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吕梁，清朝清官孙嘉淦的传说流传至今。为官四十载后，孙嘉淦告老还乡，为了自己的面子与朝廷的面子，决定在回乡途中买十几个用于装载金银的木箱以显摆自己的家资，但孙嘉淦没有这许多金银，他就想到用砖头替代，在行车途中，箱子里不断发出哐啷响。乾隆知道这则消息后大吃一惊，在他心里，孙嘉淦一直是敢于直言、清廉为政的能臣形象，何故到头来也是个大贪官？于是马上派人截住他一探究竟。

正当乾隆疑惑之际，前去检查的人传来了消息，报告说孙嘉淦的箱子里装的都是砖头而并没有金银，孙嘉淦如此做法为的是表达朝廷待遇好官，让世人知晓圣上隆恩。乾隆为之感动，将孙嘉淦箱子里用以装阔的“金银”换成了货真价实的金银。

这则传说有许多矛盾之处，自然是百姓编造，用以勉励后生，声教“清廉为官”、“好人有好报”之类的道理。实际上，孙嘉淦并不是一个好面子之人，为官志不在钱财，以清廉与敢言而名声在外，何须壮阔。

孙嘉淦归乡后的形象，我们有其它的根据。《国学丛刊》记载孙嘉淦回到家乡后与邻里和睦相处的情形：“布衣草笠，与乡人野老谈田家事，娓娓不倦，和蔼近人，绝不知其为朝中大臣也。”

这些传说故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便可，切不可当真。然而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上有许多清官、好官，为什么要以孙嘉淦的名义编造这则故事？两百多年前的乾隆皇帝大概也问过这个问题。

那时民间以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份奏书，传阅甚广，直谏当时的朝政问题，惹得乾隆皇帝大怒，从上至下牵扯了许多达官贵人。这就是著名的“孙嘉淦伪稿案”。如果是以别人的名义，那么这份伪书可能石沉大海一般激不起任何波澜，然而他却以直谏著名的孙嘉淦的名义伪造这份奏书，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信以为真。

孙嘉淦是谁，为什么以他名义伪造的奏书有如此大的威力？

孙嘉淦的出生

看了前面的介绍，读者可能已经猜到八九分，孙嘉淦由贫苦百姓出生，并不出于官僚世家。对于这样一位草根人物，其家世自然难以探寻，只知道孙嘉淦为山西兴县人，祖父曾担任过县官，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日子时常清苦。

在富贵人家自然更顾忌自己家族在朝中的关系。跟谁是世交，跟谁又有过节，凡事小心翼翼，不然整个家族的富贵便毁于己手，有了这重重桎梏，便不能如孙嘉淦一般能言直谏。加上自己底层的出身，自然更知道百姓贫苦的根源，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疾。

孙嘉淦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经过多年的苦读，终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进士，被授庶吉士，从此步入了仕途，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四十年，最终告老还乡。

三朝元老

在康熙年间，因母亲与妻子相继逝世而丁忧守丧，在初入仕途时便守家几年，可以说发展得并不顺利，这种仕途停滞的状况直到雍正皇帝即位之后才得到改变。在雍正皇帝继位不久，他就大胆地上书谏言，大胆直谏“亲骨肉、罢西兵、停捐纳”。

罢西兵与停捐纳还好，对于亲骨肉，雍正皇帝可是大动肝火，因为雍正皇帝就是在各位皇子的斗争中成功杀出，如今才能坐上皇帝的位置，对于许多竞争者来说，雍正的帝位并不十分正当。

大家都知道这些派系斗争的事情，然而谁也不敢说，皇帝也乐得没有人提，谁知现在突然来了个孙嘉淦突然提起这事，雍正皇帝可谓是又气又喜，气的是有人敢这么跟皇帝说话，喜的是终于有人敢这么跟皇帝说话。

雍正欣赏孙嘉淦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雍正的统治之下，朝里朝外都形成了高压的氛围。从中央到地方，雍正都派遣了许多的密探，在此环境下，已经没有人敢向雍正说一句不是。

雍正皇帝也知道忠言逆耳，虽然孙嘉淦说的话让皇帝难堪，然而朝上也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声音。因此雍正皇帝平息了怒气之后便欣喜了起来，决定提拔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且谕九卿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且以为法。”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乾隆时期，此时孙嘉淦已经是三朝老臣，对于朝里朝外的事情已经知道许多，说出的话可谓是盛世危言。他上书《三习一弊疏》劝诫君主要：“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孙嘉淦诚心诚意的谏言，由此而得到乾隆的重用。不止如此，孙嘉淦为官四十余年，所上的奏书如今仍然有150余篇尚存。

为官事迹

孙嘉淦耿直为公的事迹不仅仅存在于他上奏给皇帝的奏书之中，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他只是一个靠博取皇帝的注意来上位的大胆臣子。实际上在他为官的生涯里，他去到哪里便改革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的贪官便要落马，不仅敢于劝诫君主，也是一位做实事的能臣，出身底层的他，很清楚地知道百姓需要什么，做什么能让他们快乐，做什么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乾隆年间，直隶地区自然灾害频繁，致使当地的粮食歉收，早先的官员没有找到治理的好方法，只落实管制的措施，不让这些忍饥挨饿的百姓流亡他处造成社会混乱。而孙嘉淦上任后，一改前任的管制措施，以赈灾救济的方法缓和当地民众的痛苦，灾情缓解后再仔细研究长期的对策。

