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最大的文学家，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诗、词、文、赋乃至书法、绘画都自成一家，在美食界同样享有盛名，是少有的文艺全才。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最高等）。

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由此两不讨好，毕生屡遭遇贬谪打击。但苏轼在外任时始终勤于政事，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是苏轼的底色，但同时他又兼备了老庄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平常心的理念。这种执着于人生又超然物外的人生观，使得苏轼即使在逆境中也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生命力，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成为了后代人景仰的范式。

而他与妻妾、兄弟、朋友，甚至是政敌的深情厚意，亦是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雅事。这些都与他天真活泼，正直可爱，慈悲豁达的人格魅力息息相关。

在宋代，乃至整个历史长河的文人中，苏轼毫无疑问是最受后人欢迎的人。

作者：秋吉鸟

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的名字一直备受吹捧，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漫漫人生中，你总会遇到困境，而苏东坡最擅长的，就是教人如何与困境共生，在困境里开心地活下去。

古人和今人的烦恼差不多，在烦恼面前，困惑其实也大同小异：

豁达如苏东坡，也会在倒霉时给自己算命起卦，怨自己八字不好；豪迈如苏东坡，也会在遭遇飞来横祸时，恐惧狼狈，不知所措，瑟瑟发抖像一只被束待宰的鸡；国民偶像苏东坡，也会在被贬后，被故交避之如瘟神，写出的信石沉大海，无人敢回。

他不是生来就豁达如仙，他有着我们有过的所有烦恼、情绪。只是他最终找到了一个无需再祈祷命运怜悯的解决办法，并且用天才的文字，告诉后来的你：我是怎么过来的，而你也可以像我这么活。他用让人读之心头如暴雨洗尘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到头，无论顺境逆境，终究是“也无风雨也无晴”。遇到人生的“斜风细雨”时“不须归”，可以也应该以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通透与豁达，去接受，去包容，去热烈拥抱生活。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苏东坡。

虎子无犬父

苏轼曾经很认真地分析过自己为何这么倒霉，结论是，自己是摩羯座。

他说得有理有据，还把同为摩羯座的韩愈拉下水，倒推出“是岁生者无富贵人”的结论。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韩愈字退之）相似，我命宫在斗、牛之间，而退之身宫亦在焉。”

韩愈一生屡次被贬，和苏轼确实颇有几分相似。

但苏轼的命，谁又能说不好呢？

他可是北宋最大的文学家，其诗、词、文、赋乃至书法、绘画，都自成一家，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造诣。

连神宗皇帝都得意地说道：“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连李白的学问都没有苏轼深。

而苏轼所生活的北宋，在中国文明史上又属于何种地位呢？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称的民国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四舍五入一下，苏轼可称中华古今第一才子，比他还厉害的文化大家，要么还未出世，要么是在爽文杰克苏的小说里。

我们现在来看，苏轼出生时，实在是集齐了一手好牌。

苏轼的爹，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而且这个老爹可不单单是个文章圣手，却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端。

苏洵

苏洵早年并不好读书，甚至还曾因为学不会写诗作文而干脆辍学，游历四方去了。直到二十七岁才突然发奋读书，《三字经》里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就是在说苏洵。

苏洵有天赋异禀，又有后天的四方游历，所以他与一般的儒生很不同，他最爱的书是儒家不喜的《战国策》。

他向往战国，喜欢谈论兵法权谋，文章风格带着浓浓的战国策士之风，颇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而这些都与儒家提倡的为人应温厚忠实，治学应求正大宏旨的理念不同。

他还不认同孔圣人的话，孔圣人说向上进言要用温柔敦厚的“讽谏”，他偏说向上进言应该不拘一格，该刚烈时要刚烈，该直切时要直切，不必一定讽谏。

这句话在今人看来好像是很简单的道理，甚至是正确的废话，但在那个儒学统治的时代里，苏洵的质疑，不可谓不勇，不可谓不异。

挑战完孔子，他又挑战孟子，孟子提倡的要善养浩然正气，重义轻利，苏洵则公然肯定人们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

气得朱熹大骂：“苏文害正道，甚于佛老。”

骂完古人，皇帝和朝廷，他也不打算放过。

他生于北宋光景最好的“百年盛世”的顶峰里，当政者是以“仁”著称的宋仁宗。但他却大胆地批评北宋王朝的统治“因循”、“不振”；将起义造反的农民领袖陈胜、吴广，比喻为反对暴政的商汤王，周武王。

当时的北宋，虽是处于近百年无战事的承平年代，但和平的背后却是用越来越重的“岁币”买来的，国家财政已渐渐不堪重负。

苏洵对这一国策极为不满，直接尖锐地讲它称之为“覆溺之道”，成名作《六国论》开篇第一句，就如秦剑一样刚烈而至，直指脏心，令人胆颤。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苏洵《六国论》

