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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描述，这样我们对于如矢的周道产生了浓厚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周道”：

1、周道究竟有多牛？

在周人看来，如砥、如矢的“周道”，并非源于工程技术的突破。

考古发现岐周与丰、镐之间的“周道”遗迹，只运用了基本的建筑技术。

报告指出：

“周道”出土于周原齐家地区，出土40余米，道路的一端向西北指向岐周故邑，另一端笔直地向东南指向丰、镐新都。

其路面结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利排水；宽达10米，路面上有四组车辙，可以双向通车。

学者认为这一条优质的道路就是文献中的“周道”，并誉之为古代“高速公路”。

这一发现证明《天作》载岐山“有夷之行”之不误，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亦绝非虚誉。

然而，“周道”所涉及的工法只有基础的建筑与测量技术，都是周人所娴熟的工程技艺。

考古报告说：

“周道”的路表结实，这是夯土的结果；其“中间略高，两边略低”，把黄土夯成弧状，或许需要一些技巧，但不致太过困难；“周道”的路基，依《散夨（cè）盘》说“封于周道”，路基也许稍微高出地表，始能作为田界，但从报告书看来并不特别高耸，尚不需要使用版筑的技术；报告书亦未说明“周道”的路表使用特殊的筑路材料，应是就地取材的黄土。

至于文献与考古均证实的笔直路线，事实上只需要基本的三角测量技术，就可以画出笔直的道路。

先周时代，周人的土木工技已能综合操作准绳、版筑与夯土，运用金、木、土、皮等材料，建造宗庙与宫室、城池与战车。“周道”需求的不过是最基础技术，加以劳动力的动员而已，并没有工程或组织上的突破性。

因此，“周道”当有更直接的催生因素。

马车在先周政治、军事与社会中日益重要的同时，文献亦记载周王在岐周开发道路。时间点的巧合殊值得注意。

《诗经》记载，太王迁于岐下之后，在周原开辟道路：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脱矣，维其喙矣。

“柞棫”是灌木类植物；“兑”者，“通也”，清除地表盘根错节的灌木植物之后，道路就能通达无碍。

王季的施政为：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别之，其檿其柘。

其次段云：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

“柞棫斯拔，松柏斯兑”说明王季除了清除灌木，又进一步栽植夹道的松树与柏树，“周道”的行道树之制或始于此。

文王时期，岐邑的道路就更为完备了。

《逸周书·大聚解》载：

周公曰：“闻之文考…辟关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

可见文王时期道路已有井、舍的设施，结合王季栽植的行道树，“周道”的路制已然成形。

自太王至文王，开辟了岐山的大道：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徂”读为“阻”，“夷”是平坦之意，亦即险阻的岐山有了平坦大道。这一系列高品质道路出现的时机，与马车融入先周政治社会的时间点合致，很可能有关联。

贯西周之世，《诗经》有不少对于马车与大道的歌咏。

车与路的关系，清楚地表现于诗文之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啡啡，六辔如琴。觏尔新昬（hūn），以慰我心。

韩侯入觐宗周时，其乘马“四牡奕奕，孔修且张”，《诗》亦记其旅途行走的大道：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

2、周人为何重视修筑“周道”？

车与路是运输的两大要素，而周原兴辟道路的时间，正与马车成为国家战略工具的时间点合致，显示出强烈的相关性。

观之后世，《诗》中“四牡騑騑”与“周道”旅途，始终是一组相伴而生的景致。在古人心目中，路与车，是如形与神般的不可分离。

通过拆解马车的构造，即可发现“周道”的“如砥”“如矢”并非文学笔法，也不是周人的好大喜功，而是配合马车运输的必要设计。

一台马车可以区分为转动构造、乘载构造、曳引装置与系马装置四个主要部分。

转动构造上端直接联系乘载构造。

马车的转动构造由车轮、车轴与其他配件所组成：车轮的圆周称“牙”，“牙”由“辐”所支撑，立足于圆心位置的“毂”；横贯两毂的长木称“轴”，其贯毂的内外两侧各以青铜车器加固，防止轮、轴脱逸。

马车的乘载构造则有车舆与车盖，车盖无关乎我们的讨论，车舆则坐落于车轴与车辕的交叉点上，与转动构造息息相关。

转动构造与乘载构造都是以金属与木材等硬质材料制造，其中，毂、辐、轮牙以及车舆采用檀木，《诗》云“坎坎伐檀兮”，以及“檀车煌煌”，盖取其质坚耐用；而用来固定木质结构的车器“棺”、“軎（wèi）”等是青铜铸器。

这些硬质的材料，质坚易折，且缺少缓冲吸震的效果。古代马车并没有安装弹性避震装置，路面的颠簸经由轮、毂、轴直接传送至车舆内部，不只影响旅途舒适，更容易发生弹跳、翻覆或车轴断裂的意外。

硬质材料带给车体与旅客的危险性，是中外共通的现象。

西方有将车舆与车体分离，悬吊于皮革，以避免震荡的设计。

这是治标不治本，虽能增加舒适度，但并无保护车体、提升安全的功用，直到19世纪中叶发明橡胶充气轮胎才解决这一个问题，也大幅提升行车的安全性。

但在古代，马车要走得安全，旅途要舒适，就非得从道路着手不可。“周道”之所以必须“如砥”，正是因为马车难以行走于颠簸的路面，而不得不强化路表的平坦性。

3、周道与马车的关系

周代曳车的马匹有四，在内的服马悬于车衡上的两轭；在外的骖马则以“靷”系于车轴，再套上“游环”防止其向外脱逸或向内侵入服马的轨道，御者测透过衔、镳、辔、鞭策等控制马匹的行进方向。

