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视角看元朝，多元文化在社会各层面渗透，显现大历史的脉动

元王朝的宝府上坐着的，始终是一个蒙古皇帝。元朝历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独特性。元政权曾经被人们称为“外族”政权，甚至“异族”政权。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

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对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

13世纪后半叶，进入汉地和中国南部的蒙古人，最多不会超过70万到80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上的汉族人口大约有七千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的人口数）。人数不多的蒙古人，为了统治人口稠密、疆域辽阔的国家，把全国人口划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军事、监察机构和各行省的首脑按制度由蒙古人担任；军机重务尤其不让汉族官僚与闻。“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党项人和从党项以西的西域各地进入华北和南中国的各族则被统称为色目人。

元中叶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色目军队成为元朝统治最重要的军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儿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是帮助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中原的旧金臣民（包括北方汉族、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属于汉人。

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临民官员有很多是汉人。最晚征服的南宋旧土的居民称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结交权贵，常常带着南方的土特产腊鸡作为馈赠的礼物，以致北方汉人将南人戏称为“腊鸡”。他们的南方口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来划分的，但它确实体现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离、民族防范和民族压迫的特点。

元末的农民军还用“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概括和抗议当时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但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体现元代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当汉人为蒙古贵族“富夸塞北”义愤填膺的时候，漠北也经常传来蒙古饥民倒毙于风雪的讯息；蒙古穷人的子女，同样被当作奴婢买卖。在色目军队也像蒙古军那样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间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其实是中原和南中国各地结寨自保、率兵“勤王”的“义军”，即汉族地主武装。

可见元政权绝没有一视同仁地代表全体蒙古人的利益，而汉族地主则在他们的穷苦同胞揭竿而起时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捍卫朝廷的立场上。明初被朱元璋镇压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 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

元朝的统治还常常被人与经济残破的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自北宋以后，河北、山东、山西、关中等地经济长期衰敝，这笔账当然不能全记在蒙古人的头上。1230年以后，上述地区的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逐渐趋向于缓慢恢复乃至略见增长。

四川的社会经济在蒙宋间的长期对峙中破坏惨重，当地户口十亡七八；河南在金末20年里遭到女真政权的疯狂掠夺，尔后又成为蒙金决战的场所和蒙古攻宋的前沿，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祸使这里一片萧条；江淮之间也因宋元之战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以上三个地区的经济在元初都已濒临崩溃境地。

在元王朝统治下，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较快的恢复，大体上回升到宋代的水平。河南的复苏也相当快，虽然它似乎未能再现北宋时代的繁荣。四川经济状况的好转最为迟缓，直到14世纪上中叶，仍然“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但是入元以后这里也一直处在逐步恢复当中。元朝平宋战争虽然造成南部中国某些地区的严重破坏，但由于元军着意贯彻忽必烈以“不杀”而取江南的意图，节制屠戮和破坏行为，因此所遭受的战争损失总的说来相对有限。

在农业生产的基础本来已比较好的南方各地，社会经济得以基本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甚至还有某些增长。杭嘉湖地区的可耕田到南宋后期已大体开垦完毕。元代将农田改造的重点从过去的筑堤围田转移到疏河排水、熟化低温耕地方面，由此进一步增强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一地区推行稻麦两作制的面积也比前代有所扩大。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瓷器作为一般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对提高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质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元代还有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业，在与内地政治经济交流显著扩大的推动之下发展很快。漠北的繁华和农业垦殖也盛况空前。不过这种“殷富”是在元廷运用政治权力调动中原和南中国巨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予以支持的情形下实现的。正因为成本太高，元中叶以后漠北繁荣渐呈难以为继之势。

如果说中世纪汉文化的“天下”是一个以“夷夏之别”为原则确立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那么古代蒙古人观念中的“天下”乃是位于“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间的没有中心的无限空间。

开放的世界观念滋育了蒙古人在文化上的开放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元朝统治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

在大都之北，燕山横亘数百里；著名的居庸关就位于燕山支脉军都山的隘谷中。山沟南北长30里。元在南北两端构筑大红城门，派色目宿卫军镇守，这里是来往两都之间的咽喉要道。

至正二年到五年，元廷在居庸关南口红门之内建立过街塔，以汉白玉为石台（即今居庸关云台遗址）；下有券门洞穿，石台上矗立三座瓶式（圆形覆钵状）白塔。当时人吟咏这座过街塔楼的雄伟时写道：“浮图压广路，元殿出层麓。”“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置白塔于过街城楼上，意在让往来穿行的过路人“皆得顶戴”，“普受法施”。

高耸在汉地边关的这组元代白塔，其形制和风格属于由藏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系统。过街塔基座门券四周雕有四天王“金容”，壁面上镌有用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元吐蕃高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用来拼写蒙、汉、藏文等文字的字母）、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共六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以及除梵文以外其余五种文字的赞诗。云台上的白塔可能毁于十四、十五世纪前后；刻在塔基上的多语种铭文存留至今，成为色彩斑斓的元代文化的重要见证之一。

