料，需求量也十分庞大。

三、常州地区木业的发展

江阴、镇江、扬州、松江、钱塘等地的县志府志记载中皆有“立屋全赖墙壁，殊不在立柱”，“构架不用长材零星凑合之”，“柱大不如椽”等诸如此类的说法。然而，常州地区测绘数据却显示，遗存的用木情况与整个江南地区的记述不符，推测其与与明中叶以后常州地区发达的木业有关。

1.地利——便利的漕运

自明代开始，运河在漕运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为征收商品注通税而在漕运线上设置钞关，常州正是长江十五个钞关之一。据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记载，天顺年间(1457-1464)，北起通州南至杭州的运河上，漕船已达万余艘，运河沿线的地区经济十分发达，常州正在其列。便利的水运条件以及丰厚的钞关利润吸引着各路商人来常经商。

2.天时——适宜储藏木材的水质

常州之所以能在众多长江钞关中脱颖而出，成为木业翘楚则是依靠其清浊度恰好的水质。运河自西向东流过常州，从上游长江带入的泥沙汇入常州河网，再流向内陆湖太湖时，泥沙不断沉降净化，至无锡段后水质变清，然而正是这种含着泥沙的水质的刚好合适木头的储存。

3.人和徽州与江西木商络绎不绝

明中期开始，徽州婺源的木材商人就开始在常州地区经营木材运输及贩卖，常州的木业开始兴盛，并成为江南地区木材的集散枢纽。清代以降，木材成为高度流通的货品，常州木业开始进入最鼎盛时期。屠氏宗祠石碑上有载，清嘉庆五年（1800）年，府城内合法的木业官牙已有56户，且多为屠姓。

常州最早的木行“屠源丰木行”位于北门外沟巷，修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由于生意兴隆，日进斗金，沟巷便因此易名为斗巷。在婺源木商与屠氏家族垄断常州乃至江南地区木业的200年间，江西的木商也曾与其分庭抗礼。

自长江上游漂流而下的木材集中在郡城西部朝京门外，位于此地的三堡街变成了西门外最大的豆、米、木交易市场，江西龙南木商魏麦卿即于常州白手起家，于三堡街建立“赣龙信公所”；江西洪都木商在清宣统元年（1909）也于三堡街建立“洪都木材商公所”现存于北门外青山路上的“临清木业公所”也是由江西木商所建。该建筑作为明清常州木业发达的例证，是常州地区木业公所会馆唯一的遗存。

明清至近代时期，木、豆、钱、典为常州地区的四大支柱产业，而木业更是作为四业之首。在全国市场木材供给紧缩的大背景下，木业的发达保障了常州本地对木材的需求，缓解了供需矛盾带来的木材紧缺，也证明了常州地区民居建筑中多用木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