文章里，用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对抗暴秦，来暗讽宋军将士在前方奋力拼杀，而朝廷却在后方苟安，甚至拆台的行径。

文章最后，更以黄河滔天之势再度升华显志：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苏洵《六国论》

全篇充斥着浓烈的忧患意识，激切的慷慨意气，将胆、才、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洵写文章，往往注重史实，而轻圣人训，往往全文没有一句“子曰”、“诗云”，却能拥有极强的说服力。

清代学者就曾说过自己“受骗”的经历：

“我以前也很喜欢看老苏的文章，可后来才渐渐发现不对劲，怎么我学的东西到他这里都变成错的东西了？我再研究才发现，原来是文笔越好，议论越畅快，就越能洗人脑，看他的文章，连我这种有学问的都被带偏，普通人看实在危险危险！”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三苏文引》

苏洵这种务实，善辩的纵横家气质，和敢于挑战圣训权威的胆气魄力，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苏轼。

而苏洵为苏轼选择的老师也很不简单。

苏轼8岁即拜道士张易简为师，老道甚爱灵气逼人的少年苏轼，而苏轼也在这段启蒙中，始拂仙风，初练道骨，为日后写下“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类仙家文章打下了童子功。

更幸运的是，苏轼有一个在《宋史》上留名的母亲——程夫人。

程夫人是富商之女，嫁到祖上既没显贵，也没什么家财的苏家后，硬是靠自己操持了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没跟娘家要过一分钱。

在那些苏洵四处游历不着家的岁月里，程夫人担起了教儿读书的重任。

程夫人爱教苏轼读史，带他看古今往来，人事代谢，从中明得失，学义理。

她不是教子“书中自有黄金屋”，而是教儿子，“读书人切忌只为搏虚名而去。如果哪天你是为了正道真理而死的，我也会舍得，不会太过哀戚。”

程夫人更重要的教育，是言传身教了一副慈悲心肠，苏轼曾经在笔记里记载过这么一件事：

苏轼少年时，他的书房外院中有一些翠竹松柏，这些树引来了许多鸟儿筑巢。程夫人特地嘱咐了家里的小孩、奴仆，不准捕捉和惊扰鸟雀。

几年下来，鸟巢把树枝都压弯了，低到人都能看见鸟巢里在孵的小鸟。

而这一小片树林，简直成了鸟的天堂，甚至吸引了一种平时很少见，名叫桐花凤的鸟儿。而这样罕见的鸟竟也多达四五百只，还不怕人，就那么自由自在在苏家院子里嬉闹生活。街坊四邻都对这件事叹为观止。

程夫人好义、好生的品行，对苏轼的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作为一个美食家，苏轼后来却一直在劝诫好朋友多吃素，别杀生。

苏轼漂泊流浪一生，足迹遍及天涯海角，无论到哪里，他都能始终保持一颗悲悯之心，连对路边无人问的枯骨都心生悲悯。纵然穷困潦倒，他依旧能以在荒灾之年“岁活百个小儿”，即救助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婴孩，为“闲居一乐事”。即便是面对曾经排挤、迫害自己的仇人，同样能一笑了之，甚至好言宽慰。

有父母如此，师友如此，还有一个一辈子既是兄弟又是知己的弟弟苏辙。

苏轼的命，怎能说不好呢？

太平宰相

苏轼年方二十就一举登科，以无名小卒之身，让当时的文坛盟主惊呼：“三十年后就没人记得我欧阳修了”。

嘉祐二年，公元1069年的皇榜，被称为“千年第一榜”。

这张皇榜，一口气收录了唐宋八大家里的三家：苏轼、苏辙，曾巩，还有写下后世读书人经常拿来作标语的“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先驱张载，以及开创了统治中国千余年的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颐程颢两兄弟。

这张皇榜上，后来在《宋史》里立传的就有24位，仅仅是官拜宰相的有8人之多。考官同样不简单，是宋朝等了快一百年才等来，把宋文从五代的“亡国文学”里解救出来的大家，欧阳修和梅尧臣。

在这“千年第一榜”里，苏轼本该得第一，但他却得了个比第一名还有传奇感的第二名。据说，当年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笔，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写得出来，为避嫌，只给了个第二名。

等揭开试卷的糊名后，发现上面赫然写着“眉山苏轼”，身为文坛老盟主的欧阳修忍不住惊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苏辙也同样高中，仅仅稍逊色哥哥一等而已。

两兄弟把宋仁宗高兴得心花怒放，跑回后宫去跟皇后兴奋地说道:“我给子孙找到了两个太平宰相。”