最后他决定给这些难民以一定的经济支持，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期间的困难不必细说，孙嘉淦给每一类不同处境的人都定下了救助对策，这种用心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积极响应雍正皇帝的“救济贫穷孤寡”政策。眼看养济院变成一个无人监管的状态，需要救济的人无法得到救济，不需要救济的地方却空有名额，正是“是额多之处不便议减，而额少之处不得不增”，他主张灵活变通救济人数，落力修缮养济院，制定详细的救济措施。还对冒充顶替难民的人给予有力的惩罚，由此达到安定民心的作用。

后来孙嘉淦调任湖广总督，知道当地的苗民好斗，难于管理。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调查苗民与地方官管理体系上的关系，知道难点不在于苗民好斗，而在于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无法与苗民达到有效的沟通，小事不知道，大事就只能派兵剿杀，亦即“四处勾连，多方煽动比及官兵之至，已聚集多人，乘高据险，此其所以反之易平之难”。

孙嘉淦深知其中的缘由，只要对苗民做好安抚措施，遇到问题时能够做到及时的沟通，就不至于兵戎相见。于是孙嘉淦决定完善苗民的管理体系，让苗民选出自己的管理者，制定赏罚制度，然后地方官对这些苗民的管理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就能做到苗人治苗，从上到下建立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

不仅如此，面对当时紧张的满汉关系，孙嘉淦也做到了秉正直言。当时旗人“以民房既在圈内，即系旗房，按户索租，派令喂马”，要求住在旗人领地中的百姓缴纳房租，然而此条件如果得到落实，那么成千上万的百姓将背上沉重的债务或者因此而流离失所。

面对此事，孙嘉淦查阅档案，直言上奏，告诉皇帝满人与汉人历来都没有这样的租约，如果冒然施行，恐怕人心背离，使满汉关系更加紧张。乾隆皇帝下令与六部商议之后，决定照孙嘉淦的意见执行。

孙嘉淦的为官事迹难以细细表出，在治理河道与教育改革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做事情从来不满足于解决表面问题，而必定要考虑到长远的效果，达到长治久安的作用，他习惯于做细致的调查，不让自己的施政措施流于表面。

当自己辞官卸任或者调任他处之后，仍然能够按照他预先的想法来实行有效的运转，每到一处便解决一处的问题，从来不敷衍了事，这就是人们爱戴他，皇帝也欣赏他的原因。后来孙嘉淦这种尽心尽力、不辞劳苦的处事风格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直到他辞官还家。

正是这样一位清官，他的名声被有心之人所利用。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份看上去是谏言，实际上是毁诽朝廷以达到颠覆目的的奏折，而这份奏折，被伪造成出自孙嘉淦之手。借孙嘉淦的名义，在这份伪稿中指责乾隆“五不可解十大过”，指责当时的朝政与部分官员，传阅广泛，就连草野村夫都知道这封书里的内容。当时震撼全国上下的“孙嘉淦伪稿案”便由此而来。

孙嘉淦伪稿案

为什么有人要创作这份伪稿？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时常被成为康乾盛世，又不时有孙嘉淦这样的清官出现，当时官僚体系运转的效率相比从前都有极大的提升。经过雍正的高压统治之后，乾隆时期变得开明起来。就是这样，一紧一松的政治环境，为伪稿的创作与传播创造了条件。

而以能言直谏著名的孙嘉淦，当然能为这份伪稿增添极大的可信度。今时势，还有谁敢对皇帝直言劝谏，只有孙嘉淦了！书中的言语，全是指责乾隆时期的事情，例如“皇上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事情”，还有“诋毁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等等。

其实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乾隆也深知肇事者并不是孙嘉淦，从乾隆发出的一道谕旨可知：“诸臣有可参之事，孙嘉淦何不登之露章，而乃见之密奏。既云密奏，则惟孙嘉淦自知之，伊又岂肯泄漏于人，以招众怒。是或忌嫉孙嘉淦之造为此说，以排挤之耶？或趋附孙嘉淦之人，造此以扬其特立孤行之直名耶？但传言已久，姑不深究，其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之。”

随着时间的流逝，乾隆的统治手段逐渐高压。正是在这时候，伪稿的信息又一次摆到乾隆的案头，相隔多年，这份伪稿竟然以崭新的面目在传播，这不得不激起乾隆的愤怒。加上书中所说多为京城之事，非亲见亲历者不知道这许多事情，所以乾隆皇帝怀疑始作俑者是朝内的大臣。

上一次姑不深究，然而这一次，乾隆皇帝却热心起来。他开始严查此案，并且热心得过了头，下令“勿令党羽得有漏网”。期间牵扯了许多百姓与高官，并且造成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一时间可谓是人心惶惶。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乾隆眼见高压之下案件仍然无所进展，才选择草草了却此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之余又搞得民不聊生，才最终放弃了对这份伪稿传播与创作之人的追究，对嫌疑最大的犯人进行判决。但是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已经难以弥补，也为后来文字狱的再次掀起提供了条件，因为乾隆对自己的反思是自己的政策太过宽容，所以才会有人造出这份伪稿，以至于流传。

对于事情的真相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因为乾隆皇帝对这份伪稿深恶痛疾，已经把它给销毁。

面对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僵化，即使像孙嘉淦这样的清官元老有时候也显得无能为力，他只能对封建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经孙嘉淦之手，挽救了许多贫苦百姓，挽救了许多冤屈之人，制度有时候不以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但是世间的善举与善念，却会永恒存在，人们会永远纪念他。

就在“孙嘉淦伪稿案”不久之后，孙嘉淦也告老还乡，乾隆十八年（1753 年），孙嘉淦去世，享年71岁。据《国朝先正事略》记载，在孙嘉淦去世后，乾隆痛心地说道：“朝中少一正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