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历史思考：唐朝时期，丁忧制度所呈现的新特征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唐代是大一统王朝，自完成统一后，唐王朝着手建立一套完备的礼制。

随着《大唐开元礼》的修订，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诸多争议和差异进行了统一，为推行丁忧制度减少了阻力。可以说，丁忧制度在唐代逐渐走向成熟。

母亲服纪的上升

唐以前，子为母亲服丧，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杖期，父亲不在世，则要为母亲服齐衰三年。上元元年（674），武后向高宗上表，请求从母子情义出发，不管父在与否，将子为母服三年确为定制。尽管有学者认为武后此举是为了确立与父权对抗的女性礼仪，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对权力的掌控。但是从魏晋南北朝为母提高服纪等级的潮流来看，此举也是顺势而为，当时的高宗下诏同意了武则天的请求。

上元二年（675），高宗“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在这种背景下，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在官员阶层得以推行。直至开元五年（717），玄宗完全掌权后，方才有大臣议论此事，认为宜依古礼，父在不宜为母服丧三年。玄宗于是下百官详议。刑部郎中田再思从四个方面对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予以支持。

其一，为父母服齐斩已经分别了“乾尊坤卑，天一地二”的名分；其二，古礼“残缺弥多”，“三年之制，说者汾然”；其三，“父在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纪”，而且此制“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从则天皇后之朝”，又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已经“编之于格”，不可贸然废除；其四，母亲的生养之恩，人子也要报答。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足够的理由，以致议论不息。

到了开元七年（719），玄宗为了平息争议，下诏一依古礼。但是这样却带来丧服紊乱的情况：自是卿士之家，父在为母行服不同：或既周而禫，禫服六十日释服，心丧三年者；或有既周而禫，禫服终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齐衰三年者。时议者是非纷然。卿士之家为母服纪或齐衰杖期，或齐衰三年，服制的紊乱引起了官员士大夫担忧。

开元二十（732）年，修订《大唐开元礼》时，才将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刊之以礼，以行后世，“中书令萧嵩与学士改修定五礼，又议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请三年为定。及颁礼，乃一依行焉。”出母和嫁母服制在魏晋时已经有所提高，到了唐代继续抬高，直至与母亲服制一样。神龙政变之后，中宗再次临朝。

韦皇后为了效仿武后，在上官婉儿的鼓动下，向中宗上表，请求“天下士庶出母终者，令制服三年”，中宗下诏许可。玄宗即位后，国力逐渐昌盛，在位期间，玄宗对于礼典的修订一直在进行。天宝六载（747），玄宗降诏“出嫁母宜终服三年”。诏文称都应为出母和嫁母终服三年，但是结合魏晋以来生母地位和服纪抬高的潮流来看，出母和嫁母都应是生母无疑，因为在出嫁母中继母的地位一直在降低。

龙朔二年（662），司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亡，有司奏请心丧，又言：“据令，继母改嫁及为长子，并不解官”。有司所据之令应当是隋令，“其继母嫁不解官”。而从之后唐朝廷的反映来看，还是有支持为出嫁继母服丧解官的声音，于是朝廷下敕：“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礼情缘，须有定制，付所司详定奏闻。”

经过大臣的商讨，支持不须解官的占意见绝大多数，政府将之立为定制。之后，子对出嫁继母并无服制，只需心丧一年，更无须解官。慈母如母，虽然唐代礼制中并无明确规定子为慈母服制，但可以推测庶子为慈母也抬高至齐衰三年。

需要注意的是，“非父命者，仪礼服小功，不同亲母。”即由父命者，才可为慈母服丧三年。除了父在为母、为出母、为嫁母等服纪发生变化外，与丁忧有关的其他服纪等级沿用魏晋以来的制度。唐以前丁忧的官员主要是文武官员，到了唐代，宦官、女官、藩将都需要丁忧。

