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1380年，明朝洪武十三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杀任职左丞相的胡惟庸，这就是明代非常著名的“三大案”之首——“胡惟庸案”。

胡惟庸被杀以后，朱元璋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取消中书省，并且规定后代子孙皆不得再设立丞相。

胡惟庸案

宰相的事务交由六部处理，皇帝直接统帅，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胡惟庸也许真的有过谋反之心，明初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在明朝建立以后，多居功自傲，很难不引起朱元璋的疑心。

杀胡惟庸是个幌子，想要废除宰相制才是真实目的，不过虽说“女人心，海底针”，但是皇帝的心思你也别想猜到，朱元璋的真实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胡惟庸之案结束后，宰相制度也就此结束，而这又是我国官职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之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宰相的前世今生

“宰相”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宰”有主持的意思，“相”则是辅佐。

那就很容易可以理解“宰相”的具体职务了，替君王主持朝堂会议，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

宰相制度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中国的宰相制度大体上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相卿”演变而来的，到秦朝正式确立。

宰相制度是我国古代官职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秦正式确立，到明朝1380年被废除，宰相官职的变化，背后潜藏着一定的因果逻辑和故事。

秦朝建立以后，嬴政结合春秋战国的各诸侯国的政治制度，自称始皇帝，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并且设置“三公”管理中央政府的事务，而丞相是三公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三公九卿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的宰相制度正式确立，成为封建专制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随之而来的是，相权与皇权的爱恨纠缠。

在皇权专制背景下的封建君主时代，宰相制度一定只能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附庸和陪葬品，因为它随国家出现而产生。

如果它威胁到皇权，那么它必然是皇权专制的牺牲品。秦始皇虽然设立宰相一职，并让他统领百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对于宰相的权力，秦始皇是一直控制在自己手中的。

从“三公”的设立便可以一探究竟，就是害怕宰相专权，所以又设置太尉和御史大夫来分走一些宰相的权力，例如军事和财政，而实际上掌管军事的太尉一直是皇帝呀。

对于宰相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的，他的出身和地域来源，都要受到调查，可见皇帝是一直提防着宰相的，通过各种办法来牵制相权，实现皇权的高度集中。

汉承秦制，宰相制度也被保留了下来，同时随着皇帝对中央集权的认识越来越高，对相权的限制也是越来越多了。

汉初，皇帝对丞相是非常客气的，共商国是，希望改变秦末的社会惨状。这时，丞相就有点，给点阳光就灿烂了，开始不听皇帝的旨意了。

相权迅速膨胀，皇帝怎么能坐视不管呢？汉武帝继位以后，大大小小一波操作，地方上推恩，中央上内外朝，皇权得到了加强，相权开始走向下坡路。

隋唐时期，是我国宰相制度完善的一个关键时期，政治制度不断改革，最终形成完整的政令执行体系，即“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的建立后，宰相的权力更小了，被一分为三，虽有宰相头衔，但是相比于前朝的宰相，这个宰相可就“窝囊”多了。

再加上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等头衔的加持，宰相权力不断被分割细化。

大体上看，三省六部制的确立，使得宰相制度更加成熟和完善，各部互相牵制，相互监督，形成比较完善严密的封建官僚体系。

对于宰相个人，他的权力是变小了，但是整个政治行政效率、国家体系是更上一层楼。

到了宋朝，宋太祖吸取了唐末五代的教训，对宰相又是一个大下狠手，在“三省”之外另设一机构，对宰相的权力再次细化。

这个时候，宰相只能管理民政了，财政、军政早就是过去式了。

不仅如此，以前宰相地位高的时候，可以“坐而论道”，现在和那些文武百官一样，都要站着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直接拍板，废除宰相制度，都不用再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去弱化宰相的权力了，从源头上给切断。

秦汉起，明初末，例行一千多年的中国宰相制度，在朱元璋这里被全盘否定和彻底终止。

皇权与相权，是不可能你好我也好的，在封建专制集权的时代背景下，宰相只会是权力斗争的陪葬品。

1380年，废除宰相后的明朝官职变化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一纸诏书，杀了宰相胡惟庸，废除了宰相制度，似乎是一了百了，不会再威胁到皇权了。但是，一些问题也相继而来，明朝的官职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宰相的存在，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一些不是特别紧急的，由百官商讨一下，定出结论，皇帝只需过目一下即可，剩下的就交给丞相和下面的大臣去办了。