居庸关的西夏文铭文尤其宝贵。西夏被蒙古灭国是在1227年。大德年间元廷曾下令刊印西夏文大藏经。居庸关铭文出现在元末，表明至少在西夏亡国一百多年以后，西夏语言仍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党项人在河西消失，大约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期西域的回回人大批迁入西北地区前后。

元京师大都也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大都城四周共有11座城门，出自混通三教、精于术数并带点诡秘的刘秉忠的设计。据说南、东、西三墙各三门分别象征哪吒的三头和六臂，北二门则是象征他的两足。皇城内的殿阁池苑大多数是汉式的，也有少数非汉式的建筑，如“畏吾儿殿”“棕毛殿”等等。

皇城之中还有称为“茶迭儿”的召对之所，即蒙语chadir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帐幕”。可见蒙古皇帝把草原上的“帐殿”也搬进了大都。举行各种朝仪的大明殿前种着“莎草”，据说是忽必烈为使子孙不忘祖业而特地从漠北移植的。大明殿上并设帝、后的座榻。蒙古大汗有好几位正妻，每人主持一个斡耳朵（宫帐）。大汗就在这些斡耳朵中轮番居住；他处理公务时，所在斡耳朵的当家妻子也总是坐在他身旁。

元朝皇帝和皇后在举行重大典礼时，分别由仪礼官擎执“导从”（前趋护卫称导，后行护卫称从），引领升殿，同坐于“御榻”。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蒙古旧制。大明殿上又有高一丈七尺的大酒瓮，可贮酒五十余石，称为“酒海”，又叫“大樽”。这也来源于大汗宫帐中设置盛马奶子酒之“古鲁额”（意为贮酒器）的草原旧制。大都的其他宫殿中也多有这样的“酒海”。万寿山顶广寒殿大玉瓮可盛酒三十余石，今日仍陈列于北京市团城公园内。

皇城以外，大都城里最醒目的周边民族建筑之一，是它西南隅“色白如银”的“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市西城妙应寺白塔。这是因藏地密宗的影响而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风格佛教塔寺；设计者为尼波罗国（今译尼泊尔）匠人阿尼哥。塔身取净瓶（佛教徒随身携带的贮存净手之水的瓦瓶或金属瓶）之像，与上述居庸关过街楼三塔形制相同，俗称“喇嘛塔”；白塔内外的装饰陈设则由吐蕃僧人亦邻真依密教仪轨安排。

藏传密教对汉族地区的影响并不止于大都。阿尼哥在五台山上也设计建造了一座类似的白塔寺，又在涿州造护国寺并塑“摩诃葛刺”（大黑天神）像。

五台山作为密宗的胜地，从元代开始在藏地民众中享有盛名。在杭州，总摄江南佛教的党项族藏传密教僧人杨琏真伽拆毁南宋的宫殿、陵寝，共建五寺。凤凰台以东的大般若寺有“西番佛塔”。尊胜寺建于宋寝宫基址之上，有“镇南塔”用以镇压宋诸帝陵墓之王气，“其形如壶，俗称一瓶塔，高200丈······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尊胜寺正殿诸佛“皆西番形象，赤体侍立”。西湖东岸的宝成寺，也有至治二年官府差人雕造的大黑天神龛像。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150年来“天限南北”的局面，使汉文化得以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交流。宋金对峙时，北方民间社会连《资治通鉴》都难以寻觅。金、元之际北方很少有人听说过朱熹、陆象山的学说。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原儒生辗转获得朱熹的著作，读后感叹说：“过去所教所学，实在太粗劣了。

今天我才懂得使学业进步的根本所在。”宋亡以后，南方的书籍成船成车地运到北方。北方士人到南方访友问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南方士人则终于有机会游历中原诸多的名山大川或孔孟故里等人文胜地。与理学的北传相逆，大都和山西的杂剧、小令渐次南传；杭州后来居上，逐步成为全国杂剧艺术的中心。

多语种交际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地将非汉语文本（主要是蒙古语文本）中的词汇机械地对译为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它们的原有语法秩序。

下面这段史料就含有关于秘书监官员署名先后的奏章和圣旨的“硬译”体节文各一份：延祐三年九月初七日······苫思丁奏：“冯少监如今教做太监、萧同知做少监。阿的迷失、张少监他每都是先勾当来的人有。如今递升的新人来的，要他每旧勾当的之上画字有。我他每根底依例说呵，他每不听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体例那里有？随朝衙门有先来后到。教递升的冯僧儿，阿的迷失之下画字者；萧少监，张少监之下画字者”么道（圣旨有来）。

由于这种“硬译”公文体的语言完全不符合古汉语句法，所以翻译者干脆尽可能地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而改用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以求风格的古拙质朴。元代汉语书面语中大量采纳口语词汇，是中世纪后期汉文化主流加快朝大众化趋势变迁的重要体现。

元代瑰丽多彩的文化中，有很多成分来自境外的各民族。随着穆斯林世界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大批地以被征发的战士、战败的俘虏、商人、工匠、教士等身份，被强行签发或自愿地徙居中土，伊斯兰教信徒的建寺活动从过去仅限于东南沿海及内地的几个城市扩大到华北和内地许多地方。

