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元代理学通过道统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道政二者的辨争，但要想实现道政合一，“道为政先、以道辅政”的理想模式，使得儒家思想真正贯彻于社会秩序的维系，理学不得不依附于王权政统。

所以，在元代，要想实现、巩固和发扬儒家道统，理学家对蒙元政统合法性的辩护就不会停止。

虽然对蒙元政权的承认，不完全是因武力的威胁和征服，而是对儒家文化、制度认同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当时现实条件下，承认并参与政统，是承续道统、施行儒治的必要条件。

只有在认同了蒙元政统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规劝统治者完成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所以，这是一种双向的认同。在这种双向认同的情况下，士人接受了蒙元的政权统治，而儒家思想上升为元代官方意识形态，元朝最终实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及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大一统。

一、政治认同一正统的接续

元廷已理解“在其位，则谋其政”的王朝正统地位是其政统合法性的先决条件。在论证元朝政统合法性方面，元代理学家郝经、许衡和刘因皆不遗余力。郝经最先提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也”，不局限于地域和血缘的，仅在“道”的基础上论证“中国”的概念，对蒙元能行儒道的做法予以肯定，并承认其合法地位。

许衡对蒙元代宋统治的认识，有天命论的色彩，许衡提出天命观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君主统治来自天命，元代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所以元廷统治的合法性毋庸置疑。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统一是其发展的主旋律。

但自唐之后，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连,政权交替,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百姓热切地盼望实现统一,过上安定的生活。刘因摒弃“夷夏之防”的偏见，从大一的思想出发，还是很希望早日实现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

在元代，一方面，理学家认同蒙元的政统，并积极为其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蒙元在制度方面也全面实现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并认可以理学思想为基础的正统论，表明自己是“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蒙元的正统地位在士人的心目中逐渐树立起来。经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蒙元维护了理学家在元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这也意味着同时实现了儒士对蒙元政统的政治认同。

二、制度认同一“汉法”的推行

蒙古贵族尚在征服时期，就在一些亡金旧臣和汉族儒士的呼吁下，开始逐渐接受汉文化，并适当推行“汉法”。如太宗窝阔台时，就曾采纳宰相耶律楚材的建议，“定赋税，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用，“由是文治兴焉。”

特别是在潜邸时期，忽必烈就“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郝经、窦默、姚枢、许衡等理学家在为忽必烈的潜邸之臣时，就一直劝其奉行儒道，推行汉法。忽必烈登基后，郝经、许衡等人又多次向忽必烈上条陈，系统地论述元朝施行汉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采取汉制、实施汉法的具体措施，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

(一)政治制度一守礼义、施仁政

早在1256年，郝经始见忽必烈于沙陀，就向忽必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提出创法立制必有一定规模，然后由一国到天下再到万世之规模可行。又举“天下蠢民害政之大者十一条上之,切中时弊，上皆以为善”。因为历经宋、金、元三代之战乱,郝经一直强调儒家仁义的治国理念。

而对于推行汉法的具体措施，郝经也有一系列的建议。他首先要求蒙元统治者要守“礼”。他认为“礼者，国之干也”",而具体的措施是“别嫌疑、辨犹豫、明是非、正纲纪、立法制、厚人伦、美教化、定民志。”设学校以厉风俗，敦节义以立廉耻，选守令以宣恩泽。

完一代之规模,开万世之基统。”忽必烈在夺取汗位之后，郝经即奏《便宜新政》十六条，接着又上《立政议》，力劝忽必烈遵循儒家的政治思想，创立制度，推行汉法。郝经强调纪纲礼义、文物典章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即是强调推行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许衡同郝经一样，为官期间，也极力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他以“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发挥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性，他还以《易传》为依据论证“元”即是“仁”，由此来阐述行仁政便得治世的思想。

