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为什么“债务不能滥发”这种常识也有人反对？

作者：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31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589篇原创文章。

“信用与债务”之争，我成了反对滥发债务的少数派。最近我提出“不能吸食债务鸦片”的观点，也引来猛烈抨击，认为我的观点“错的离谱，比较无知，无比荒谬，如果影响了决策层将贻害无穷”。

这种抨击我本来不想回应，因为只是不同的视角，绝大部分都是误会——按照学术论文的严谨程度，我这篇文章的确是“逻辑混乱，论证不严谨”。我若回应就有点多余，因为对方的很多观点我也同意——现在中国经济需要稳增长，不发债如何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但是，对于问题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多一些实践调研——不到地方走走就来讨论地方债，那也是非常“不严谨”的——这样就会既不了解中国的问题，也不了解中国的伟大。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也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最近十几年，我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CSSCI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近40篇，核心学术杂志发表近百篇，现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参与主持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一项，这个重大社科的总主持人是财政专家贾康老师，项目的题目恰好就是“中国地方债务与金融稳定性”。同时我写了其他专业评论文章近600篇，专门写信用和债务的近四十篇。看一个人的观点不能只看一篇，我也写了很多支持债务、反对债务“妖魔化”的文章。但现在我的观点很明确：时至今日，中国不能再继续让地方不规范的大肆发债了，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至于将债务形容成鸦片合适不合适，可能没有定论。如果大家读过一本畅销书，名字叫《债务与魔鬼》，就知道我的这个形容或许并不过分。这本书的作者名叫阿代尔-特纳，他在2008年出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相当于我国的证监会和银监会），他毫不隐讳的将债务形容成比魔鬼（印钞是魔鬼）更可怕的东西。

宏观问题不能只看总量，而是更应该看结构。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是什么？并不是北上广深这些比较现代化的城市，而是大量的二三四线城市，大量的县域经济。如果只看北上广深以及一些一线城市的债务，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当你到一些地方走，到县级市走走，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有个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几十个亿，但负债（包括隐形债务）已经几百个甚至上千亿，这个难道不可怕？这样依靠债务来发展的模式难道不像是吸食鸦片？

以至于赵燕菁老师从遵义调研回来，都私信跟我说“非常严重”！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感觉基本上也认为我的看法有道理。他在地方政府担任领导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知债务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当然，我也同意他的观点，不能将债务妖魔化，不能在发债方面畏手畏脚，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供选择的道路也不多。

然而，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深陷路径依赖，就必须只能走下去吗？经济学家难道不应该倡导正确的发展观，出现问题的时候要敢于指出问题的本质，而不是继续得过且过？改革固然在实践上很难，但是你既然病成这样，怎么可能不难呢？治病怎么可能不痛苦呢？中央三令五申，从43号文到新预算法，从债务置换到防风险攻坚战，就是要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观。当然，这里面也有财税制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加快改革。

如果认真读过我的一系列文章，就会知道我并不反对债务，我反对的是糊涂账，反对的是混乱的预算管理，反对的是债务发行过程中的贪污腐败和寻租，反对的是一些地方诸侯拿着刚兑透支中央信用。让一个预算软约束和不会破产的机构大肆发债，下场可想而知。债务猛如虎，这就是我国次贷危机前长期坚决不让地方拥有发债权的原因。

当然，我也深知一切经济学问题都要从“初始条件”出发，现在债务已经这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你看人家美国欧洲日本，不也都天量债务，不还是在继续发债？我们不发债稳住经济，出了大问题在国际竞争中就会落后？

对于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我的观点并非激进主义，认为坚决不能发债了，而是：

1. 不能再一次发债稳增长过关后就继续掩盖问题，而是借着这个机会启动改革。危机是改革的第一驱动力，不能浪费这次“债务危机”，要让各地官员意识到高质量发展不是发债，要知道当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不能再用“总量刺激的努力来掩饰结构性改革的懒惰”。
2. 要下放财权，上收债权，重定分税制比例和公共责任。地方债的问题根源非常复杂，需要的是央地治理机制的深层次改革，篇幅原因先不展开。
3. 要引导地方政府关注资产端，最近十年大基建形成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资产，疫情之后看看怎么盘活，怎么从免费模式到收费模式，怎么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率。债务问题不能单纯从负债端“急刹车”解决，要注重资产端的收益，只有把资产和信用运营好了，才会逐渐消解债务问题。
4. 要算清楚帐，先把旧账算清楚，我才给你加新账。不能再这么糊里糊涂下去，借新还旧何时了。中央也要体会地方的难处，疫情三年，几乎掏空了地方的家底，这部分债务和缺口建议中央用国债置换。
5. 当前发债要“救急不救穷”，否则债务继续常态化，财政要出大问题。对于出风险的地方，一方面该救助还是救助，另一方面要查清责任，落实债务终身制。中央必须要严格把关，让地方知道预算并非没有边界，财政预算是硬约束的。
6. 施行改革方案置换新增债务的思路。你要继续发债可以，你得拿出改革方案，要做预算和成本管理，要有发展当地实体经济，培养税基的具体计划。如果没有，就精兵简政。也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机构和人员，要按照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配置，不能再继续依靠常态化债务。二十多年前有国企改革下岗，今天地方政府改革也需要减少冗余人员。但是，在当前本就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精兵简政，要注意社会保障工作要跟上。
7. 发债的结构要优化，适度增加国债和一般性地方债，降低专项债、隐性债务比重。专项债的使用要放宽条件，增加货币效率。虽然现在城投债发行热情大幅降低，我还是认为证券化、标准化的债务，远比贷款和非标要好。风险不可怕，不可计量的风险才可怕。很多地方贷款，尤其是非标，没有二级市场定价，没有公开的信息，其实更加可怕。

对于发达国家债务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发达国家吸食债务鸦片也很严重，但是他们的体质要好，账算的清楚，有发达的二级市场可进行风险计量，有国际化的货币体系，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和汇率都是市场化的，风险能在时间和市场上分散出去，以不断小波动的市场风险置换大的信用风险。即使这样，也摆脱不了周期性的危机。看看美国的次贷危机，日本几十年的大衰退，吸食债务鸦片的教训还不够吗？（参阅《赵建：世界四种典型“债务病”，中国应提前防范》）

能将问题和风险向全球转嫁的发达国家，在债务问题上都如此，我们对债务问题当然应该更加慎之又慎。债务滥发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文明病，中国式现代化不应该重蹈覆辙。债务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债务哪来货币。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当前的时间点，地方政府不能再用“债务刺激的努力来掩盖结构性改革的懒惰”，应该一方面把债务用在最为关键的民生问题上，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另一方面还是我重复了无数次的话：支持市场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挥中国经济的自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