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与中国抉择

作者｜颜少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一带一路”处处长。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的实践平台。倡议提出近1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一、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遭遇严重困难，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影响持续发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金融风险、传统安全风险、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同时，外部风险传导至国内引发的新问题与国内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挑战相互交织，与“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存在的自身问题叠加累积，共建“一带一路”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一）美对华遏制持续深化，中美关系向以战略竞争为主转变

百年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美国的80%，未来十年有望赶上美国，中美关系成为牵动百年变局走向的核心因素。尽管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美国“认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一定会挑战其霸主地位，自2016年开始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外交、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工具抗衡中国。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并未延缓对华全面竞争态势，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挑动台湾问题，欲推动北约向亚洲扩围，以图削弱或延缓中国发展势头，中美关系走向质变，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向以战略竞争为主转变。中美关系虽存在局部缓和的可能，但中美关系竞争本质和主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呈现全面性、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

（二）俄乌冲突加剧世界格局演变，全球治理困境更加凸显

俄乌冲突下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交织叠加，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国际局势。一是加剧冷战思维扩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各国对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关注，争相增加军费开支，世界和平面临重大威胁。二是强化阵营对抗。美国利用霸权捆绑全球众多国家不断加入美国阵营，推动北约“东山再起”，冷战旧联盟“死灰复燃”，推动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展开阵营对抗，试图借助俄乌冲突重构欧洲和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将老牌盟友重新集结在其身后，以共同遏压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等新兴大国。同时，美西方国家等还试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构建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经济阵营与联盟，试图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三是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俄乌冲突使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急剧上涨，全球商品市场供需错配，通胀压力显著上升，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加剧，全球17亿人处于饥饿、贫困和动荡之中，世界经济前景暗淡。

俄乌冲突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困境，和平与发展问题、贫困、生态危机、公共卫生危机、供应链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仅凭一国之力难以有效解决，更不能把国际规则和标准变成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工具。构建一个更为合理、公正、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未来长周期要解决的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长期作为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不断抬头。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中，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受阻，部分区域贸易安排受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俄乌冲突持续演化严重冲击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有增无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增长不均衡，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动荡，人文交流受限，发展动力下降。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已经连续下调2022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特别是受俄乌冲突和疫情双重影响，全球价值链受到重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促使世界各国对全球化蕴含的结构性矛盾更加重视关注，美国加大在全球范围推动对中国经济“脱钩”和“断链”等，全球化呈现出碎片化、区域化、结构化趋势，全球产业链的“全球性”减弱及“区域性”显著增强，全球供应链成本增大和价值链收缩，将成为中长期的普遍现象。对于广大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而言，疫情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上涨，美联储激进加息致使全球流动性持续收紧，并从需求端、生产链、供应链、资金链等环节冲击共建国家本已脆弱的经济，部分国家面临较强的资本外流风险。

（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围绕数字领域的争夺更加激烈

新一代信息数字技术是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引领着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大多数行业无法幸免，但数字经济在对抗、缓解疫情冲击方面却发挥了独特作用，加速世界各国的数字化转型。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各层面对新应用形态接受程度普遍提高，越来越适应并习惯数字化、智能化、线上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增长潜力可以预期。同时，主要国家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争夺日趋激烈。美国依托领先的技术创新，打造数字经济全球优势；欧盟以数字治理规则的探索和数字单一市场建设为双轮驱动，打造强大统一的数字经济生态；英国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整体布局，以数字政府引领数字化转型。美国更是联合两洋盟友在数字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与中国抗衡竞争，试图在全球建立“去中国化”的数据标准，通过主导标准制定占据未来数字竞争的制高点。未来，有关数字规则主导权之争将会更加激烈。

（五）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长期总体来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仍需不断满足，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但另一方面，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一是从消费看，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将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活力，发挥消费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最大底气。二是从投资看，尽管中国在传统产业中的投资已经相对饱和，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新基建、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中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投资机会，投资也仍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三是从出口看，中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链，仍然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RCEP等区域经济协定、自贸协定和国内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等，培育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拓展了对外发展空间。

