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文人墨客被贬谪流放的不在少数。

韩愈被贬阳山、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等等。

身体虽被贬谪，他们的文思才干却通过另一种形式得以发扬。

由于文人的特殊身份地位，在流放地施展才华，“入蛮夷，开文明”。

他们在政坛失意，却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

被贬谪流放的文人，用悲壮的人生给民族文化带来了开拓创新的贡献。

在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文人们，一身傲骨，纵使一朝被贬，仍然快意人生。

得益于他们的不甘埋没，为流放地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推教化，启民智，改陋习，破迷信，福民众

受到过中原正统文化教育的文人，多曾任官职，深刻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所谓的流放地，都是落后蛮荒之地，学校少，教育不被重视，思想落后，封建迷信，人民的生活也大多贫苦。

正如刘禹锡诗中写到：“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文人到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兴办学校，推行教化，启迪民智培养人才。

韩愈被贬阳山、潮州，注意到了潮州学校虚设废置，当即着力办学同时聘请了进士来进行教学‘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

为了保障乡校的资金运转，韩愈不惜拿出了自己的十万俸钱投入其中。

在韩愈的支持推进下，大大改善了潮州学校废置的现状，走向文明发展。

刘禹锡被贬后任职连州刺史，非常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大力扶持后生进步发展。

在刘禹锡的大力推动下的连州得到了快速发展，登科及第的人数名列前茅。

同样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的还有被贬柳州的柳宗元。

柳宗元提倡儒学儒教，修建了孔庙、创办了儒学学校。

《柳州县志·艺文》中记载“自柳侯守是邦，建学官，崇圣教，稍稍诱以经书，悟以文章，由是钝银既凿，灵钥顿开，厉宋元以至今，鸿儒硕生后先相望。”

在这些地处落后蒙昧的边缘地带，因为尚未开化，还保留着很多陈旧的规则陋习。

从发达的中原贬谪而来的知识分子纷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为移风易俗的改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柳宗元被贬的柳州，当时还是一派“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隶。”的景象。

于是提倡“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让那些沦为了奴隶的人，按照服役的期限来计算同等的报酬，当报酬能够和欠债相互抵消时，就可以自动解除奴隶关系恢复自由了。

与此同时柳宗元还拿出公款雇佣工人为柳州百姓挖掘水井，为百姓解决了汲水艰难的问题。

在这些缺医少药的地带，多信奉巫医鬼神，柳宗元带去了相对科学的医学和验方，以破除这些封建迷信。

被贬到潮州、袁州的韩愈也遇到了同样的光景，遍地穷人、奴隶买卖。致力于改变这样的局面，推动奴隶制度的改革，解放了许多受到压迫的穷苦人民。

正是这些文人的到来，为贬流之地带来了新的生机。

逐渐缩小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差距，文人们成为了沟通的桥梁，沟通着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文人们以自身做纽带，促进了各方面的交流，进行深入了解后奔走其中化解矛盾，使地方和中央的交往更加密切。

化矛盾，促融合

在当时的贬谪流放地带，远离权利中心所在的中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语言文化的不相通，习俗背景的巨大差异之下，不可避免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自古存在纷争和矛盾。

被流放至此的文人，不得不和这些“蛮夷”朝夕相处，却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入了解、理解甚至是认同认可了这些远离中心的少数民族。

开始更客观、公正地看待少数民族，不断弱化对他们的偏见，在处理事物时，注重化解矛盾，尽量做到和平解决。

在和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中，诗意人生的文人们入乡随俗，也发现了少数民族人民身上很多可贵的闪光点。

就拿关注西南少数民族第一人——柳宗元来说，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留下了很多描写他们生活的诗文。

在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同情之余，更多的是对他们淳朴自然生活的赞扬和喜爱之情。

刘禹锡也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处融洽。

在生活中发现了他们身上坚毅的品格，大受震撼且为之感到敬佩。

通过观察少数民族人民的狩猎等活动，刘禹锡大赞其智慧。

苏轼在《劝农诗》中这样写到：“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其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

苏轼主张汉黎平等，反对歧视少数民族。

被贬的文人们在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相处后，都被这些自然豁达的人们所感染，积极乐观的生活。

他们所描写的少数民族生活写照，在当下仍具有参考价值，为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

奔走在乡间野地的文人将自己融入其中，化解着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交流和融合，为祖国的融合统一也起到了奠基作用。

交游学，展文化，著书说，促交流

被贬谪的文人在改变贬流地的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文学式样上受到了改变。

因为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文人们在日常的交游问学中，交流碰撞，擦出了新的火花。

这些对文学和对现实的重新认识，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中当属这些被贬谪的地区地域文化尤为特殊，也更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灵感。

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上有名的著作，大多数出自文人在贬谪期间的创作。

比如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

前文多次提及的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便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的创作，这十年间，创作了诗文400多篇；

白居易在江州写就了《长恨歌》、《琵琶行》等千古名篇；

苏轼在黄州也创作了将近七十首诗词。

独特的地理环境，不同于中原的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加上文人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文学天赋注定会迸发出多姿多彩的作品。

中原和地方、南北之间的大融合，大大拓展了文学式样，使华夏文明大放异彩。

突遭贬谪，面临巨大打击的文人需要及时调整心态，以接受突如其来的变化。

从悲愤屈辱中走出来的文人们，改变了自己的目标。

既然不能在朝野改革，那就转而著书立说。

或体察民情，深入蛮荒考察实地情况，写著成书，作为对这一方风土的参考。

或纵情山水，举杯赋诗，写下民风民俗，广为流传。

这些著作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将地区的文化带出偏僻的边缘走向中原，也促进了中原对边远地区的了解，是一个交流融汇的过程。

可以说没有这些贬谪流放的文人，就没有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瑰宝。

一方面，被贬谪流放是失意是耻辱，是一身才干无处施展的愤慨。

另一方面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为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各种文化的交融，才创造出来各种形式的作品和体裁，贬谪文人的著书立说，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语

贬谪文人之所以能为民族文化发展带来这么大的贡献，与他们在贬流地的作为和地域文化对他们的熏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原文化培养出来的大知识分子，一朝被贬，为当地带去了教化，培养了人才；

破除了迷信封建，改善了未开化地区人民的生活，解救了奴隶，造福了人民；

著书立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贬谪文人燃烧了自己的才华和生命，架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化干戈为玉帛，联系起了各族人民，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用风情万种的地域文化结合了正统的中原文明，加之以文人的创作才能，为民族文化增添了许多色彩。

参考文献

《柳州县志·艺文》

《劝农诗》

《新唐书·韩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