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清初，私史虽然大量出现，而若要探讨时人关于杨廷和的相关评论只能在明代通史著作中进行。

《国榷》《罪惟录》《石匮书》是清初较为完备的明史著作，三部书皆耗作者数十年之心血，书中流露着他们面对亡国易代的沉重心情，作为遗民史家的代表，他们对杨廷和的评价可谓各有见解，有前人的话语惯性影响，亦有遗民史学本身的特点。

补衮纳牖：谈迁《国椎》论杨廷和

谈迁，明末诸生。根据《国榷·义例》记载，谈迁在天启元年（1621）感陈建《通纪》之陋，欲自成一书。《国榷》初稿完于天启六年（1626），以后陆续改订，至顺治二年（1645）以后，又续加了崇祯、弘光两朝。

据《义例》所述，《国榷》创稿于公元1621年，顺治四年（1647）原稿被小偷偷走，又发愤重新编写，顺治十年（1653）年带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订，这部书的编纂时间前后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谈迁在书中自署“江左遗民”，但并不在书中为明王朝而讳，如其论明世宗，可谓全面客观。另外，《国榷》中按语颇多，有的是转引他人，有的是发于谈迁，对于这些评论需要具体的讨论。

关于杨廷和的记载

《国榷》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关于杨廷和的记载是按照时间顺序而叙其迁转历事。因为杨氏在成化末及弘治朝皆为翰林官，故其主要为政经历还是于正德、嘉靖两朝。就正德间而言，谈迁记载了杨廷和拒绝温恭配副将军印的请求、坚持为父守制、多次劝谏武宗、拒草谒皇陵并各王墓祝文、定策迎立世宗、擒拿江彬、借遗诏与登极诏革除弊政等事，于嘉靖间则主要记载“大礼议”。

对于前人说法不一的贿赂刘瑾、复宁王护卫等事，谈迁有自己的看法。首先，谈迁认为杨廷和未有贿赂刘瑾之事，其言杨廷和与刘忠皆未拜谒刘瑾，便直接否定了《双溪杂记》“赂瑾卖友”之说。对于杨廷和入阁，则采实录直说取之入阁，未有他论。其次，关于杨廷和在处理宁王事上的表现，即复宁王护卫与宣谕宁王二事，谈迁的记载颇值细究。

其载复护卫事：“周应宾曰：‘草威武大将军敕与复宸濠护卫者或以为杨廷和或以为梁储，两家子弟各有辨，事远人亡，何从而断。陈公槐以为二者皆出于杨，陈于杨虽有私隙，然其人以伉直名，当不妄云。周应宾是万历、天启时人，官至礼部尚书，陈槐于正德间为抚州府知府、江西副使湖广，周氏认为这件事过于久远，无从考证，而陈槐则认为草大将军敕与复宁王护卫皆是杨廷和为之，这与前人之说法颇异。大将军敕一事诸家皆记杨氏拒草，而敕后出则不知出于何人，复护卫事则应首出《双溪杂记》。

谈迁认为陈槐虽与杨廷和有嫌隙，但人品伉直，当不是诬诋之言。显然，谈迁在言辞之间是认同陈槐的说法的，这种因人采言的方法是谈迁采录私史稗乘的重要标准，其在《义例》中言“人与书当参观也。其人而贤，书多可探，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这种人书并观的方法虽然可见其选取史料的谨慎，但是，所择当信与否实则需要进一步讨论。而且，若是杨氏票拟复宁王护卫，则杨氏之处事不免与其人品和处政风格不符，不知如何不以本人而论事。

对于宣谕宁王事，谈迁以此事是武宗先宣于内阁，杨廷和对以宣宗处赵王事，这得到了武宗和廷臣的一致同意。谈迁既对陈槐之说有认可之意，则此处便事理不通，甚至不如《双溪杂记》更符合逻辑。

《双溪杂记》中以杨廷和受贿票拟复宁王护卫，后恐宁王事发牵及自己便秘密派崔元等人往南昌宣谕。此处则既言杨氏复护卫，又言杨氏主公开宣谕，不知杨廷和究竟如何。因为就宣谕事而言，杨廷和的处理建议是较为妥当的，属老成谋国之举，如此与复护卫事中的形象略有冲突。

关于“大礼议”的评价

嘉靖以后，明人多以议礼为嘉靖朝第一大事，如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第一篇即为《大礼》，谈迁对于嘉靖初年的记载也基本以“大礼议”为主，其对于议礼两派的种种主张、行为都给予了相关的评价，杨廷和作为“大礼议”中的重要参与者自然也包含其中。

在嘉靖元年（1522）熊浃上疏事后，谈迁发表了自己关于“大礼议”的第一处评论，即关于“濮议”与争论之启。谈迁曰：“定陶濮安之案，且汉宋之已事在，非无据也。永嘉逆窥上指，开陈其端，寥寥寡和，久之，历城巡检之书上，其风未波，自熊恭肃继上，宸衷益摇，渐成聚讼。”“异议即斩”是杨廷和在议礼事上专断的第一个行为，礼部尚书毛澄与群臣皆主此说是念孝宗之德，而且有汉宋之前事为据，即“濮议”之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张瑰等人窥世宗之意，接连上疏，杨廷和等亦坚执不回，世宗左右不定，两派聚讼纷纭，遂启议礼之争。

在世宗定策功封杨廷和等人伯爵事后，谈迁引沈德符之论，其中牵及杨廷和思怨报复之事。沈德符认为世宗即位时的次辅梁储未受封赏实在可疑，这应与杨廷和有关。“沈德符认为梁储被逐出阁全因与杨氏不和，杨廷和居首辅而以好恶用人，其后方献夫等人为梁储不平而指杨氏为元恶，则是杨廷和咎由自取，以致被后人载于私史，身败名裂。其实，方献夫等人谋罪杨廷和与“大礼议”之事密切相关，为梁储不平尚不能至此，但是，沈德符分析杨廷和与梁储之言则有所据，如此，则杨氏擅权专断非止议礼一事。

对于杨廷和因史道弹劾求去而世宗慰留之事，谈迁认为慰留未必是世宗本意，当时君臣已因议礼事有所嫌隙，史道挑唆之，则世宗更加动摇。谈迁曰：“史道伺旨挤新都，上意已摇，其慰留新都词指恳笃，亦拟于次辅，未必宸衷，然也。”诸家私史皆以慰留事为君臣一心，而谈迁的推测更为实际，当符合当时境况，这一说法后为《明史》所采。而后，曹嘉参劾乔宇，杨廷和、毛纪、蒋冕等皆求去，谈迁引徐学谟之论:“一时大臣党同过激，殊非事幼君之体，自后邪臣伺隙离间日生，新进用事，老成削迹，未必非廷和辈自处太高，有以媒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