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旅居过台湾的桐城人

徐长才

姚莹，生于1785年，逝于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他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侄孙。他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但其学又不受桐城派文章的桎梏与限制。姚莹自小有志于经世之学，见到了书，他都喜欢拿来看看。写作时，据说他往往喜欢“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对他的文章，外界评论是“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

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道光帝召姚莹进京，接受道光帝接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可用之才。于是，在第二年，姚莹被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这就是说，他已成了台湾官府中的第三把手。当时，台湾总兵是达洪阿，其人性格有些古怪，难与人共事。姚莹到任后，他诚心诚意地团结达洪阿，得到了达洪阿的敬重。他们一致对外，竭力加强台湾防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兵从基隆攻打台湾，姚莹在台湾积极抵御，五次击退英军进犯，联合乡勇，击斃和俘获英军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几张地图，取得了抗英的伟大胜利，使台湾不落入英国之手。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他。究其五战五胜之因，并非所谓天意，更非侥幸，而是姚莹积极备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出色指挥的结果。连达洪阿也十分佩服姚莹，说他是好人、有才能的人一个。

战后，姚莹却被权贵耆英等人妒嫉，诬他为“冒功欺罔”，竟蒙受一场牢獄之灾。因一时舆论哗然，朝野论救，他不久才被赦出，贬官四川以知州用。姚莹既蒙冤又遭贬官，确实受辱很深。但他能“既来之，则安之”，忍辱负重，不计前嫌。他到西藏任职当差时，他到处访贫问苦，仔细地进行调查研究，终于写下了著名的《康輶纪行》，成为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下，姚莹仍不改爱国初衷，仍孜孜不倦地探求振兴国家和抵御侵略的方略。在出使西藏后写的《康輶纪行》中，他怀着爱国义愤，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 在中国近代，桐城天林庄一带出了一个大才子，此人叫阮强。他生于1845年，卒于1927年，享年83岁。其先祖世居枞阳，阮强移居桐城天林庄。此人为人诚实无欺，平易近人，达观快乐，乐善好施。家稍有结余，他就行济困扶贫之举。即使家中无积蓄，他也照样乐于帮助比他家穷困的乡亲。当地人十分喜欢他，妇孺童叟都叫他“阮好人”。后来，乡亲们一致举荐他为孝亷方正，但他却极力辞让。他诚谢乡亲们的抬爱，硬说自己不够资格。

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清朝廷在台湾设置行省，安徽合肥人刘铭传担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一心励志开发台湾，力促台湾经济文化发展，促进台湾社会进步，保卫好祖国的神圣领土。他便布告全国，广揽人才。阮强知道后，便不顾家人的竭力反对和多方劝阻，心怀大志和一片爱国之心，不畏路途遥远，隔海相望，毅然决然地和同里人高仲樱赴台应聘。阮强在台湾书院以其渊博的学识与独到的见解，主讲国文，长达三年。学生们分外喜欢听他讲课，还热心地和他一起讨论问题。阮强为教书育人总是呕心沥血，尽心尽力，深得当地人和学生们的爱戴。在此期间，刘铭传发现阮强是个德才兼备之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向朝廷力荐他在台湾做官。阮强总是说自己不是做官之料，婉谢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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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阮强要从台湾返回家乡。但他十分亷洁清贫，回乡时仍穿着一身旧衫。刘铭传敬慕他品高才厚，特以一些金银相送，派人把它悄悄地放置在他的行李箱中。阮强动身前、在检查自己的行李时，发现了这些金银，料定是刘巡抚所送，便带上金银，登上巡抚衙门，执意退回，坚决不收，刘铭传只得由之。当他走出衙门时，刘铭传出门送他，望着他的背影，翘起大拇指，动情地连声地对大家说：“高士，高士，真正的高士！”

至于高仲樱，我只知其姓名，只知他与阮强是老乡关系，他们一道到了台湾，并在台湾旅居过一段时间。至于他在台湾的一些史迹，我不了解，故我就不多写他了。 方东美先生，名珣，字德怀，曾用笔名方东英，安徽桐城人，生于1899年，卒于1977年，享年78岁。他中学就读于桐城中学。他后来出国留学，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是新儒学八大家之一，也是哲学家与诗人。其一生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为学术主旨，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 其代表作品有《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等。

方东美先生十二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了一门婚姻，他为此十分苦恼。方东美留学归来后，他不同意这桩婚事，坚意离婚。

一纸诉状，送至桐城县府。方东美的离婚风波在桐城县城延续了七个多月，终不能冲破封建礼教的铜墙铁壁，打不破旧俗的禁锢，方东美最终还是败诉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临近春节的一个清晨，方东美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拎了一只藤制手提箱，毅然愤然地离开了他那可爱的和实在舍不得离开的家乡桐城。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归过故土一次，这成了他一生中的一块心病和一种遗憾。