这哪是屡试不第，天天发牢骚的韩愈所能比的。

但苏轼自比韩愈，也有他的道理。

宋仁宗的金口玉言，不但没有应验，还跑调得很离谱。别说做宰相了，苏轼连京官都没做几年，他大半生都在外地、边地做官。临老了还被贬到海南这个只能吃老鼠、蝙蝠，甚至是蜜制鼠胎的荒岛上。海南，在当时是真正的天涯海角，贬官海南只稍微比死刑好一点而已，或者说生不如死。

苏轼中了“千年第一榜”后不久，程夫人病逝，苏家兄弟回家服丧。丧期满后虽又考中了最优等，但没过多久，就再遭父丧。

等到他服丧再满回到京师时，不仅赏识他的仁宗已经去世，他还迎面碰上了自己一生“悲剧的源头”，就是那个几起几落，搅起了宋朝近百年党争风暴的大刺头——王安石。

新上任的皇帝，是年仅20岁，心急气盛的宋神宗。柏杨对宋神宗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

神宗英明，所以他也看到了太平盛世下的深重危机，求治之心非常急切，希望自己能像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一样，给北宋来了一场王安石变法，试图力挽狂澜。

可儒雅之宋，毕竟不是虎狼之秦。正如此时34岁的苏轼，也不复十几年前的好运。

很快，他就从最传奇的天子门生，变成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受害者。

接下来等待他的，唯有：贬！贬！贬！

惹不起躲得起

变法之初，苏轼就旗帜鲜明地反对。

王安石变法，不仅初心立意很好，实际上也起到了富国强兵之效。

可惜中国历史上历来重文轻武，宋朝尤其如此。

轻武的后果很显而易见了，两宋几百年，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暂时用钱买到了和平”的时代，另一种则是“想用钱买和平没买到”的时代。

王安石想要创造的，是“不用花钱也和平”的第三种时代。

重文太过，导致的恶果则是士大夫阶层过于庞大，庞大到尾大不掉。

“冗官”一直是宋朝的大问题，养这一大帮子人让国家财政吃力得很。何况这帮子士大夫还有另一个身份——大地主。

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从农民手里夺走了大量的土地，以4%的人口，占有了全国90%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沦为了士大夫们的农奴或家仆。大地主们还大量偷税漏税，于是豪强世族越来越富，国家却越来越穷。

而王安石变法，就是为了强兵，富国。

军队没有战斗力，就加强军队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和落后武器。改革后的宋军，战力和过去简直判若两国，一举扭转了北宋被西夏钳制的被动局面，不仅创下了宋史上的唯一一次大胜，收复了大片失地，甚至还拓疆两千余里。

国家没钱，就清查全国耕地，这一查就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还在中央设立 “计划部”，确立了预算制度，每年为国家节省了40%的开支。经此一役，王安石就为国库攒下了能花20年的财政支出。

百姓没有耕地，还要饱受地主高利贷的盘剥，就建立政府贷款制度——青苗法：春种时由政府低息贷款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还钱给政府。

王安石变法中，还有一些非常超前的设想，比如改革考试科目和学校课程，他把默写填空题考试，改为考查士子思考能力的议论文。除了这些，王安石还在学校里开设了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等国家治理中的刚需专业。

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也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

但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招来了旧党的激烈反对，而宋朝又从开国时就立下了要厚待士大夫的规矩。神宗只能将反对者从中央贬到地方去做地方官。而新法的执行，靠的就是地方官。

新法在基层执行落地时，就被旧党有意地扭曲，阳奉阴违，加上本就有人手段粗暴，操之过急。比如 “青苗法”，从政府可贷款给穷人，变成强制贷款给穷人，搞得底层百姓更加苦不堪言。

还有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新党不加辨别地大量提拔了表面上支持变法，其实只是政治投机，不顾百姓死活的新人。

变法逐渐失控变味，富国最终变成了穷民。

苏轼，坚定不移站在底层平民一边。

穷民，正是苏轼最激烈反对的，也是他和王安石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苏轼回京的第一年，先是以国子监考试官的身份，借着出考试试题的便利，出题讽刺变法。随后，他干脆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驳斥新法，彻底得罪了新党。

神宗记得仁宗对苏轼的赞扬，几次要重用，都被王安石阻止。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上行下效，新党的很多人把苏轼当成政敌，把和苏轼的分歧视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甚至不惜污蔑他贩卖私盐。

就在新法全面执行的这一年，不堪排挤的苏轼，只能自求外调，去杭州做官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地方上，对新法的执行并没有横加干扰，反而是着眼实际，有序推行，比很多新党人执行得还好。

