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概念谱系

作为西方交易成本概念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变迁与政策话语演化的重要概念。

它深刻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主体、行为与环境等多种变量中变迁和优化，使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够深入到现实行政改革和经济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去，寻找隐藏在改革与治理背后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降低我国经济治理机制的成本，这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环境不确定性等特征，在政策变迁中存在大量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根本上来讲，这种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政策客体(市场)在遵循政策主体(政府)的经济治理政策中产生的成本，它包括等制度性交易主体的低效率、制度性交易行为的不合理以及制度性交易环境的不完善等方面的成本，对于经济政策的设计、执行和评估产生不良的影响。

为了节约经济治理政策变迁的成本，提高政策治理效率，有必要从理论上探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理论渊源、概念内涵、基本类型、测量困境以及本质成因等方面，以便构建有效的政策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概念与公共性制度

制度是由人类设计并建立的，用来约束行为的一种规则。交易成本是评价和选择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尺。一个好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

制度变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不可忽视的主题，并且成为了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革命性的研究方法，即有效地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融入到制度演化的研究当中。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诺斯，他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聚焦在经济增长是如何受到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影响，以及探讨了经济制度的变迁，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内容，而建立在交易成本基础上的评价标尺是评估制度的重要指标。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可以被是作为公共性质的制度。

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基于经济运行的框架上，制度的分类可从私人性质的制度和公共性质的制度来理解。

公共性质的制度是公共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涉及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保障私人制度的存在、运作和优化，具体表现与优化市场环境的公共性制度与规范市场行为的公共性制度。

首先是优化市场环境的公共性制度。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环境或秩序的相关性制度表现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经济制度的维护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优化市场环境。

其次是规范市场行为的公共性制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府直接运用权威力量干预市场主体的组织管理，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国有企业和事业编制的单位当中；二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在竞争和信息流动上所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而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规制市场主体的经济交易行为。

这种规制的对象实质上是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各个环节，包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价格调节等等。判断公共性制度的好与坏，关键在于其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在公共性制度分析上的应用，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制度优化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我国的改革是政府驱动的，经济绩效的提升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性制度不断优化，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本文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度并非是私人契约的制度安排，而是公共性制度安排，即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治理主体在公共性制度场域下的互动行为所产生的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制度的设计、实施、监督和维持所需的成本。就交易行为与制度安排二者的内在包含关系来看，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制度成本的内容，二者关系可类比于母集和子集的关系。

交易成本是公共性制度存在的原因。在公共性制度出现之前，交易活动一直存在。交易活动的成本是完全意义上的交易成本。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人类设计出公共性制度以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形成一种具有稳定预期的市场制度环境。

当公共性制度介入交易的时候，自身便是产生一种制度成本，一旦这种成本影响到了交易，这种制度成本便转化为广义上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次意义上是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的交集。

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

从人类经济生产活动中的成本作为起点，探索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关的概念及其理论内涵。成本包括了交易活动和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成本费用。

所谓的交易成本，可以理解为阻碍了一项经济上的交易所产生的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当中，交易成本是评估一个制度或政策等规则好坏的基本指标。

对交易成本的降低，关键在于构建更具效率和效益的制度体系。交易成本的研究意义之一便是要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对于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认识和实践极具启示意义。

制度性交易成本，已然成为透视我国改革的重要概念，是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全面的探索。就其内涵而言，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作是政府与市场二者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性制度摩擦力”，是主体、行为与制度之间的“摩擦成本”。

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划分，基于交易成本与公共性制度之间的关系，将制度性交易成本分为优化市场环境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规范市场行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研究在建立精确的实证定义或开创严谨的测量程序上的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可被视为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一种启发性的方法。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测量都是缺乏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根源的思考，所得出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强调的政府治理，由制度性交易的主体成本、行为成本和环境成本构成，作用机理源于两个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作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表明了人类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

作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行为假设，机会主义表明人为能够扭曲制度运行。在认知假设和行为假设的机理下，制度性交易主体、制度性交易行为和制度性交易环境是影响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