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江汉运河的前世今生

在湖北荆州，有一条江汉运河，今天说说它的前世今生。

2014年9月26日，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最大的一条运河——江汉运河正式通水通航，该运河的进口位于荆州市龙洲垸，途经荆州、荆门，在潜江市高石碑镇汇入汉江，全长67.3公里，在长江和汉江间起着引水通航的作用。

该运河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600多年，其前身古称扬水运河（子胥渎）、杨夏运河和荆襄运河（荆南漕河），近称两沙运河（两沙便河）和江汉航线。

据史料记载“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黄览》），说的是公元前601年至595年间，楚庄王任孙叔敖为令尹时在楚国都城附近拦截沮水与漳水作大泽，引泽水南通大江，东北循杨水达汉水，故称扬水运河。因运河引进了沮漳河的水量，舟船便可由汉江中游的阳口经运河到楚国的都城入长江，也可通过楚国的都城城墙设置的水门进入城中。《史记.河渠书》 记：“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皆可行舟，有余则以溉浸，百姓饷其利”，指的就是这条运河。

楚国有了这条运河，从此占尽江汉水网舟楫之利。被历史上广为传称“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舟师，先后兼并了近50个诸侯小国，拥有“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兵，车千乘，马万匹，粟支十年”，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506年，在楚昭王十年，吴国军队在伍子胥的统帅下伐楚，在向纪郢进兵中，曾利用扬水运河运送兵员和辎重物资，故 《水经注》 称该运河为“子胥渎”。

到西晋时，扬水运河因淤塞，船舶已难通行。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大将军杜预率师灭吴后还镇襄阳，继续奉行“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鉴于“旧水道唯汉沔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鉴于旧水道淤塞难行，即疏挖入长江之口的夏口和入汉江之口的扬口，利用扬、夏水道进一步改善长江与汉水间的水运条件。《晋书 . 杜预传》 是这样记载的“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挂零桂之漕”，始称扬夏运河，有了扬夏运河后四川物资由长江运抵江陵，然后循运河直入汉江而达襄阳，再由襄阳溯唐白河上洛阳，减少了绕道汉口的航程。《资治通鉴》 作者司马光评赞说：杜预“开扬口通零陵，公私赖之。”

杨夏运河在唐朝依然是南粮北运的重要水上通道，但到北宋已多湮塞。由于宋都汴梁（开封）仍需有便捷线路向京师转输川蜀和江南租赋，于是有复航之议。第一次在端拱元年（988年）供奉官阎门祗候阎文逊、苗忠奏准重开。史料曾记载运河通过疏浚复航之后，“可（行）二百斛舟载，行旅者颇便”。疏浚之后的运河由今江陵、沙市间出江，沿流有罗堰口、渝潭市（明代称渝潭铺）、里社穴等至潜江泽口东入汉江。中间利用了部分扬夏运河故道，后被称为“荆襄运河”和“荆南漕河”。南宋末年，荆州的守军为防止蒙古骑兵的南侵，在荆州城北一带利用湖泊河渠建成了“三海八匮”，以此作为一道可借水拒敌的军事屏障。于是江陵、潜江、荆门相眦邻的地区“三百里渺然巨浸”，广大良田尽成泽国，人工河道与天然水系相互混淆面目难辨，航运通道遭到破坏，防敌目的没有达到。1275年5月，元军攻陷荆州，整个元朝时期，未见运河复航记载。

迨至明代正统七年（1442年），又见整治工程的记载，“浚荆门、潜江、江陵淤沙三十余里”，这是疏浚运河的中段。正统十二年（1447年）浚荆州公安门外河，以利公安、石首诸县赋输，这是整治运河通江口段。明万历癸丑（1613年）暮春，荆州公安派文豪袁中道作太和（五当山）游，是从荆州城东“草市”发舟至襄中（襄阳），“陆行三日，而抵山下”。这是经运河转汉江而行的佐证。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荆门州设在汉江边的沙洋漕仓，其“运解兵米必由泽口始达荆州”。那时的这条运河成为沟通长江与汉江的快捷水道，一度成为陕南、豫南与湖南、四川之间的水上货物通道。清宣统三年（1911年），因沙洋汉江的李公堤溃口，夺堤而出的巨大洪流裹杂着大量泥沙将沙洋至鄢家闸约4公里长的河道淤为平地。

