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在敦煌时是否毁了壁画？

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率众弟子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

大师张大千

1941年3月，张大千携三姨太杨宛君、儿子张心智北上兰州，途经敦煌，结识陇中画家范振绪。在范振绪的提议下，进驻敦煌临摹壁画。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张大千前后在敦煌呆了两年七月。

1941年10月5日中秋节那天，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右任来到了敦煌。当时张大千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他陪同于右任，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陪都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并“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1948年，经由兰州某报通讯，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对张大千发难，十多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

张大千多年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1949年，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了“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历史学家向达揭露张大千破坏壁画

史学家向达

1942年，著名史学家向达来到敦煌考察，现场的场景触目惊心。向达发现张大千在壁画上随意涂抹、剥掉外层的壁画，甚至在精美的壁画上题写“蜀都张髯大千”。向达无比痛心，返回重庆后，他立即写信给时任中央语史所所长的傅斯年：“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

“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

1942年12月5日，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联名给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两人痛心疾首写到：“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

同时，向达用三天的时间写成了一万多字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署名“方回”寄给了傅斯年，傅斯年担心造成舆论的影响，还对破坏程度相关内容进行删改。后经傅斯年推荐，经删改后的文章分别在1942年27日、28日、30日在重庆的《大公报》连载发表，文中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此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界的反响。随后在傅斯年，李济等等学术领导人的奔走下，还有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甘肃省政府随后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要求遣送张大千。

张大千也回复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他的指责，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也曾叙述此事：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他认为这一切是自己对文物保护的不了解造成的。

确实张大千在许多壁画上题字，如第17窟藏经洞内，就有其涂鸦，内容为：“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辛巳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题记。”同时他在离开的时候，用抹泥、刮铲等方式清除了自己在莫高窟上的题词。

张大千在壁画上的题字

也有专家认为他没有毁坏壁画

樊锦诗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她说，1965年她来敦煌时，莫高窟尚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乱得很”，更何况在40年代。当时，这里还曾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期间，人员进出很杂，谁也不能肯定说被毁坏的壁画就是张大千所为。樊锦诗一再强调，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现在他们研究人员也会给洞窟重新编号。

敦煌当地人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忆述道：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对张大千毁坏壁画进行驳斥，指出张大千使用剥败壁的方法是我国美术史的一个创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

老友谢稚柳也为其辩护说：如果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打掉，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身在台湾的张大千看到这些文章以及老友为自己的辩解不禁老泪纵横。

张大千的儿子、事件亲历者之一的张心智为了“还父亲一个清白”，于200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题为《张大千不曾破坏过敦煌壁画》的文章，指出被剥损的壁画“乃他人所为”，将壁画损毁责任归咎于兵火、香客、路人、庙会和时间等因素。

无论如何，张大千对敦煌所做贡献比破坏要多，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