苏轼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飘零在各个地方。

既然不能在京城高居庙堂，得到君王的器重，他就去地方为百姓谋福祉，书写他传奇的一生。

千年明星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苏轼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流量明星，而且一红就是一千多年。

苏轼一生足迹遍布十四个省，如今全国尚存的跟苏轼有关的纪念场所，就多达一百多处。连他只做过五天太守的登州，都建有苏公祠。

因为苏轼的魅力，实在难以拒绝，只要是苏轼去过的地方，都会很快成为天下人的神往的景点。他去到哪里，哪里就会因为他身价大涨，“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他刚到任杭州没多久，就写下了这首让西湖封神的七绝：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京城虽好，好在天堂也不赖。苏轼在苏杭体会到了饮酒的乐趣，虽然酒量很差，却“殆不可一日无此君”。

苏轼作书作画，皆非酒后不可，特别是在写大字或草书时。“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之间出也。”

东坡醉酒后写出的字，格外有灵气。书法大家黄庭坚，曾评苏轼醉后的字，是“笔落惊风雨”，简直如神仙下凡。

但玩归玩，闹归闹，苏轼为杭州的民众做了不少实事，以至于后来他因“乌台诗案”下狱时，杭州的百姓还自发为他设道场祈福。

苏轼一生两入杭州，第一次他协助杭州太守修复了唐朝白居易建的钱塘六井，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后来，他再次主政杭州时，钱塘六井的水源地——西湖，已被大量的淤泥和葑草吞噬，沼泽化非常严重。若再不治理，恐怕不消多少年，这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就要香消玉殒，而杭州百姓的饮水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西湖原有长堤，是东西走向，南北方向却无堤，行人非常不便。刚好清理西湖挖出的葑草和淤泥无处堆放，他就作为建筑材料，再修建一条贯通南北的新长堤。

长堤修成后，天性浪漫的苏大人，还在两边植芙蓉和杨柳。芙蓉柳丝能动人心，盘曲的树根能固堤岸，这么美的湖景，又怎能没有可供休憩驻足的凉亭，于是，他又沿途设计了9个凉亭供行人休憩。

诗人苏轼，新建了一条充满了诗意的“苏堤”，引来了无数迁客骚人会集于此，览物作文，最有名的恐怕是汪元量的这首《鹧鸪天》：

潋滟湖光绿正肥，苏堤十里柳丝垂。

轻便燕子低低舞，小巧莺儿恰恰啼。

花似锦，酒成池。对花对酒两相宜。

水边莫话长安事，且请卿卿吃蛤蜊。

——汪元量《鹧鸪天•潋滟湖光绿正肥》

燕子低舞，莺儿恰啼，可爱得紧。

西湖原本只是杭州人一个饮水的池子，无甚特别，却因苏轼的一诗一堤而成为名扬天下的文化名片。这只是苏大人无数创造中的其中一件而已。

杭州任期满后，公元1075年，40岁的苏轼上书请求调到与弟弟苏辙邻近的地方做官，出任密州太守。

就是让“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个密州。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同时也是那个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密州。千万别以为密州是什么滋养诗心的福地洞天，相反，苏轼初到密州，见到的就是人间地狱。

苏轼刚上任时，密州正闹蝗灾。在当时，这可是非人力所能有所为的天灾。蝗灾之后，就是大饥荒。

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凶悍的上山为盗贼，怂的就只能卖儿鬻女，甚至直接将孩子抛弃，只为了让家里少一张嘴吃饭。密州路边随处可见盗贼留下的枯骨，和奄奄一息的婴孩。

当朋友来信问苏太守这第一次当地方一把手的感觉可快活时，苏轼回复道：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

是谁劝我到这鬼地方啊，我是什么闲情逸致的心情都没了，带来的乐器和厨具都被尘封发霉了。最爱的酒还没来得及喝上几口，蝗虫扑面倒是遇到过好几回了。我这一天天的，不是磨刀进山追盗贼，就是满城捡那些被抛弃的小孩。这一把手当的，真是狼狈！

不过，苏轼最大的特点就是，苦归苦，累归累，只要环境允许，他总是尽力有所作为，还能在苦中作乐。

为了不让百姓因为贫苦而扔掉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苏轼想了一个办法，他筹措了一笔经费，告诉那些养不起婴儿的父母，只要不抛弃孩子，孩子出生的第一年每个月都可以在政府这里领六斗米。

没有哪个父母舍得丢掉自己的孩子，扔掉孩子，只是迫于生存的无奈。苏轼出此对策还因为考虑到孩子刚出生时，父母与其之间的感情淡薄，只要能让他们多生活一段时间，日久生情，到那时就是要求他抛弃他都会不舍得。