抗战胜利后，方东美，这个哲学大师自以为可以安心于学术研究和从事大学教学了。与他愿望相反，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打击下，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软硬兼施和欺骗强制的手段，将一些知名人士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转移到了中国台湾。就在这种情况下，方东美先生不得已于1947年12月去了台湾。在这以后，方东美只能经常孤单地站在海边，向祖国大陆眺望，向故乡桐城眺望。他具有崇高的热爱故乡桐城的满腔情怀，故乡桐城成了他梦绕魂萦的地方。他不能回归故乡桐城，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憾事。他在晚年写作集成了《坚白精舍诗集》。在此诗集中，其中就有一些反映他迫切思念故乡桐城的这种心情的诗篇。 方东美先生到达台湾后，住在台北基隆。那里多雨、多雾。海面常常是烟雾袅袅，海鸟翻飞，蒙胧中透着一种难言的大海之美。基隆公园里有座狮头山，方东美先生常常是一个人孤独地伫立在那山的山顶上，面对苍茫浩淼的大海，久久地向祖国大陆放眼望着，真的是望眼欲穿了，他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请问，世间，谁不思念家乡，谁不想回到阔别的家乡来走一走、看一看呢？方东美先生有着无尽的、无法言表的乡愁！

方东美先生在台湾闲住了半年后，便被受聘到台湾大学担任教授，他又走进了神圣的哲学殿堂，他又开始了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哲学研究和撰写哲学著作的工作。

现实的严峻，人生的坎坷，再加上他对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及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方东美先生变得更加成熟起来，他思考问题也变得沉着、稳定和缜密起来。在此前提下，方东美先生一举打破了原有的思维模式，创作观念也有所发展和进步，从而使他在学术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他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新成就。他在台湾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魏晋三玄及隋唐大乘佛学》、《原始佛学思想之因袭及创作》等课目。后来，方东美把自己所讲撰成著作，并出版面世。这些都让人听之、读之深感耳目一新，大有新的收获。

在勤奋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方东美先生摒弃偏见，不断汲取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华来丰富与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的长进，不仅引起了国人的亲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在这个时期，方东美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应邀访美，先后在美国南达柯州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奥柏林学院进行了访问与讲学，深受那里人的敬重与喜爱。

方东美先生在步入中年以后，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颇有所改变，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已有了浓厚的理性的感情色彩。他崇尚人格独立，人生自由，主张对人性进行正确的顺势利导，坚决反对粗暴地压抑人性。为此，他写出了《中国形而上学中之世界与个人》，阐述自己的人性主张。这篇论文颇有影响。在1964年东西方哲学会议上，受到了与会的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们的一致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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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方东美先生心头仍有着强烈的郁闷与对故乡的深厚的思念。到台湾后，他仍保持着深居简出的习惯，只在每天的早晚漫步于校园。台湾大学与农村接壤，台大环境优美且安静，道路两旁有高高的椰树，绿树掩映中有一幢幢古朴典雅的教学大楼。校园的大道尽头与乡村衔接，那里有一片片果林和一块块瓜菜地，泥土的芳香随风可扑鼻而来。方东美先生常在傍晚从校园大道信步走到这里的乡村，来观赏此地的美景，感受泥土的气息。他觉得，这里颇像他的故居倪家墩。这就更引起了他的思乡情与抹不掉的思乡愁。 在台湾大学，方东美先生也偶尔出去会友。去的地方最多的是安徽籍学者农静台家。农家住在中国台湾乡村。农静台嗜酒如命，方东美来了，更增添了他的酒兴。方东美也因此学会了纵酒。他们二人常在农家庭院畅怀饮酒。酒足饭饱后，他们或赋诗，或纵论天下。不过，两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各自在安徽家乡的特色。这使得站在旁边的家人们也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1977年10月，伟大的哲学家方东美先生带着对故乡桐城深深的久久的思念，溘然撒手人寰。啊，他多么渴望再多活些年月，让自己能自由地回到大陆，回到桐城，重赏家乡美景，重温乡梓之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和感动的情景啊！方东美每当吟起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这首诗的诗句，就在内心泛起了一种久久甜美的滋味。

方东美先生在弥留之际，泪流不止，思乡话不断。他反复嘱托家人，要将他的骨灰洒入台湾海峡靠大陆一侧的海湾里，让大海汹涌的波涛将他的骨灰带到彼岸。生不能还乡，自己死后的灵魂也要回归故里！这是多么美好崇高的渴望啊！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都是炎黄子孙，两岸一家亲。当年身居台湾的方东美先生的爱国爱乡之心之举，真地令笔者和桐城人民无比感动，也真地令笔者和桐城人民无限景仰。 我所知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旅居过我国宝岛台湾的桐城人有姚莹、阮强、方东美三人。如果加上我不甚了了的高仲樱，就是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