对于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许衡也给出了建议“明德，爱民二事，君道之大纲也”。除了爱民，君王还应赏罚分明，这样才可以使“纪纲法度施行有地”。许衡是希望通过统治者实行仁政、德治，发挥道德表率，爱民如子，从而实现社会的制度化和有序化。

元代理学家看到了德之盛衰对政权统治的巩固的影响，所以劝诫统治者。他们规劝统治者推行仁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蒙元因开国初期的征战杀伐带来的民族矛盾，对稳定疆域，推动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制度一治生论

许衡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将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进行发挥，提出了“治生”的主张。所谓“治生”，就是谋生计。儒家伦理中一直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经商是以牟利为目的，故而有悖仁义道德。

许衡在元代儒士科举无门，生计艰难的背景下提出治生论，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他提出的“若以教学与做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为当时士人打破窘境、从事治生行业，解决生计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许衡的治生论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作用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三)教育制度一兴学校,重教化

元初，由于征战杀伐，社会动荡，元廷并不重视文化教育。直到宪宗时，大臣高智耀觐见时提到儒家的治国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劝宪宗为了国家治理和人才培养，免除儒士的徭役，并开始实行教育。但当时的帝王对儒家思想还不甚了解，拿其与巫医做对比。

高智耀解释说“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宪宗表示之前并没有人跟他提及。这-次对话被视为蒙元重视儒家文化及其教育的开始。元初对建学校、兴教化已经很迫切了。

随后的元统治者也都下过诏书，督办兴学一事。如前所述，元代的官学和书院都有过蓬勃的发展。在兴办学校、推行教化的过程中，赵复、许衡等理学家起了重要作用。自赵复北上在太极书院讲学，一时名儒均执弟子之礼。

赵复注重理学，其著述及讲授内容都围绕着两宋理学的传承、学旨和范围，并对宋理学的成就给予了赞扬。赵复梳理古今儒学发展脉络，并为后学展示广博的思想领域,其作用可谓承前启后。

许衡在三十四岁前后完成了由教授研习章句训读之学向两宋义理之学的转变，开始了理学北传的重要实践。许衡对元代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许衡及其弟子一直建议统治者重视学校的建设。

许衡还主张定教材，定学制、著书立作、教授生徒。许衡的弟子也均承袭他的思想，发扬理学，重视教化，在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名臣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得元代重开科举，并将理学推到官学的地位。

南方的隐逸群体同样重视教育事业。吴澄认为,国家的命运系于人才的兴衰，而培养人才，就要依靠教育的力量。他也提倡广设学校，当然，教育的实行并不一定依靠官府设立学校，但从国家利益这一角度考虑，官府必须设立学校，重视教育。

吴澄认为这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优良传统。吴澄一生，曾四处游历讲学，每到一处，学者莫不望风云集，恳请收为弟子，由于他盛名在外，学说成熟，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当时南北之士来从学者“常不下于数百人”。

金履祥与吴澄-样，也十分重视学校的设立及其教化功能。他认为社会动荡，民情不达，“上下之意不通”“谗殄罪恶“纷起”，都是因为教化的功能没有达到。如果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则是“审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于民心，民心所以化于上，而谗殄所以不行也。

三代而上，道化出于一，而异端不作，盖以此尔。”元代理学家都承认理学的价值，并都认可儒家的社会教化之功。都认为通过教化可以维护社会安定，践履人伦，从而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

综上，元代理学家通过为蒙元政权合法及合理性的辩护，一直试图弥合道统与政统分野。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在以论“根脚”的少数民族特权统治之下，儒家道统与蒙元政统在朝廷的斗争贯穿在元一朝。而蒙元对汉人的和儒官的排斥也是事实。尽管理学家一再推动，但儒家的道政合一理想并未得以全部实现。

与此同时，在学术层面，道统为了存续与发展，也不得不向政统投降，沦为其附庸。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理学的官学化。元代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确实使理学的地位得以提升，并得到充分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理学是道统服从于政统的产物，是元廷政治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