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性更加凸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更加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战略竞争风险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矛盾。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变化、美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和亮点效应的显现，“一带一路”被看成是两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近年来，美国提出了若干与“一带一路”相竞争的倡议，不断强化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制衡。在美战略拉拢和舆论影响下，印度、日本等周边地区大国，欧盟乃至部分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疑虑加深，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竞争风险将长期存在。

1. 美国不断加强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制衡

美国因素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最大的外部风险因素，也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长期课题。近年来，为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美国先后提出 “繁荣非洲倡议”“蓝点网络计划”“美洲增长倡议”“美国中亚战略”“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开展美日“印太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关系、美日澳“‘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等。拜登政府上任后，加快升级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在跨大西洋方向推动共同应对“一带一路”。2021年6月，拜登主导七国集团在G7会议上达成“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共识，提出与盟友伙伴探索推动“新印太经济框架”，试图联合“两洋盟友联动”应对中国 “一带一路”。2022年5月，“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在此框架下，美国将加强与地区国家在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东道国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性方案。2022年6月，美国牵头联手七国集团共同宣布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这是美国联手G7盟友再次推出全球基建计划，试图挑战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表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制衡将不断加强。

2. 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疑虑持续存在并不断加深

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积极参与美西方主导的“印太战略”下的各项基础设施合作计划，认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削弱其亚太影响力，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与“一带一路”相竞争的战略，使之成为日本深化“印太战略”、对冲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抓手。2019年，日美澳三国共同发起了“蓝点网络计划”，日本还利用2019年主办大阪G20峰会的契机推出“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旨在引领全球基础设施标准规则。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日本结合国际形势，从战略内容、支持机制及国际合作等方面调整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2021年6月，日本推出《基础设施海外推进战略2025（改订版）》，加大健康、数字、绿色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出口合作，提出与美国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展开重点合作、与印度“东向政策”合作加强第三方连接性、与澳大利亚在第三方形成具体合作案例等。

印度是近年来美西方主导“印太战略”的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始终对“一带一路”保持高度警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唯一没有以正式文件方式表达支持的国家。印度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印“主权”，先后提出“季风计划”“亚非增长走廊”“印度—太平洋倡议”等，试图加强与日本、欧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对冲“一带一路”意图明显。然而，从实施进展看，印度主导的战略对冲计划进展十分有限，更多体现为积极追随美西方主导“印太战略”下的各项战略对冲计划，以遏制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发展。

3.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存在战略防范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的中亚地区是俄罗斯传统的地缘势力范围，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一度持战略怀疑态度，并提出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俄罗斯逐步对“一带一路”开始积极回应。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与美西方陷入对抗局面，“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有望加强。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俄罗斯对于中国进入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战略疑虑不会根本消除，也担心深度参与“一带一路”会形成对我的战略依赖，冲击其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削弱其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以及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因此，俄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能是战略合作与战略防范并存。

4. 欧盟对“一带一路”疑虑在不断上升

在美国战略与舆论抹黑影响下，欧盟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存在战略误判和错误认知，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对“一带一路”疑虑不断上升，先后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欧盟—日本互联互通计划、欧盟—印度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等，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为欧盟主要的抓手之一。2021年12月欧洲联盟（EU）公布“全球门户”，宣称要将此计划打造成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值得信赖的品牌，战略竞争意图明显，被外界认为是欧盟与中国进行系统性战略竞争的一项关键举措。近年来，美欧共同应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互动增强，近两年的G7峰会先后达成“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共识。俄乌冲突下，欧盟战略自主受挫，主导的“全球门户”计划落实前景不容乐观，但美欧共同应对中国的战略协调加大，要谨防美欧形成针对“一带一路”的实质性战略协调。

综上可见，美、日、印、欧盟和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均提出了与“一带一路”相竞争的战略对冲计划，势必将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造成冲击。