仅靠这一个方法，苏轼就救活了几千个婴儿。

作为太守，苏轼自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斋厨索然”，挨饿是常事。本来申请到密州是为了离弟弟近一点，可以多相聚一些。怎奈总是忙于公事，到了中秋佳节，竟还是连面都没见到。

中秋月圆，浊酒入愁肠，倍加思亲，于是，一首让后世中秋词尽废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酣畅而出，流传已然千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

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之所以能成为中秋词里不可逾越的巅峰，正是里面有苏轼骨子里最重要的东西——真情真性。苏洵认为写文章一定是先有感情后有文字，“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苏轼受此影响，不可谓不深。

苏轼毕生严格践行这一点，所以元好问评苏轼的词，说他“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一切发自胸臆，所以气象万千，可壮阔，可柔软，正如密州的某个夜里，他梦见了已辞世十年的亡妻，醒来后写下的那首后世最著名的悼亡词一样：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心中充沛着无限凄凉。但彼时，命运还只是请刚到不惑之年的苏轼，浅尝了一杯苦酒而已。

密州任后还要再过三年，苏轼此生真正的苦难、顿悟、精彩、成就，才真正到来。

乌台诗案

从密州离任后，苏轼又先后担任徐州、湖州的知州。公元1079年，苏轼赴湖州做知州。一到任，就上了一篇《湖州谢上表》。

本来只是一封走走流程的上任表，只要感激皇恩浩荡就可以了。可苏轼过于实在，忍不住在上表中发表了真情实感，在所难免流露出了一些抱怨的情绪，让人借题发挥，抓到了他“讥讽新政”的把柄。

再加上苏轼在主政地方时，确实实事求是，写了不少反应新政给民众带来各种苦难的诗。以苏轼的才情，这些诗自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苏轼的成败福祸，皆源于他的文名和巨大的流量。

他生来就是一棵招风的大树。可却偏偏缺乏做大树的自觉，风不来招他，他自己都能先摇晃起来。总是直言不讳，要命的是文章又写得好，每写一首新作就天下传诵。这与儒家传统所讲究的韬光养晦、要知收敛的风气格格不入。真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这样的人，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自然而然就是活靶子。

神宗就钦点了苏轼，要拿这个刺儿头开刀。

事实上，苏轼反对新法，只是反对那些伤害百姓的条款，对百姓有利的点，他都积极贯彻执行。

但“党争”向来是只问立场，不问对错。好事者拿苏轼几首诗，说他讥讽朝政，对上不忠。湖州知州的椅子才刚坐了3个月，苏轼就在官衙里就被御史台的吏卒当场逮捕，押解到京师，下了御史台的监狱。因为御史台上终年有乌鸦栖息，故称乌台。苏轼入狱又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在监狱里写下了绝命诗。面对死亡，苏轼最舍不得的还是弟弟苏辙，身后的事情，他也只和弟弟说。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狱中寄子由·其一》

事涉天下闻名的苏学士，来劝皇帝三思的人多如牛毛，又重如泰山。

先是仁宗的曹皇后，如今的太皇太后，她带着神宗一起回忆当年仁宗皇帝对苏轼兄弟的赞叹，就差指着皇帝鼻子说一句：“你怎么敢的啊！”

还有毕生都在“捞哥哥”的苏辙，写了一篇言辞动人的奏表，表示愿意辞去官职为兄赎罪，只求皇帝饶苏轼一命。

就连当时已经退休南京的王安石，都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多年以后，苏轼在被贬汝州的路上，特地去拜访了告老还乡的王安石。苏轼都还没来得及换上官服，王安石早早就在江边等候他。一见这个斗了半辈子，又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的老宰辅，苏轼五味杂陈，作揖恭敬道：“今日子瞻斗胆穿着野服见丞相了”。

哪知王安石哈哈大笑道：“这世间的俗礼，岂能适用我等二人？”二人一道回府，相谈甚欢。告别时，王安石还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也许是王安石和曹太后的劝说起了作用，也可能是神宗不想背负杀名士的历史骂名，在经过了一百多天的牢狱折磨后，苏轼终逃死罪，被贬黄州，时年44岁。

回忆在狱中的时光，苏轼说自己终日恐惧绝望如“待宰之鸡”。出狱后，美食家苏轼，再也不亲自杀生，别人送他的活物，他也都会放生。还常常写诗劝人不要杀生。

想来，是那段在狱中的日子，让苏轼更加体会到了“待宰”的感觉是多么凄凉煎熬，对程夫人的慈悲好生，又多了不少深切的体悟。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最大的劫难。但被贬黄州，却才是他留名青史的关键转折点。从此以后，苏轼的生活只有一贬再贬，四海飘零。晚年时，他曾给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小诗: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黄州、惠州、儋州，都是苏轼被贬黜，功名不得志的地方，却也是他迎来创作高峰的时期。所谓“文章憎命达”，此话在天才苏轼身上，似乎尤其贴切。