但是，朱元璋这一下子切断了宰相制度，所有的国家大小事都需要皇帝亲历亲为，文书工作的繁重是难以想象的。

据历史记载，洪武十七年，仅仅七日，需要朱元璋直接处理的政务就多达三千多条，这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

皇帝也有想要开小差的时候，也想在工作的时候偶尔摸个鱼，后花园的花应该开了，朕还没有时间赏花呢？

所以啊，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面对如此浩瀚的文书工作量，开始怀念起有宰相的日子了。

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皇帝又开始想其他的法子了，重新设立一个合适的辅助机制，比宰相更“听话”一点。于是，明朝的中央决策体系，需要再一次变革。

废除宰相制度后，原来的大部分宰相权力收回了皇帝手中，也有一部分决策权流入六部等一些重要部门。

这些部门官员除了日常的上奏、议事以外，也参与到了朝廷中央的廷议、廷推等决策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维持原来的效率。

皇帝掌握着最后的大权，一切事情以他的判断为准，是中央决策权力的唯一合法出口，这对皇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要像“圣人”一样，一点儿差错不能有。

明朝几百年在位的皇帝，大概就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勉强合格吧。毕竟这个要求太高了，而明朝中后期的君主大多是昏庸不学无术的。

如此之下，明朝的政治体制还能运行两百多年，那一定是有其他的官职补充或者代替了宰相，这才可能解释得通。

宰相制度废除之后，一个新的机构诞生了——内阁。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设立了内阁，帮助自己处理一些政务。

内阁的基本组成就是“四殿二阁”，即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谨身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

内阁中实权最高，任职时间最长，最得皇帝欢心的阁臣，被称为首辅。首辅制是内阁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内阁制在某种程度上是首辅对皇帝负责制。

殿阁大学士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些辅政人员，偏向于今天的秘书工作，当时也没给他们什么头衔，就叫他们作“四辅官”。

“四辅官”以前也没做过这些工作，办起事来，皇帝也多不太满意，因此很快就被废止了。

明成祖时期，殿阁大学士被特定为皇帝顾问，不过也没什么决策权，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手中。但是这一制度也就默认确定了。

后面，由于皇帝本人决策的需要，殿阁大学士逐渐可以参与到国家事务上来了，真正成为中央决策体制一个有效的补充部分。

明朝中后期，皇帝多怠政，长期不上朝，政务由内阁处理，司空见惯，而内阁最高长官首辅也就成为了最高执政官员。

内阁在发展中的职权也是不断扩展的，除了主要地参与机要事务，还包括票拟、草拟诏旨。

我们今天简单谈一谈这个票拟权，票拟最早是在正统时期。

票拟的流程很简单，就是官员把奏章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拟定皇帝的处理意见，再用小票墨书贴在奏章上，送给皇帝批阅。

票拟之后呢，再由皇帝批红，这件政事就算得到解决了，再交由下面的官员去办理。

明朝后期的皇帝因为年幼或者昏庸，连批红的权力都不再经手，直接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批红，皇帝是一点儿决策权都没有了。

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收回的决策权，在自己后代的手中又下放了，还是被司礼监太监控制的。

官职变化背后的秘密

官职变化，人员调动，这背后也很难去具体讲有什么样的秘密，只是去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罢了。

前面我们提到过，宰相制度是因为国家而兴起产生的，我国古代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相权和君权那一定是一个矛盾争执的关键所在。

这两者就是在不断周旋，但是无论如何，皇帝都不会让相权过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它一定是在皇帝的控制之下的。

话说，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但是相权是一直存在的，它只是换了个形式而已，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政治制度的合理运行，就是需要各个部门相互制约，互相监督的，皇帝想要只手遮天，是没办法做到的。

只是在某个历史阶段，谁的权力更大一点，谁又是站在下风口。而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才会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好，更加合理有效。

宰相制度的存在与否，都不是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局限，宏观去看待这件历史事实

参考资料：

《从事必躬亲到垂拱而治——论明朝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方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