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 《远东时报》 6月号上发表了 《实业计划》，提出“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长江）汉（汉水），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快捷方式”。该计划是指对荆襄运河淤塞段重新进行开挖，以恢复整条河道的航运功能。孙中山先生这一设想的提出，直接促成了日后两次疏挖两沙运河的行动，两沙运河的称呼也由此形成。

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水利处提出一个 《沙市潜江间新运渠初步规划》，设想依托古荆南漕河故道，重开从沙市便河脑至潜江泽口的运河，以恢复江汉间的货运。因疏挖工程浩大，进程缓慢，到日军占领武汉，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山区，这项工程已无法完成了。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处于1946年10月提出了一个 《两沙运河航道工程计划书》，想继续进行战前未完成的疏挖工程，还成立了一个两沙运河工程处。最终因工程所需费用巨大，加上此时内战已起，物价疯涨等原因，还未等这项工程开工，这个工程处就被解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江汉平原的水路交通成为经济恢复建设的重要运输方式。1953年荆州航管机构统一后，对境内通航水路参照军用地图结合调查资料并反复核实后绘制了荆州地区航道略图。对淤塞严重的沟通长江与汉江的两沙运河进行了勘察，提出了疏浚复航计划，因资金难筹而未实行。

1956年8月，荆州专署交通科对两沙运河北段的高桥航段进行了查勘，对该航段上报了疏挖报告。当年冬季，共用8万多工日疏挖土方4.47万立方米，对内荆河干流进行了一次全面清障工程，排除了西荆

河37.5公里的沿河沉树残木。内荆河清障后，小轮船可从新滩口上溯270公里到达长湖，距沙市30公里左右，受限于长湖长条形水草丛生，绕缠推进器叶轮，而无法航行，全线行轮的计划未能实现。

1958年开始，江汉平原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昔日繁忙的水路运输被闸坝节节堵断，不能直达通航。上世纪80年代，港航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逐渐得到国家的重视。1984年10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 《关干合作开发汉江航道的意向书》 后，原联邦德国几次派专家组前来考察江汉航线及习家口船闸工程。至1990年底，江汉平原水运航道上共有9座船闸，其中80年代兴建的有福田寺（新）、宦子口、习家口、下新河、徐李等5座。江汉平原的复航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上世纪90年代，交通部门决定利用已有的河渠在江汉平原腹地连通长江和汉江，并将这条连通长江和汉江的航道定名为江汉航线。至2000年，一条由新城船闸与汉江相通，经由鲁店、习家口、福田寺、宦子口等船闸，南抵长江北岸螺山船闸的五级航道全线贯通，船舶经此从长江到汉江，可缩短绕道武汉的水运里程300公里。

本世纪初，在国家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后，从长江荆江河段引水至江汉中下游、缓解汉江中下游河道用水的工程开始实施，利用引江济汉的引水渠道辅助建设过船设施实现通航的运河工程随之启动。该工程分引水工程和通航工程，其中引水工程由水利部门投资67.8亿元，主要是开挖底宽60米全长67.3公里的通水渠道；通航工程由交通部门投资22.6亿元，主要是在长江进口处和汉江出口处修建两座千吨级船闸和54座公路桥和一座铁路桥。上述工程于2010年3月和2009年11月分别开工建设，2013 年底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 9 月 26 日正式通水通航。该运河兼顾灌溉与通航两种功能，年平均输水37亿立方米，向汉江下游补充因南水北调而减少的水量，改善了江汉平原的生态、灌溉、供水、航运条件，在长江黄金经济带与汉江生态经济带之间构建了一条810公里千吨级高等航道，形成了集供水和水陆运输于一体的绿色生态旅游经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