（二）地缘政治风险与安全风险

共建“一带一路”涉及中亚、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非洲等地区，这些沿线国家和共建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传统与政治形势都有着很大的差异，面对的国内政治运动、国内与国际安全挑战等政治风险复杂，特别是“一带一路”所经的中亚、中东和东南亚等传统沿线国家和地区富含丰富的自然与战略资源，是世界主要国家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地区，且易受到内外势力的扰乱与干涉，呈现出国内局势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高企的局面，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面临的突出风险之一。

1. 地缘政治风险加大

政治风险是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外国投资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是多方面的，“一带一路”途径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是大国博弈的敏感地带，随着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加大。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也是“一带一路”的中心区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地，自然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地位突出，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合的重要地区。2020年2月，美国公布了《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俄乌冲突以来，美加大了对中亚的渗透力度，而俄罗斯也从未放弃对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未来“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推进的政治风险十分突出。

东南亚地区与我山水相连，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近10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取得重大成效。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于2020年起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美博弈加剧，美试图将东盟作为围堵中国的突破口，加大了对东盟的投入力度。2022年2月，美国白宫官网公布的印太战略文件中明确表示，东盟是区域框架的核心，美国将深化与东盟的长期合作。2022年5月，“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东盟—美国特别峰会发表关于升级双边关系的声明，同时，美国推出东盟B3W计划等，利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区域倡议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借俄乌冲突推动北约东扩乃至亚洲化，“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乃至整个周边的环境将更为复杂，也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在美渗透和拉拢下，一些支点国家也存在地缘政治加大风险。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推进与缅甸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中缅关系虽然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但两国的大项目合作基本停滞不前。巴基斯坦近年来国内政局混乱、地方分离主义盛行、恐怖主义势力猖獗，部族地区的政府统治薄弱，美国不断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和控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在俄乌冲突持续演化背景下，2022年8月，继立陶宛之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正式宣布退出由中国所主导的“17+1”合作机制，加速向美靠拢，“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变数增多。

2.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广、涉及国家多，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多种文明交汇的关键之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发展水平各异，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各不相同，热点问题、领土和岛屿主权争端频发，安全风险长期存在；同时，许多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政权更替可能使政府政策持续性受到影响，使“一带一路”的持续有效推进受到影响。此外，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困扰也将长期存在，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三）宏观经济风险与投融资风险

经济风险是决定是否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的关键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合作。据统计，2013—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13亿美元，年均增长5.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我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约1.1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286亿美元，涵盖交通、电力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布局的不断扩大和领域的不断拓展，且大部分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大量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成为需要面对的经济风险。

1. 经济增长风险加大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不足，新冠疫情使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影响，同时，俄乌冲突和大国博弈叠加共振，各类风险交织聚集，美欧主要国家通胀高企，开始实施激进的加息政策，致使全球融资条件趋紧，全球经济增长走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经济发展动能不足问题，经济外部性特征明显，因此，全球经济增长走弱和某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将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大冲击，加剧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放缓。在此情况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度增长的预期并不乐观，且增长的背后是较高的风险。过去几年，“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多是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增长前景走弱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同时也加重了中国面临的融资压力。如何拓宽融资渠道、丰富融资方式、推进各国政府间的融资合作与协同，已成为摆在“一带一路”建设面前的重大挑战。

