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人物传记-季梁》

季梁，又称季氏梁、季仕梁，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春秋初期随国大夫，我国南方第一位文化名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李白誉其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季梁对随楚关系格局影响重大，辅佐随侯期间，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唯物主义思想、“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主张以及“避实击虚”的军事策略，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周天子虽“三次征伐”被他称为“荆蛮”的楚国皆“结盟而还”。可惜当时的随侯对季梁的诸多治国方略始纳后弃，致使四面树敌，前690年在与强楚青林山一役中丧国辱邦。作为亡国之臣的季梁因此郁郁而终。

哲学思想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政治思想

季梁在与随侯谈论民神关系时，提出了“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主张。所谓“修政”，即对内整顿国家政治；所谓“亲兄弟之国”，即对外与兄弟国家互相亲善。这就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季梁认为，要对内整顿好国家政治，必须把“道”作为行为准则。他对“道”作了解释：“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季梁提出这一政治理论，是在公元前706年，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尚前无古人。

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予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左传 · 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薳以待之。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 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嬴师以张之。’······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嬴师”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和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把矛盾的运动及其转化原理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季梁军事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左传· 桓公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季梁不是应战，而是主张行卑词求和，待“弗许而后战”。季梁是基于这种考虑的：随求和不许，随军便意识到唯有死战别无他路，这样一来，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军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孙武则把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他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可以说，孙武关于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军事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不墨守成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喻灵活机动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 · 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 · 计》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季梁军事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成败，人主张从“道”上来寻找原委。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即以为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大国暴虐，虽说季梁对“道”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未予说明，但这个“道”是指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则是没有疑问的，无独有偶，孙武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就是所谓“五事”，而“道”居首位。不仅如此，孙武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时，同样将“道”列为第一。他说：“主孰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还对“道”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由此可见，孙武所谓“道”是指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这与季梁所说的“道”的内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决定军事这一朦胧意识的诱发。