我们现在说起苏东坡，都说他豁达潇洒，好像他不会恐惧，不会沮丧，不会抑郁。

其实不是。我们有的情绪，苏轼都有。不同的是，苏轼最终在一路的曲折中，完成了和解与救赎，找到了出路。

事实上，初到黄州的苏轼，不只一次想过就此逃出官场，回乡下种田作老农，甚至多次想过自杀。在那段时间里，他不敢作诗，不敢填词，不敢给朋友写信，甚至不敢喝他最爱的酒，因为怕喝醉了之后说错什么话，又会惹祸上身。

他每天蒙头大睡，一觉睡到太阳下山，等到傍晚才从床上爬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散步。看着凉白的缺月，苏轼心中有无尽凄凉，感觉自己像落单的孤鸿：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孤鸿心中虽有无尽遗恨，但无论多么寂寞孤独，它依旧自有骄傲和坚守。这是夫子教的，君子固穷。

唯一让他消遣放松的，就是跑到城南的安国寺泡温泉澡。泡在热腾腾的泉水中，微闭着双眼，时不时用热水搓搓脸，洗洗身上的风尘与疲惫，让情志得到顷刻的放松。

可越放松，越是能感受到旷日持久的孤独，和飘摇无着的彷徨，他从未觉得人生如此无趣，日子如此难挨：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轼《答李端叔书》

名满天下堂堂苏学士，竟沦落到在边苦之地和山夫渔民杂处，时不时还会被路上偶遇的醉鬼推搡。不过慢慢的，他也觉得没人认识也挺好的，毕竟连往日的亲友，都会怕被他连累，不敢回复他的来信。所以写了几封没人回后，他索性也就不写了，直接和外界断了联系。

苏轼也会陷于困境中彷徨无依，无法自拔。

但苏轼和我们的区别不只是才智。

还有他不会允许自己永远陷于痛苦之中，而是在痛苦中找到自洽的出路。

东坡居士

苏轼开始了自己的自救之路。他的这条自救之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脱困自救的第一步，就是先接受现实，然后找点事做。

苏轼作为犯官来到黄州，没有俸禄，只有一点点实物。一家20口人，都在坐吃山空，马上就要无米下锅。解决生存问题，是他当下的第一要务。

在好友马梦徳的帮助下，苏轼向官府申请到了城东的一块军营废弃的坡地。他从此就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做一个老农。

低点的地方比较湿，种大麦；平点的地方干燥，种枣树。再留一小角视野开阔高地的盖间茅屋。当然不能少了竹子，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是又怕竹根蔓延影响其它作物的生长，只好作罢。毕竟，不吃肉可以，什么都不吃，就活不下去了。

有了这片地后，苏家全员齐上阵共劳作。绿油油的麦苗冒出土地的时候，这可比去安国寺泡热汤还治愈。

苏轼找回了自己的豁达和信心，又开始写诗了，他一口气写了《东坡八首》，歌颂着丰收，记录了耕种的点滴。他想起偶像白居易，当年也是在忠州的东坡垦地种花，所以他便把这块城东土地命名为东坡，如此一来也能和陶渊明的“斜川”遥遥相对，颇有情趣。他对这个想法很满意，此后遂自号“东坡居士”。

劳作让苏轼这个天之骄子尝到了底层农家日日年年都要耕作的辛酸，但他的身体却也因劳作变得更加强健，精神也会也紧随其后。他已经没有开始那么抑郁了。

在黄州，苏轼交上了一些新朋友，时不时地叫上大伙儿到东坡的茅屋里饮酒。借着美酒，抒发胸臆，苏轼对人生的体悟也渐深、渐豁达了起来，开始思考这种白首为功名的人生，意义究竟几何：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榖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少年时的道骨仙风，在这首词里勾出了一幅夜阑人静的听江图。据说这首词写完后，就有传闻说苏轼真的乘着“小舟从此逝”了，吓得黄州太守赶紧亲自去找。苏轼罪责在身，他有监管之责。苏轼跑了，他可吃罪不起。

苏轼当然不会跑。是大家小看了苏轼。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是虔诚的佛教徒。苏轼少年时，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就已经做了一首参悟了因缘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如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寄东西。”