2. 债务危机风险持续存在

债务危机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热点话题，也是主权国家经济领域重点防范的风险。自2017年起、西方智库持续渲染中国“一带一路”“债务陷阱”问题，已经对“一带一路”的声誉和高质量发展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时，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经济普遍下滑，财政收入减少， 2022年，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欧美国家激进的货币政策严重冲击本已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为了恢复经济，政府加大开支，债务水平持续高企，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但中国投资并非造成这些国家高债务风险的主因，沿线主要投资国并未出现债务负担显著加重现象，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底，82个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公共外债结构中，商业和多边债权人分别占比40%和34%，中国占比不足10%。权威机构的实证分析显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华债务仅占其GDP平均值的1.8%，远低于60%的国际警戒水平；多个国家在大多数年份对华债务负担率都不足1%。以西方智库经常提及的斯里兰卡为例，在斯里兰卡的债务结构中，中国债务占比较少，仅占10%，且期限长、利率低。不过，中国确实是巴基斯坦、安哥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缅甸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主要债权国，且大多为主权信用担保，在主要国家偿还债务能力走弱的背景下，债务风险上升，长期存在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此外，中国对外投资信息不透明，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中占股比例过高等，成为国际社会和东道国非议“一带一路”为“债务陷阱”的口实。

3. 融资汇率风险上升

“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的很多项目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项目回收期限长的特点，必须得到合理的融资保障，而融资结构却是比较复杂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缺乏发展资金，且经济金融体制落后、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致使很多对于融资的偿还顺序、偿还保障以及融资指标等，都很难进行制度化安排，这既影响融资的规模，也必将会影响融资后的融资安全。此外，汇率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对于中小型国家来说，其外汇储备极为有限，汇率变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等，致使很多收益难以实现交割。

4. 营商环境风险长期存在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多，且相关国家大多尚未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营商环境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一些国家面临各种内忧外患，政治动荡和战争风险高企，营商环境出现较大不确定性，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的投资和经营面临较大风险。如乌克兰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俄乌冲突爆发使得中国在乌克兰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化为乌有。部分国家市场和法制还不是十分健全，中国企业在这类国家的投资存在较高的税务核算、专利保护、违约解约风险。一些国家的法律与规则不符合国际规范，存在对外资过度规制与内资过度保护的现象。此外，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民生水平下降，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某些国家打着“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旗号，抬升了中国对外投资成本。

（四）国际舆情风险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掌控着世界新闻舆论的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舆论污名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论调从来没有停止过，已经并还将继续对共建“一带一路”产生实质性伤害。

起初，对“一带一路”不了解，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对中国快速崛起心存不平衡、不适应等，致使一些国外舆论对“一带一路”出现了误解和误读。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与西方争霸的“地缘扩张论”“新朝贡体系”等。近两年来，随着中美博弈加剧和“一带一路”亮点效应逐渐显现，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殖民主义”“经济掠夺论”“环境破坏论”“口罩疫苗外交”等负面言论，特别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志性工程示范效应的出现，自2017年开始，有关“债务陷阱”的论调甚嚣尘上，并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持续成为国际舆情的焦点，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最大舆情风险。

美西方加大力度资助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系统性负面舆论宣传，有组织地发动舆论战。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明确要求美国加大对华舆论战力度，专门将“一带一路”倡议抹黑成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手段，授权美国政府于2022—2026财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并要求国务卿任命一位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上官员负责政策指导、协调与经费动用等统筹工作。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安排利用这些资金支持并训练“记者”，让他们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发起所谓“公共责任调查”。美国政府还出资支持一些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利用其跨国网络控制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此外，美西方注重潜移默化改变国际社会共识，从传统媒体上升到网络的“认知战”，矮化、丑化和妖魔化中国形象。

美西方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的误读、曲解、抹黑等认知谬误，深刻影响、调节甚至控制了部分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有些直接引致部分共建国家的外交转变、政治干预、战略对冲等意志抗衡行为。因此，随着中美博弈加剧，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舆情风险也将不断增加。

（五）国内风险

除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外，“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我国自身存在的短板以及体制机制等不健全，也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关注的风险因素。

