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言有云：“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华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风云变幻，但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之中，各路英雄人才层出不穷。
在有限的考古以及历史文献之中，已经可以找寻到万万千千人才伟迹，但回望前朝、古往今来，一定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才被淹没在了宏大的社会潮流当中。
人才的选拔制度与影响时代的人物是息息相关的，举用何种人才、重视怎样的才能都影响着具体时代掌握话语权的角色类型。
伟大的历史人物虽然依旧要在客观发展规律下生活，但他们的过人智慧和才能，赋予了他们异于常人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改变一些时间和时局的走向。
科举制度从隋唐以来延续良久、几经流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决定了一批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此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局势。
图|科举人物画像
人才官吏是能够影响社会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由一些极具韬略才华的人物引领发生。研究中国古代官吏选拔体制，第一步当然溯源。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分历史学家对于科举制度的源头有着不同的观点。
在研究了宗法制度、世卿世禄以及世袭制度等等人才举用体制后，历史学者的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部分认为科举制度从汉代便有了雏形，而另一部分则更倾向于科举制开始于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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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人才至关重要，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挖掘研究也从未停滞不前。随着可靠的历史材料的逐步积累、丰富，学界基本同意科举制开始于唐朝。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科举考试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不同体制有着鲜明差异，常举是按规定而定期举行的选拔体制，而制举则不同，它的举行并没有规律，而且考试的科目可谓十分繁多。
从更为普世大众的唐朝常举制度入手，唐朝初始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包括明经、进士、明法、以及明书、明算等繁多科目，在种种科目之中进士科是最受到各界重视尊崇的，也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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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科作为当时官方和社会大众最为认可的人才筛选体制，其考察的范围可谓非常全面。但从其具体所涉及的内容，和知识分子所必需的备考功夫出发，记忆与背诵是比较重要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唐朝的人才选拔体制虽然呈现出系统化、规范化，但并不能真正完全地体现士人的学问和政治实践才干。除此之外，唐朝作为科举制度最初建立的时代，其所关注的才能领域是有典型中国考试制度的特质的。
比如，科举制度中的试策科目，这一科目就不仅仅是要锻炼知识分子的单纯的记忆能力，而是着重于考察参与者的文笔辞藻。良好优美、功底可谓构成了历朝历代、甚至是现代选拔文人才子的传统标准。
从长久观之，唐朝的科举制度塑造的这种人才标准当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哲思深远的文采、渊博广阔的知识眼界以及异于常人的背诵和历史弊端，比如就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这种体制很难真正筛选出具有政治韬略的知识分子，文采斐然毕竟与政治谋略是不等同的，歌颂时代朝政或者展现诗词才华并不一定就代表着，在社会实践、国事处理方面的同能能力。
因为这种不对等性，唐朝社会初次显现很多隐患，宫廷政变、文政斗争就是这种隐患的真实体现，一次次历史事件嗒嗒改变着大唐盛世的时局，实则，这就是人才制度的流变改变了时代发展的具体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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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典《清史稿·选举志》曾经评价过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体制为“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自唐代以来，科举制度便被广泛运用，社会对于官场和知识文化的认识大多建立在这一官方确立的选拔制度之上。
科举制度中，一批批状元、榜眼、探花成为了时代风云人物，而科举体制也逐渐规范化，到了明朝，更是发展出了八股文体制。
八股文并不是从科举制度最初确立就存在的，它作为随着社会文化、官吏体制逐步产生的文体，其源头基本确定在朱元璋统治的明朝，并在几乎同一时期被官方承认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文体。
八股文是具有十分规范的格式的，其具体所写的内容是古代官方经典的经义，构架格式为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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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细节来看，八股文是比较综合庞杂的文体，兼具骈文、散文之特色，同时有着格律的规定，作为一种庞杂而系统化的考试专用文体，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极强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
这种能力不再像是唐朝初立科举时所需的能力。文采才华已经不足以满足明朝科举制度的要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只有专门的八股文训练机制才能让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不得不承认从唐到明，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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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代时局出发而论，科举制度在明朝以来就实行严格的八股取士。但反观科举制度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将社会中具备政治才华的知识分子筛选出来，使其经世致用、服务于国家，可八股文的出现和考试制度的严格体系，愈发使得自由开化的文化氛围转向了封闭。
八股文成为官方人才选拔规范后，知识分子面临的局面实则是更加严峻了。文人才子本身就是百花齐放的，他们胸怀广阔，有着报效家国的宏伟志愿，但严格僵化的八股文却使得他们之中一大部分人被淘汰在时局边缘，壮志难酬。
清朝名士曾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英才，驱策志士，其术莫善于此。”八股的局限性和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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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风华、科举制度却日渐走向了封锁，八股取士依附于《四书》、《五经》，官方对于人才选拔考试所必须要考察的文书经典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
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八股取士意味着严格的入选考察程序，而对于真正参与考试的知识分子而言，八股文体制就意味着考试内容、考察范围的明确划定。
由此一来，这场考试的竞争才算是完全的站立在一条具有相对可比性的竞争性标准之上。但是，当我们的眼光脱离于官方考试和人才选拔体制的局限，把注意力重新回归国家社会政治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八股取士对于现实政治到底有没有发挥长远而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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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靠的关于明朝初期科举制度的文献，不难发现，当时的八股取士体制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时局方面的混乱事件，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如是言也。 明代科场的繁杂人员难免衍生出一些弊端，回望当时的著名案件，即明朝洪武“南北榜”案，该案件与当时特殊时期的人才选拔体制的不完备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朱元璋统治时代，人才选拔虽然严格的按照八股取士的规范进行，但其具体的会试取士是仍然坚持了择优录取准则，但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之中们却出现了南方士子中第人数远高于北方士子的异常情况。