据当年镌刻的一篇建寺碑铭，除大都、杭州、开封这样的大都会以外，“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在蒙古旧都和林也有回回经学院。镇守唐兀之地（今陕甘宁等）的蒙古宗王阿难答甚至带领他所部蒙古军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

10世纪以后，东部穆斯林世界逐渐通行波斯文。元代从西北进入中国的回回人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所以北方的伊斯兰文物往往显示出波斯文化的痕迹，与元代东南沿海都市（尤其是泉州）伊斯兰教遗迹所反映的阿拉伯文化的特点有一定的区别。什叶派、苏菲派等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派系，都在中国元代留下了它们的踪迹。为向境内的回回人颁布伊斯兰教历即“回回历”，元政府命司天监责成专人每年“推算写造”，经复审后印刷官售。

回回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元代在上都建立回回司天台，在这个阿拉伯式的天文台里有“西域仪象”七件。有“苦来亦撒麻”，《元史》译作“浑天图”，即天球仪；有“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又有“鲁哈麻亦渺凹只”，安置在暗室中，用以观测太阳光线以求春分和秋分的精确时刻。不过回回天文学在当时和后来都未能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理论、方法、仪象器具的设计与使用充分地结合起来。

保存在回回司天监所属元秘书监图书馆里的，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数学、说阴阳灾福、看相、医药等方面的图书文献。欧几里得几何学最早就是由回回学者介绍到中国来的。秘书监所藏该书的汉语译名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其阿拉伯文原名译作“算学”，书名直译可作“关于算学的欧几里得之书”。

很多别具风味的回回饮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回回居民介绍到中国。织金锦缎“纳失失”（源于波斯语）和长毛呢“速夫”（波斯语）成为蒙古贵族和其他上层人物十分喜爱的衣料。用水果熬煮而成的果露和以药物香料煎造的医用糖浆制剂，是两种回回人擅长制作的饮料。这样制成的果汁露在中亚今天叫作“舍儿别”。舍儿别的制作方法因载入当时被广泛印刷的日常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而为民间所熟知。上述日用百科手册还介绍了多种“回回食品”的制作方法。

卷煎饼、秃秃麻食（手撇面）、糕糜（羊肉糯米粉酥羹）等恐怕已不只是回回人喜爱的面点。汉族虽然早就知道西域的葡萄美酒，但汉地开始大量酿制葡萄酒很可能始于元。回回人制作的高浓度烈酒“阿刺吉”（阿拉伯语的音译）以及蒸馏法制酒的技术也在这时传入中土。汉族从此学会酿制烈性白酒。蒙古人也依法把“马奶子酒”（即发酵而成的奶酒）再加蒸馏，提纯为无色的含酒精度较高的酒。回回医药在元代被汉族视为“西域奇术”“海上奇方”，足见一般民众对其疗效的认可。《回回药方》一书搜集西域医方近600副。全书既然有汉文译本，则应当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处方手册，而不会是束之高阁的点缀品而已。

元代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再度传入内地的时期。这个教派曾以“大秦景教”之名活动于唐代长安和其他地区，后因遭唐政府取缔而在内地消失。但在辽金两朝的西北边地民族中它一直拥有大批信徒。

自13世纪初叶起，信奉聂思脱里派的西北诸部相继被蒙古灭亡，部众随蒙古军散居内地各处，于是把聂思脱里信仰带到所至之地。河西党项旧地和大同分别是聂思脱里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驻节之地。

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聂思脱里派教堂“十字寺”一直存留至今。镇江和扬州则是聂思脱里派在江南的重要基地。杭州也有聂思脱里派建立的教堂。聂思脱里派甚至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也争取到了皈依者。忽必烈时，东道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乃颜叛乱，他曾在战旗上描画十字架。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在元代都有少数信徒，但其影响与聂思脱里派相比，都要小得多。

聂思脱里派的文献，到13世纪末约有三百多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聂思脱里派或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文献在元代被译为汉文，这表明它们当时并不被汉族所信仰，而是西北诸部落和少数蒙古人崇奉的宗教。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阶级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右衽，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同时自大蒙古国时期起，蒙古服饰变左衽为右衽，使右衽成为蒙古服饰的主流，这或许是受到了汉式制服的影响；而蒙古服饰，也渐渐被汉族穿用，并影响了汉族服饰。

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

这类“胡俗”，主要流行于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人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人，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致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人、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中。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户29。

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人、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

不过平民百姓如果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学会读、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深切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豌豆），元后期“汗馒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

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来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五彩纷呈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相互割据纷争、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的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必要条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由此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星罗棋布的繁华城镇，北至极圈、南到占城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大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更加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往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程度都超越前代。

当时的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线，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加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一波斯湾地区、意大利一埃及一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一波斯湾地区、意大利一埃及一红海地区和阿拉伯湾地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地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

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

“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联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连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的交流。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端展示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