一是“一带一路”的内涵、定位和目标仍不甚清晰。当前“一带一路”的一些标志性工程获得成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但国际国内对于“一带一路”本身的认知仍是模糊的，对于到底什么是“一带一路”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国内共识和国际共识。国外不少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好像包罗万象，不少则认为是原有的经贸合作披上了“一带一路”的外衣，对于如何参与、与什么机构联系参与，没有头绪和常态化的机构。国内也是如此，尽管国家发改委设有“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但由于没有清晰的边界和范围，地方和其他部门的很多工作流于表面，重眼前而非长远，重宣传而非深耕，较为重视“硬联通”，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软联通”，难以产生系统性效果，也会对“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保护不力与监督机制不严并存。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的资金、技术、人员“走出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为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护、外交保障的能力未能及时跟上，利益“走出去”的速度明显超出利益保护能力提高的速度，由此带来一定风险，导致一些项目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对于企业的境外行为监管并不严格，对于企业的竞争机制缺少有效监管。在“一带一路”重点投资的基础设施领域里，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普遍存在，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不仅面临当地企业及其他海外优秀企业的竞争，还面临来自同行业、同部门的中国企业竞争。同时，行业间的无序竞争会导致上下游产业链出现脱节，丧失竞争优势，影响当地民众对我国企业乃至国家的整体印象。

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能力不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强劲，从开展工程项目建设，到进行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仍充满风险与挑战：第一，国际化规则标准话语权能力不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法律、人文、习俗等差异较大，在标准国际化、规则国际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容易引起争端，迫切需要建立与中国相衔接、相融通的规则、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标准规范“走出去”。第二，专业化的服务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不足。现有国际仲裁和争端解决机制程序复杂烦琐，费用高昂，外籍仲裁员及律师收费都非常高，对中国企业构成较大的经济负担，只能放弃救济。中国企业在境外诉讼仲裁基本上“十案九败”。第三，中国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能力不足。“一带一路”“走出去”需要更加深入，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需融入当地营商环境，适应当地文化，实现属地化管理，这是国际化的终极形态，有利于夯实“一带一路”在当地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营造良好环境。第四，国际化人才严重短缺。突出表现在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技能、能够适应国际化劳动市场的高端人才（专业化的管理人员）稀缺，成熟且能适应国际用工市场的产业工人（技术工人）也较为紧缺。而目前国内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一带一路”人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如何弥补这种落差，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更适应“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成为胜任“一带一路”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是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冲击影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贸投资活动的有序开展产生了巨大冲击，相关防控措施限制了商流、物流、人流等的流动，“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普遍出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等的轮换中断，部分项目出现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现象，一些开发建设项目被推迟甚至取消，海外项目、境外差旅等成本费用支出大大提高。疫情致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部分国家对外合作能力和意愿大幅下降。

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面对新形势下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和对冲有关风险，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一）继续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充分认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战略价值：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演进背景下我真正掌握战略主动的国际合作平台。美西方不断提出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倡议或计划，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应继续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及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落到实处，让“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惠及合作各方。

共建“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各国提供包容性经贸合作大平台，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的统筹，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当前全球治理赤字愈发凸显，应抓住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方更加多元化的契机，在全球发展倡议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多边化、国际化和机制化落实，更加主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和工作进行对接，推动“一带一路”更多转化为国际组织的决议、标准、规则、议案，使“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

（二）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风险挑战十分复杂，应建立应对风险的治理与防范机制。

一是清醒认识风险挑战的客观性和长期性。应清醒地认识到，美西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竞争会长期存在，某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指责从未间断，周边大国对“一带一路”的担忧和顾虑难以消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仍存在错误认知，其推进过程中的风险不可避免。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实践中动态、及时、有效应对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凝聚合作共识，实现健康、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风险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广泛分布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内，涉及两国外交、政治、经济、地缘利益等，面临外部环境的深度不确定性、动态性以及各类风险要素的异质特征、关联与耦合机理的复杂性认知等，迫切需要建立风险治理的顶层统筹协调机构。建议进一步做实“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功能，分设风险治理小组，探索建立各主管部门执行层贯彻落实的综合集成风险管理体系。