因此，骖马、服马分属两套指令系统，御者对马匹发号施令，是一项复杂的技艺。

《左传》载古代要求御者与乘马必须相互熟悉，始能披挂上阵，就是这个缘故：

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

盖操控行进方向的装置复杂而不灵活，驾驭马匹仰赖双方默契，复杂的地形与情境对御者或乘马均是考验。

“周道”之所以“其直如矢”，即是为了便利操控与奔驰，始能够“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驾轻就熟地奔走天下。

除了平坦与笔直，“周道”也相当宽广。

《诗》云“有倬其道”，又云“景行行止”，这也是因应马车的特性。考古所见西周车马葬，多数为一车四马，但也有一车六马的迹象。

《诗经》则有六马拖驾的文句：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这么多的马匹并列而行，自然需求路相当的宽，除非是“车不得方轨”的迫碍之地，“周道”应该相当宽阔。

《左传》载新郑城内有大道名“逵”：

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

“逵市”又称“大逵”，是指宽阔而四通八达的大道；鲁国城内大道称“逵泉”，可能也是“逵市”一类的交通大道，其宽度据《周礼·考工记》载：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大逵有九组轨道，环城道路为七组轨道，出城之后尚有五组轨道。这并非想象。

考古出土岐、丰间的“周道”有四组轨道，每组宽220厘米，路宽约达10米，可见《考工记》并非无据。

宽阔、多轨提供马车必需的行进空间，否则易生“絓骖”的危险。

春秋时期，有两起著名的“絓骖”事件：

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絓骖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齐、晋靠之战，齐侯军溃，逃亡途中：

将及华泉，絓骖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耨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

二例皆发生于败亡之际，仓促之间误入狭道，骖马遂阻于路树，致车毁人亡。

宽度，是马车行进的基本要求，更不用说这可以满足会车、超车或回车的需求，这在马车日益普及的周代更是必要的。

因此，“周道”的诸多特征并非空穴之风，亦非夸耀国力富强，而是配合马车行进的设计。

这些特征不会出现在商代，因为商代马车的运输地位尚不显著；它也不是配合牛车的设计，因为老牛拖慢车，对道路品质并没有很高的要求。

“周道”是因马车承载了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功能，始不得不大幅提升品质。刺激道路兴建、提升的原因、目的、时间、族群与地域，都明确地指向周人。

先周时期，周人成功地建立战车组织，从牧野之战至成、康封建，无一不以马车承担军事与交通任务，终能带来三代以来国家领土与行政能力的重大突破。

马车在中国初次崭露头角，就与周人的国家权力与权贵阶级密切结合，成为西周时代首要的交通工具，而正是为了配合马车行进，周人开辟平坦、笔直、宽广的“周道”，俾其达成政治、军事与社会的诸多任务。

因此，我们称西周为“马车时代”，也正是在“马车时代”的推波助澜之下，产生了中国道路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跃进——“周道”。

4、周道的“四个据点，三条战线”

钱穆从政治军事力量与地理版图的动态关系，总结西周封建的实质意义：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

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

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分两道。

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周道”是配合武装殖民而形成的政治与军事性道路，其路线行经东进与南进的主要封国，故“周道”建设过程具体展现周人东进与南进的动态历史。

东进的道路首先自关中东出的“周道”，是连接宗周与成周之间的道路。其路线经过郑、渭汭、陕、崤山抵达伊、洛。这条道路在克殷战争时发挥功用，营建洛邑之后，则成为联系两都的要道。

周公东征，营建洛邑之后，东土的道路网逐渐成形。广大的东土是殷商故地，周人以成周为基地，向东延伸出齐、鲁、卫三大封国，构成“四个据点，三条战线”，拱卫广大的新附土地。

四个据点非孤立，东征之际即有军事联系。

以成周为基地，一路穿越华北平原，攻击山东半岛诸国，一路渡过黄河，沿着河内进击殷墟。

其中，东路大军以成王与周公为首，第一步先攻取商奄。其后，商奄故地由鲁国镇守。

攻取商奄的下一步是继续向海滨诸国进兵。其后，周军可能继续沿海滨向胶东半岛进兵，统帅是召公。东征大军沿泰山北缘挺进胶东海滨地带。此后，这一带是由齐国镇守。

另一条大军由洛邑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东麓向北进发，其第一步是建立卫国，镇守殷墟。康叔镇守商纣故沫都，建立起成周向北拓展的基地，其后继续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分封邢、燕，建构起北土防线。

《燕召公世家》载燕国于武王克商时初封，参以北京琉璃河周初燕都遗址的发掘，其1193号墓出土《克罍（léi）》、《克盉（hé）》，应为初封燕国的命辞。其时召公奭尚在人间，当以康王初年为下限，而琉璃河又出土大量西周早期器物。

关于邢国的始封有所争议，然东征后居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已为出土资料证实。

东征之后，以新建的成周为顶点，向东土有齐、鲁的封建，向北土有卫、邢、燕的镇守，而“四个据点，三条战线”就逐步形成。

四个据点之间有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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