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拿唐太宗李世民宗来讨论，是因为在古代君主这个范围内，他的政治操守无疑属于第一序列，否则，“法”这个话题无从谈起。

1，

历史上记述了很多唐太宗严于律己，尊重法律的故事，譬如这一个——

冒认功臣子弟，而诈领国家封荫，这个现象一度很严重。

唐太宗发了火，下令限期自首，否则不饶性命。

结果到了截止日期，还是查出一大堆。

依太宗这个气，就该统统剁了——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兵部郎中戴胄讲话了：依照法律，应该判流放。

太宗很恼火：几个意思？让我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皇帝一句话，不过出于一时情绪，兑现不兑现，实在属于个人小信；而法律是国家大信。陛下不如忍了一时恼怒，为天下守卫大信。

太宗转怒为喜，说，都像你这样坚持法律，我还担心什么呢？

2，

这件事记录在《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里。

唐太宗宁肯自己打脸，丧失个人小信，而选择尊重法律，维护国家大信。

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守法的典型明君。

然而，很可能是出于史书著者的故意，《通鉴》里紧接着记述了另外一件事。

和上面那件事连着看，叫人哭笑不得。

3,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贿事发，唐太宗说：你缺钱跟我说啊，何必受贿呢？只要你好好工作，我愿意和你共享财富。

于是赏赐他几十匹绢。

大理少卿胡演不服——当然不服，提意见：受贿罪在不赦，怎么不法办，反而赏赐呢？

太宗说，如果他还有人性，接受赏赐的耻辱，比被法办还难受；如果他一点不知羞愧，那么就如同禽兽，杀了他也没用。

听上去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与其法办他，不如羞辱他，以激发他的羞耻心，帮助他进步。

那么，“国家大信”呢？

4，

两件事，都与“法”有关。

前一桩，唐太宗选择守法，承认国家法律比自己的情绪更重要；

后一桩，他又不把法律当回事，就按个人的想法来。

他到底是怎样理解自己与法律的关系的？

到底哪个大？

其实还不是看心情，看需要。

需要法大就是法大，需要我大就是我大，总之都能讲出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

愿意费心去编出一番“道理”的，就已经算有道明君了。

“法”，于君主而言，就是这么个玩意，哪怕是最优秀的君主。

类似的还有“制度”“原则”等等，捏在他们手里，需要硬就硬，需要软就软；于谁发挥功用，于谁关闭功能，全凭他一句话。

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