三是与所在国共同建立风险应对机制。应借助所在国、第三方以及多边机构力量，通过管理和治理能力资源配置，构建政府间协商、管理层协调、参与方协同的多元多层治理机制，构建“中国—所在国”以及第三方合作等多元层级风险网络治理能力体系，全方位、全天候提升风险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四是积极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在应对政治风险挑战时，要深入了解东道国的政局情况，不仅要融入东道国的合作框架之中，还要兼容俄、美、欧、日等经济体在所在国的势力。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分工要明确，责任要分清，项目投资、经济发展要与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分离，在解决领土或领海争端时不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和投资机制以应对经济风险挑战，帮助东道国健全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以更好地保护项目投资方的合法权益。

（三）分类施策化解有关战略竞争对冲风险

总体看，近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较为明显的先发优势，美西方提出的有关计划大多处于倡议阶段，落实前景不明，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影响有限，但潜在影响不小，应进行分类施策，防范这些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战略协调合力。

1. 多维度做好美国工作

美国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最不稳定的外部因素。2022年以来，美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再次联手G7盟友推出全球基建计划，利用俄乌冲突大搞集团对抗，炒作阵营化。应多维度做好对美相关工作，利用“一带一路”形成中美之间的“缠斗”“嵌套”态势，化解 “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与压力。一是加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中美在基础设施包括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可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同时，可主动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与B3W、PIGG等倡议对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营造对我“一带一路”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继续加强国际友城合作，调动美国州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美地方政府能实实在在看到“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基建和经贸合作的巨大空间，可推动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出发，缓解美国社会、民众对中美关系和“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推动“地方促联邦”。三是引导美国工商界以第三方身份等多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美国政府及一些政客不同，美国工商界有务实、创新的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忌少。因此，应注重加大与美国商会、相关美国企业等民间力量的沟通协调，为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更便利的“接口”，推动“以经促政”。四是加强中美智库和媒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消减舆论压力。美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部分来自智库和学界，应在加强中美“一带一路”合作特别是第三方合作的基础上，加强智库和媒体交流，共同回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切与疑虑，消减“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压力。

2. 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欧合作

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欧洲正面临空前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美欧关系面和心不和，中美博弈不断加剧，欧盟成为影响中美博弈进程及三边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为此，建议：

一是抓紧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重启进入审批流程。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欧双方克服困难，实现了贸易逆势增长，投资稳中有升，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班列是中欧经贸关系不断深化的缩影，2021年全年，中欧班列共开行15183列，运送146.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2%、29%，综合重箱率98.1%。2022年1—9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万列、发送货物118万标箱，同比分别实现了7%、8%的高增速。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全球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欧班列实现快速稳定增长，对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冲抵通胀负面影响，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中欧共同开发非洲、拉美等第三方市场稳步推进，帮助东道国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应抓住俄乌冲突下欧洲面临的各种困境，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生效流程，稳住并扩大中欧经贸关系，避免美欧形成抗衡中国的强大合力。

二是积极推动欧盟提出的有关基础设施合作倡议的有效对接。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B3W、PGII与欧洲“全球门户”计划对接合作。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性较强，且“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德、中法、中意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有一定基础，应推动“一带一路”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对接，拉紧中欧利益纽带，推动基础设施、金融、能源、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合作，巩固第三方市场合作成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建格局，避免美欧形成抗衡“一带一路”的合力。

3. 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俄合作

在俄乌冲突及美欧对俄制裁背景下，中俄战略互信加强，俄用能源、农产品等资源性产品换取日用消费品、生产资料等，将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形式。应加大力度开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中国西部新疆，北部内蒙古、黑龙江等合作经济走廊陆路物流和贸易通道的堵点，深挖中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潜力。共同推动“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实质性对接，推动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共同开发北极航线通道，使中俄形成更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合作网络。同时，利用美对俄金融制裁契机，扩大中俄金融领域合作，加大人民币结算力度，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俄罗斯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互联互通，拓展人民币数字化应用场景，为中俄贸易提供稳定、可靠的跨境结算通道的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巩固以中国周边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建设基本面