人的际遇，就像飞鸿偶然在雪上留下的足迹，纯属偶然。这一刻留下，下一刻消失。一起都系于因缘，无常多变，不由人做主。

信仰，在闲时，可能只是一种帮你认识世界的工具。但在精神困苦时，它就会成为你超度苦海的舟楫。

到了黄州后，苏轼更加认真地研读起佛经来。

在佛理的启发下，他坦然平和地面对当下的困厄，并始终抱着悲悯和慈善的念头，布施众生。

他还时不时去安国寺找长老，学习修禅打坐。

修禅，是为了修定，定就是帮你排除杂念，带着你进入内心更幽深的所在去，从而更达本质，更生智慧，无欲见真。

何谓真？《金刚经》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家认为万物都因宿缘而聚合，缘深则长久，缘浅则短暂，不应过分执着。

读经和坐禅，教会了苏轼在困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

有一回，苏轼和家人一起走在半路上，天空突降大雨，同行的人狼狈逃窜，唯有他吟啸徐行。

彼时的苏轼，早已能够在人生路上的风雨中，泰然自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风也好，雨也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平和与悲悯。

逍遥游

苏轼最爱看《庄子》。他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读庄子，像见到了知音。

如果说佛家的理论让苏轼停止纠结“为啥我这么倒霉”，那庄子的齐物论，则帮助苏轼明白，“倒霉和走运，其实没有区别”，从而使他走向了真正的逍遥自在。

庄子觉得，所谓的贵贱、贫富、大小、远近、高低……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视角不同而已。

苏轼无疑是完全认同庄子的。

苏轼生不逢时，一生都被党争的漩涡所困扰。苏轼一生遭遇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乌台诗案”。第二次则是59岁被贬惠州，62岁被贬海南，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

在苏轼50岁这年，雄心勃勃的神宗最终含恨去世，哲宗登基后，朝堂又回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手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新法几乎全被废弃。

但苏轼并没有因此受益，因为他又站出来反对。他认为新法中一些对国计民生有好处的措施，不应被废止。苏轼又被视为新党，在短暂的回京做了几年京官后，苏轼又被以“文字讥讽先朝”的罪名，贬谪惠州。

惠州比黄州更加偏远，但此时的苏轼，早已能够超然物外。他的心情比当初被贬黄州时，平和很多，也轻松很多。他吃到当地的荔枝很好吃，欣喜之下写下：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惠州一绝·食荔枝》

本来是要贬他去惠州受苦的，他却活得如此逍遥快活，这让朝堂上的权贵们如何受得了。

再遭贬，直接被赶出了大陆，贬到了海南。

漂洋过海时，苏轼环顾着大海一片茫茫无际，心情于是十分悲怆。他想着自己这一去，必定客死他乡无疑，断没有再回大陆的希望。

在海南，他想到了庄子。

所谓的大陆和海岛，也是要看你以什么尺度去衡量而已。

如果从天上看，即便是九州之大，不也是全浮在海面上吗？海南固然是个岛，但中原大陆又何尝不是一个岛呢？

就像一只爬在稻草上的蚂蚁。如果倒一盆水在地上，让稻草浮起来，那蚂蚁看到这一片茫茫的积水，肯定也会感觉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它也会不知道自己会漂浮到哪里去。

可没过一会儿，积水干了，蚂蚁照样能回到地上。它看见它的伙伴，也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到：“刚刚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谁知道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的眼前就又出现了四通八达的大道！”

换个角度去看，去思考，豁然开朗。

林语堂评苏轼，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因为他无论去到哪里都能发现美，无论是吃多差劲的食物，游多普通的山水，面对多日常琐碎的小事物，他都能从中发现道理，得到快乐。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醇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苏轼《超然台记》

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在逆境中找到出路。这就是苏轼的伟大之处。

到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野蛮的海南岛，苏轼依然觉得这片瘴疠之地，其实“风土极佳，人亦不恶”。

到海南时，苏轼已经是一个62岁的老人。彼时的海南岛，食肉的机会很少，苏轼每天吃得最多的就是白水煮青菜，连调料都没有。

但即便如此，苏轼也能看到“白水煮青菜”的好处，那就是有“自然之味”。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当代大儒，在海南岛的苏轼，最终成了后世士子的精神领袖。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到荒”。

传说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以贤明著称。为了躲避纣王的迫害，他逃到了朝鲜，在那里开垦教化，最后被当地人推为国君，史称“箕子朝鲜”。

在料想自己此生应该无缘再回到大陆之后，苏轼不是沮丧地等待死亡，而是将此当作自己的“天命”，并认为这是老天有意要他在这里传播文明的种子。

所以，苏轼在海南劝民农桑，移风易俗。他设帐教学，许多人为此不远千里追到儋州，听苏轼讲学，让海南诞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举人——姜唐佐。