宦官

唐以前，宦官遭遇父母丧事也需回家治丧，史籍中最早宦官治丧的事例是东汉灵帝时中常侍侯览（？-172），建宁二年（169），其母去世，遂“丧母还家，大起茔冢”。而宦官丁忧，笔者目前在史料见到最早的例子是高宗时期的宫教博士费智海（635-676）。到了玄宗时期，将宦官丁忧制度化，这或许和唐代宦官的官僚化有关。《唐会要》记载，玄宗时曾两次对宦官丁忧做出规定。

第一次是在开元五年（717），“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内侍省内坊给使遭忧百日满，勒上’”，内坊给使指的是宫禁内侍省的内给使，内给使当指普通的宦官，《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内给使无常员，凡无官品者，号曰内给使”，可见，即使最普通的宦官，丁忧满百日也要予以起复。

后来随着宦官队伍的膨胀，玄宗对宦官丁忧做出了严格限制。“（开元）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敕：‘内侍省品官遭忧，宜待终服还官勒上，如有灼然要籍者，临时奏’”，即使是有品级的宦官，也要丁忧服满才能回宫任职，而且只有任职剧要者，才能奏请起复。笔者推测，宦官丁忧制度化之所以始于玄宗时期，是因为宦官地位的提高。

唐代在立国之初，便对宦官职权进行限制，避免出现东汉宦官乱权的局面，“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在玄宗前，历代皇帝均能遵守执行，后续发展中虽然扩大了宦官人数，但“然衣朱紫者尚寡”，“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阖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

从玄宗开始，宦官权势扩大，从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杨思勖可见一斑，但是这一时期的玄宗不敢违背太宗定下的祖制，只能让高力士等受宠信的宦官在内侍省外担任三品以上职位。天宝十三载（754），玄宗便打破祖制，在内侍之上置内侍监，从三品，“以中官高力士、袁思艺”为之。

正是玄宗对宦官的宠信，宦官地位大为上升。玄宗在为期间，国力鼎盛，为了维护统治，御注《孝经》、编撰《大唐开元礼》，欲用儒家思想使社会风化大行，为宦官丁忧的制度化提供了客观条件。正是在这两个原因下，宦官能够像文武官员一样丁忧。唐代史籍中宦官丁忧的例子较多，如高力士、李思艺、刘弘规、梁守谦、乐辅政、杨复光、杨复恭等。

女官

女官相对于男性官员来说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女官是负责维护管理唐代后宫的女性官员。唐代在后宫设有六局二十四司，大概有官员三百人。女官不仅负责后宫事务，管理宫女，还要处理文书业务，甚至参与国政。就女官丁忧而言，笔者目前仅见一例，为中宗时昭容上官婉儿。

蕃将

蕃将是唐周边政权的少数民族将领，归顺唐朝之后，接受了唐文化，遇到父母丧事丁忧解官。笔者之所以将蕃将归类为特殊，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将领有本民族的丧葬文化，但在更为先进的唐文化面前，他们选择摒弃本民族的丧葬文化，主动融入唐文化，这可以看作唐文化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的体现。

高宗时期的维州刺史、右领军将军安附国本是昭武九姓胡之属，隋末唐初之际，突厥坐大，安附国父祖归顺突厥，贞观初，安附国父亲安朏汗率所部五千余人归顺大唐。太宗“诏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

永徽年间，安附国父亲去世，安附国丁忧去职，居丧期间，安附国完全按照唐文化进行，其《神道碑》称赞为“执丧无替于少连，让爵自先于季札”。高宗将其起复，令镇守维州。藩将丁忧的例子在唐前期很常见，此处不再列举，因为他们的武将身份，绝大多数时候都会被朝廷夺情起复。

唐代前期武功充沛，征服了不少周边政权，自然地，吸纳了很多愿意在唐朝做官的少数民族官员。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能自觉遵守唐人礼仪。

总的来说，在丧礼方面，唐政府一方面承袭魏晋以来对服纪的变革，将部分服纪提高；另一方面，唐王朝也继承了魏晋以来将居丧违礼行为入律的做法，正是在政府的努力下，唐代完成了丁忧全面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