日本、印度等周边大国是美欧“印太战略”的追随者和参与者，东南亚、中亚、西亚等“一带一路”中心区域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为更好应对美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挤压，规避有关政治安全风险，应建立并巩固以中国周边为基础的“一带一路”框架合作网络。

一是巩固并深化中国—东盟各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2021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78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5%。2022年1—7月，中国—东盟贸易额达到5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3.1%。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RCEP生效实施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显现，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和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的最大抓手。同时，美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抓紧在东盟地区布局以抗衡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因此，应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指导下，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双边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绿色等领域和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重点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双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融合度和竞争力。加强“一带一路”与RCEP对接，不断扩大区域开放的有利条件，为成员国经济复苏增长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日本是美国盟友，但中日经济纽带关系难以割裂，为更好应对美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挤压，应深化中日经贸合作。RCEP生效后，中日首次建立了自贸关系，必将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加深。此前，日本也表现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积极性。中国正按照CPTPP加入程序，与各成员进行接触、沟通和磋商，可加强“一带一路”与日本主导的CPTPP的对接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以经促政”。同时，RCEP+CPTPP框架下，中日经贸关系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不仅仅是商品进口关税的互惠下调，更多是围绕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技术研发等制造业产业链的各方面，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合作格局。应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进程，形成利益驱动下日本、韩国自主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良性关系，避免出现日韩全面倒向美国的局面。

三是处理好中印、中印巴大三角关系。印度是南亚大国，尽管提出了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合作倡议，但几乎没有进展，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其与美在南亚地区的基建合作已对我产生了挤出“效应”。俄乌冲突下，俄印关系致使美印、中印关系出现调整变化，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经济上“拉住”印度，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领土争端；同时，处理好中印巴大三角关系，以调解者身份处理印巴关系，主张并强化三国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与争端解决；保持对印政策和对印度周边邻国政策的双平衡，要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尼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着手，深化中国与整个南亚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中国与南亚地区共建“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四是深化与中亚、西亚的经贸合作。中亚、西亚与我国陆地接壤，也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亚、西亚国家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下开展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4.6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463.4亿美元，增幅达100倍。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俄天然气管道等保障了供应国、过境国、消费国的安全和发展，成为欧亚大陆的“资源血脉”。应充分利用俄乌冲突下，中俄战略互信增强，俄罗斯对中亚地区控制力减弱的有利时机，拓展我国与中亚、西亚等的经贸合作，打通新疆、内蒙古等对外联通中亚、西亚、俄罗斯乃至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的堵点，构建以新疆为轴心，面向俄罗斯、中亚、西亚等的贸易投资大通道，逐步搭建形成以中俄为主轴，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主线的跨国区域合作格局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我国在中美博弈中的战略回旋空间。

五是拓展与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很多与我都有良好的合作根基。当前，拉美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对美不满情绪高涨，应抓住时机，深入美国“后院”开展相关合作，更加积极主动扩大与这些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但也不能搞成中国“包办”，不能放任各种错误认知、误解和误读干扰“一带一路”建设，应加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一带一路”理论内涵和愿景目标的诠释和宣传，大力构建于我有利的话语体系。

（五）全面加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

机制化建设是“一带一路”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的必然要求。应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即通过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促进机制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由项目导向逐步向规则导向转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探索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实体化发展。借鉴相关国际论坛的成熟经验与做法，探索设立秘书处常态化组织机构，逐步完善相关决策机制、协调机制、执行机制、外围机制等关键职能，有序推动向机构实体化、人员专职化和部门专业化发展，更好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发展机制建设。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等重大项目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应进一步强化项目遴选调查与风险评估机制，完善“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信息储备库，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对项目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地动态跟踪、监测与预警以及定期评估；健全完善项目合法合规经营制度，规范企业投资行为，鼓励企业在进行项目建设时应注重保护环境、履行减贫等社会责任，积极回应当地社会诉求，实现项目建设中的各方共赢。