后来，姜唐佐骄傲地用一句题诗，表达了对苏轼的崇高敬意：“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虽然姜唐佐最后没能高中进士，但苏轼却当之无愧地成为海南人文兴盛的开世功臣：

“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琼台旧事录》

唯有深爱

如果我们认真读苏轼，会被他永远充沛的生命力感动。

深究背后的原因，因为他永远深爱着所遇到的一切。

狎妓是宋朝名士最时尚的潮流。苏轼是最大的名士，但他却选择了深情。

苏轼一生有二妻一妾，第一人妻子，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主人王弗，她陪少年苏轼读书，交友，做小吏，在苏轼忘形时泼冷水，在苏轼被小人蒙蔽时打预防针，可惜年寿不永，二人只相伴了11年，她就化作了苏轼心口永远的朱砂痣。

王弗去世后，苏轼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这位夫人虽没有王弗聪慧通诗书，却是个贤惠温柔，永远陪伴着、支持着苏轼的战友。

苏轼爱浪漫，她就用理性勤俭持家来互补。苏轼喜欢交朋友，她就给予充分的自由；苏轼半生飘零，四海为家，她就无怨无悔，默默相陪。

富贵也好，贫困也罢，她总是不惊不喜。苏轼显达了她照样勤俭，苏轼落魄了她跟着一起下地种田。

她虽爱极了苏轼，却也时刻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并陪着苏轼走过了最长的一段岁月。

大才如苏轼，却没有过多的诗词写给王闰之。但在她死后，苏轼在悼文中写到：“我日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说好一起归隐眉州老家的呢？你为何弃我而去？就算有一天我能归隐田园，还有谁能陪着我？现在可倒好，我眼泪也哭干了。只有等我死后，咱俩埋在一起，就当是履行了诺言吧。

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最深的情。宛若他们相伴的时光。

苏轼钟爱的妾室，就是王朝云，她最懂苏轼。

相传苏轼又一天晚饭后，和几个丫鬟散步。

他轻拍着啤酒肚，回头问丫鬟：“你们说我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也有人说全是智慧。

只有朝云说“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苏轼听罢，哈哈大笑。

王朝云入苏家时，只是一个12岁的小侍婢。从此一生，不离不弃。

晚年的苏轼差点被赶出了中国大陆，被贬到了荒无人烟的惠州。只有朝云随身相伴，既照顾他的起居，也帮他排忧解闷，说唱诗词。

只可惜好景不长，34岁的朝云病死惠州。

直到现在，惠州的朝云墓前还挂着苏轼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从一个命如飘萍的侍婢，到成为苏大学士的红颜知音，她的生命梦幻如泡影，却短暂得如露如电。

苏轼和苏辙的兄弟情同样让人动容。

苏辙与苏轼，性格相去甚远。苏辙是弟弟，现实中更像是兄长。为人行事成熟稳重，时时照看着苏轼，为他周旋。反而是苏轼，一生百无顾忌，天真洒脱，似乎从来都没长大，没受到过现实的沾染。

即便性格迥异，苏辙毕生都爱极了这个总是给他带来无尽麻烦的哥哥。每次见到哥哥，苏辙就苦口婆心地劝。等哥哥真的卷进麻烦里时，苏辙从来都是不计代价，义无反顾地救。

如此反复，从无怨尤。而苏轼也将自己毕生喜怒哀乐的一丝一毫，都分享给了苏辙。他只拿了对苏辙深情的万一，便写就了那首冠绝古今的中秋词。

《宋史》是这样记载这段兄弟情的：

“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关于苏轼，民国时期的大师林语堂对他如此评价：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苏轼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用深情的爱，爱着人生所遇到的一切。

因为爱，会让我们变得心胸宽大，可以在这个可能没那么友好的世界里，发现美。

当你拥有宽广的审美眼光时，你不仅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你还能登高望远，举首高歌，以逸怀浩气，拥抱大千世界。任世界风云变幻，境遇如何，你自心安如归。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世道多有不公，人生多有不顺，如何才能同困境和平相处，保持内心的平和？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喜欢苏轼。

宋徽宗即位后，终于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争。苏轼也逢大赦。

公元1101年，66岁的苏轼得以从海南岛渡海北归。可惜还没有到达京城，这位旷世奇才却因病逝于常州。

临终前，佛友维琳在东坡耳边大声喊道：“别忘了要去往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微弱地回答道：“极乐世界可能有，但不知如何前往，空想有什么用。”

维琳更大声地跟苏轼说：“越是这样越要努力想！”

苏轼又是那样豁达地轻轻笑着，他说：“勉强想就不对了”，随后安详长逝。

是啊，怎么能勉强？勉强了，就不自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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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丘吉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