考古文献中悬殊的数据差异将南北方知识分子的文学写作能力直观地体现了出。毋庸置疑，依据当时流行良久的八股取士制度，洪武三十年的这场考试的结果，将是此后多年官场中将是北方人士居多，推及深入，这一局面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士南北方政治局势的和社会势力的极大不均衡。
这无疑对于对大明王朝的凝聚力发展以及巩固封建帝国统一是极其不利的。
图|金榜题名牌匾
科举制度流变不断，科场案件也层出不穷，在古代文献《万历野获编》的专目《京闱冒籍》与《乙酉京试冒籍》之中，都可以找到历史依据。
“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而关节为甚”，这种腐败不堪的科举局势若不加以肃清，势必会对整个明朝的社会政治状况造成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
一个时代的制度是要遵循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明代的八股取士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强的系统性、标准性。从理想角度出发当然是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文才竞争的，但它的僵化和一致性却也滋生了一些人通过不良的手段赢得竞争。
一部分人通过贿赂的方式勾连现存的政治集团，长久发展，真正有政治韬略的人才将会不断流失，社会发展当然也就会陷入困局。而且，大批壮志难酬的人才，在爱国热情被不公状况打压后，很容易产生极端的反抗行为，在不良时局下备受困苦的百姓也会揭竿而起，从而埋下朝代覆灭、政治衰败的巨大隐患。
古代文人顾炎武就曾经在其代表作品《日知录·拟题》中提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图|科举人物像
科举的僵化在各种社会危机之下暴露无遗，政治纲纪的普坏，科场案骤多，使得人们的注意力终于落实到了科场秩序的领域。
对于已经遵循了百年的官吏选拔制度，明末清初的学者们也开始更深的反省与研究。从八股文长久以来造成的社会混乱和不良案件出发，清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大力地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
这一言论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学者，对于八股文的反对与批评。
从官吏选拔上清承明制的线索是很明显的，明朝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已经使得最初清明的吏政不复存在。僵化且弊端重重的科举制度被延续到了大清，其中所含有的各种隐患，随着人才选拔制度的演变而更加严重。人才是封建专制中的变量，官吏的选拔将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脉络。
图|科举人物像
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初期民主思想的萌芽体现、中西文明以及科技文化的交流，促使着人们不断反省现有的僵化体制。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企业，发展军事民办工业，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官方的人才选拔也不再安于现有准则。可是，顽固派的势力是十分巨大的，他们依旧牢牢掌握这这一封建专制时代的发展走向，科举制度维系的不只是人才体制，更是顽固派的政治势力。
所谓“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不适宜的科举制度必然会灭亡，而且它也会昭示着一个不符合时代客观规律的朝代的逝去。
清朝晚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整个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可谓是内忧外患。这种相当危急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各种战争频发，在一次次的失利中，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步觉醒。清政府所维持的傀儡式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一批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出路，也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科举制度所导致的种种严重后果。
图|科举关系图
在李鸿章等清政府具有进步思维的人士的提倡下，官方终于开始积极探索全新的救国途径，准备革新人才选拔体制。但是，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科举改制，都具有不彻底性。从维护封建专制的根本目的出发，这种所谓的“革新”是收效甚微的。
“夫科目者，国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权大柄也。”人才选拔体制和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一定要顺从时代潮流，否则，将会大大延滞历史进步。
在危机重重的晚清，严格僵化的科举制度已经完全无法筛选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人才，相反，这一制度还使得有革命精神的进步先锋被远远地排除在了政治中心之外，故而无法发挥才干。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已经迫在眉睫。
图|科举人物画像
传统科举制度几经流变，在这样的人才官吏选拔体制下，文人世族入仕的才能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也几经变革。
“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无所发明”，毋庸置疑的是，日益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从明朝发展到晚清，已经完全的丧失了选拔政治人才的作用。
新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文韬武略将在新的天地发挥光彩，科举制度千百年来所留下的文化底蕴被保留，而人才入仕的全新道路也已然开辟。
从隋唐时期到晚清考试体系与政治时局千变万化，不论是科举制度还是八股取士，从现在的研究视域来谈，当然是存在许许多多的弊端的。但是任何具体体制，尤其是与人息息相关的选拔制度，其存在必定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
不得不承认，在有着严格选拔程序和明确规范的官方考试制度下，历朝历代还是孕育出来了一批非常优秀经学家、武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文学家。
图|科举关系图
我们应采取客观的态度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社会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知识文化和社会制度中有价值的部分，是良好的人才选拔制度与肃清的官吏制度相联，创造清明发展的良好政治局面。
从晚清危局、大唐盛世以及大明风华之中，科举制度的风采在体现，不完善之处也在暴露，唯有吸取教训，不断随着时代发展需要完善人才选拔制度，新的进步才会被创造。
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或者学界的官方考试制度，作为与古代官吏筛选息息相关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潜移默化的引导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氛围、知识结构。正因为这一点，科举制度对于古代社会政治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代人才选拔制度已经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经济文化的进步而日趋完善。
但笔者仍然认为，封建专制的科举制度虽有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对文化思想的开创产生过消极影响，但这一制度在特殊的物质、意识条件下，仍然具备借鉴价值，它深刻影响着唐至明清的官方知识结构，同时也成为日本、韩国以至整个东亚人才选拔制度的借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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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选举志》
《日知录·拟题》
《万历野获编》
《乙酉京试冒籍》
页面更新：202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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