三是健全完善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谓 “债务陷阱论”“债权外交论”等质疑，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应进一步落实好《“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提高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加强债务管理能力。鼓励多边开发机构与沿线国家开展联合融资，将人民币海外投资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安全有机结合，发挥中国境内银行和所在国银行的贷款尤其是银团贷款功能，实现资源联合投入、风险共担。发挥债券、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作用，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四是健全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投融资机制。统筹国际和国内资源、政府和社会资本、直接和间接融资，打造互利共赢、多元平衡、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融资机制。全面落实《“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等的作用，支持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引导鼓励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广股权投资、PPP项目融资等方式，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带动作用，动员长期资本及企业部门资本参与，针对不同性质项目分类施策，建立健全各有侧重的融资保障体系。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大人民币投资力度，化解相关融资和汇率风险。

五是积极构建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落实推动《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在现有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CSID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灵活运用多种手段，积极构建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特点并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法律数据库及外国法查明中心，推行“以发展促规则”或“边发展边规则”的争端解决模式，逐步形成完善的争端机制解决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六是强化海外利益与安全保障机制。应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安保机制，建立高效统一、协调联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总体风险、国别风险、项目风险监测平台和预警体系；针对共建国家不同情况，建立科学的项目风险评价体系和方法。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完善国家海外利益安全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投资协定，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鼓励开展相关培训，增强企业境外经营的合法合规性。通过强化海外利益与安全保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推动企业和人员更加安全放心地“走出去”。

七是加快构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体系。国际经济竞争归根究底是规则和标准的竞争，规则和标准的支配权意味着发展的主动权。总结我国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已形成的全产业链工程管理方式，形成统一规范的全产业链规则标准体系，并随着基建项目建设向共建国家复制推广，进一步巩固“一带一路”重大基建项目取得的先发优势。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将中国园区建设、运营、管理的经验以规则形式向共建国家推广。大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破除绿色发展和数字贸易发展壁垒，全力构建以我为主的 “一带一路”绿色标准体系和数字规则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平台参与国际规则标准体系建设。

（六）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面临严重话语困境，应通过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一带一路”国家话语权，这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尤为迫切。

一是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应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历史观。在当前国际局势新形势下，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集团政治、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做法，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习近平主席多次与“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领导人发出团结合作倡议。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世界政党对话会、G20峰会等国际话语场域和“一带一路”多元文化场域的积极作用，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更加强调“团结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引导力。

二是构建多元化话语主体。“一带一路”话语是共建国家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话语。应推动话语叙述主体由“我”变为“我们”，既要推动双方政府主体在外交和国际场域等官方场合为“一带一路”发声，也要发挥双方非政府主体在经贸活动开展、智库交流、媒体传播、民间文旅交流等过程中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大众媒体、学术组织、社会民间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重点议题上进行主题策划、积极表达。在用好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基础上， 更加突出驻外企业和代表性项目的作用，充分发挥驻外企业和重大标志性工程的信息传播和形象展示作用，特别是“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让它们成为会“说话”、会“讲故事”的生动案例。

三是改进话语内容。应提高议题设置能力，淡化对抗色彩，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选择尽量平和中性的话语，增强同理心和同情心。应按照国际叙事习惯改进话语内容，推动以政策宣示、宏大叙事为特征的话语内容，向以创新、微观叙事为特征的话语内容转变。可将中国与共建国家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和时代故事进行具象转化，通过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微电影、歌曲等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阐述其丰富内涵，以此增强“一带一路”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此外，在做好正面传播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负面舆论应对。

四是不断拓展话语渠道。在做好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交平台等网络新阵地的搭建和维护。长期以来，传统媒体国际舆论场由美西方国家主导，当前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 为我们高质量做好“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提供了契机，应研究并用好社交平台进行“一带一路” 建设的对外传播，推动国内社交平台国际化发展，助力“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更多国际受众所知道、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